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牟伦海副教授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6期发表《“想象的同盟”：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探析》（全文约2.8万字）。

福斯克提出的冷战文化起源说认为极度膨胀的文化帝国主义是美国发动冷战的根源。“文化起源说”同样适用于分析美日同盟的形成，即日本可以在文化心理上被改造的美国对日文化认知是战后美日同盟形成的根源。但占领结束后日本国内反美主义的爆发及20世纪60年代初美日“平等伙伴关系”的形成则表明，战后初期美国构想的美国文化价值观一元主导的同盟关系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美日文化价值观二元并存的“伙伴”关系。这种转变意味着战后美日同盟是欠缺身份认同基础上的“想象的同盟”。正如亨廷顿所言，缺乏共通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是美日关系相比欧美关系的最大差异，也是美日关系最大的障碍。入江昭提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强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的重要性。本文结合美日双方的档案资料，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探究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及其对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

整体而言，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文化起源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美国对日文化认知的转变与美日同盟的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膨胀的文化帝国主义所催生的温情主义泛滥推动了对日文化认知从战时的敌人逐步向潜在的盟友转变。战时美国对日战后处理政策的主流是严惩日本，甚至有激进者提出日本人作为一个人种应当被消灭，日本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应当被摧毁。但日本战败及美军进驻逐渐改变了美国的对日认知，日本是可以改造的观点日渐占据主流。麦克阿瑟、艾奇逊、杜勒斯、凯南等主导对日改革的美国政府领导层大都持类似观点，从中能够看到战后美国对日盟友意识的萌芽。对日文化认识的转变直接推动了美国对日占领改革政策的缓和。另一方面，日本文化的独特“转向”特质是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心理认知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青木保指出，战败后日本社会的“文化自虐”表现为肯定欧美文化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模板”，否定“劣等的”日本文化，彻底否定支配“旧日本”的“体系”，转而以欧美文化为“模板”构建“民主主义日本”。正是这种双方认知的高度契合成了美国构建美日同盟的原动力，而冷战不过是进一步凸显了美日同盟构建的必要性而已。

第二阶段，激进的对日文化改造与战后日本社会“美国化”的假象。早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造是以温和的渐进式路线为原则。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逆转，渐进模式迅速被单向对日灌输美国文化的激进模式所取代。松田武指出，“由于日美间无可争辩的非对称性、不均衡的力量对比，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美国对日输出文化在量上的倾斜，美国文化的‘灌输’这一事实不言自明。”正是由此，美国并没有在文化心理层面平等地对待日本，而是过于自信地推行单向对日大规模文化灌输，导致形成极为不平等的美日文化关系。从表面上看，战后美国对日单向文化灌输实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美国化”，然而日本所经历的美国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假象。青木保认为，经历了美国改造的日本成为亚洲最为“美国化”的社会、国家，其“美国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但这些都是表象的“美国化”，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持续性”并没有改变。形式上迎合美国而实质上保留传统的“选择性吸收”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美国化”假象的本质，由此也为日本国内反美情绪的爆发及美日关系的再调整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抬头与反美主义爆发下的对美平等化诉求。随着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及迈入高速成长，倡导日本文化优越性的文化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反映了战后日本自我文化认识由战后的自我否定向自我肯定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末，无论是日本政治精英还是日本普通民众，都呈现出反美情绪高涨的态势。麦克阿瑟在向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转呈岸信介访美问题时认为，岸的背后代表的是日本的“民意”，称岸访美是一个“推动美日在经济、安全领域实现真正平等的机会”，否则日本的大众舆论会将日本推向“积极的中立主义”。支撑日本政府与民众对美平等化诉求的是日本文化自信高涨及其带来的对于美国文化泛滥的排斥。该时期反美主义的本质是一场日本文化防卫意识下的“文化纯粹化”运动，核心在于排除异文化（美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维护日本文化的纯粹性。而这也是日本文化“转向”特质另一面的体现，即崇拜乃至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正在于成为并超越强者，经济成长起来后的日本积极追求对美平等及超越美国的“优等生”意识突显的外在表现。

第四阶段，美国对日文化认知的再转变及“平等伙伴关系”的确立。针对日本国内反美主义的高涨以及战后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美国开始在认可日本平等地位的基础上重新评估美日关系的定位。此外，进入20世纪60年代，战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向“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转变的自我反思也是推动美国在对日文化平等化诉求上做出妥协的重要因素。1961年4月，以倡导美日“平等伙伴关系”著称的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倡导“促进、鼓励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扩大发挥健全的作用”，即以“平等地对待日本”著称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正式形成。在赖肖尔的努力下，1961年池田与肯尼迪会谈之后，战后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对美“从属”正式转变为以“协调”为基础的“平等伙伴关系”，由此奠定了其后至今近60年美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而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作为支撑美日伙伴关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文化）之一，其对于美日关系的稳定、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文化润滑剂作用，是美日关系在文化心理层面实质性转变的标志。这种意识转变对于美日同盟的影响体现为，支撑美日同盟的文化价值观基础由美国自由民主文化的“一元性”转变为美日文化“对等性共存”的“二元性”构造，实质性地改变了战后初期美国构想的美日同盟定位。

英国学者勒博提出，决定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动机。如上所述，战后美日同盟自萌芽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终定型的形成过程之中，美日间相互文化心理认知这一文化价值观因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冷战战略层面而言，美国对日改造是成功的，即日本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基本认同了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文化价值观。然而在天皇信仰、集团主义、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文化传统层面，丝毫没有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战后日本的文化价值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国化与文化传统延续的二元并存。而导致这种独特的二元并存文化价值观形态的根源正是丸山真男所言的日本文化的“精神性杂居”特性。美国只是看到了日本展现出的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表象，而忽略了日本文化固守传统的特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的美日文化价值观共通性是维持战后美日同盟不可缺少的信任基础，但其稳定性并不牢固，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动的冲击。相比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共通性，文化传统维度的美日文化价值观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是战后美日同盟长久持续的最大障碍。整体上，战后美日同盟间的文化价值观构造是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共通性与内在的文化传统身份认同对立并存的“扭曲”平衡。这种“扭曲”平衡的本质是美国人宣扬的文化“普适性”（universal）与日本人固守的文化“唯一性”（unique）之间矛盾的体现。构建在不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战后美日同盟是考察战后国际关系中文化变量与传统战略变量如何影响、决定同盟关系构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从文化视角认知国际关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