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大矢根聪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发表《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兼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全文约2.8万字）。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过程中，和日美经贸摩擦一样，也出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而且，经贸摩擦无法利用WTO的多边机制从法律层面进行解决，需要通过两国政府间磋商来寻求政治解决，获得一时的稳定。但是，和日美经贸摩擦不同，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并不是由民间主导的，也不仅仅围绕特定产业的有限争论焦点展开。此次的经济问题政治化，是在美国举行总统选举之际，由特朗普团队主导，涵盖广泛的经济领域争论点，同时美国国会和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基于安全保障立场的争论焦点，两者相互作用并形成共鸣，结果使中美经贸摩擦朝着经济、政治、安全保障等多领域相互交织的复杂对立状态发展，双方的政府间协商不得不从复合观点出发应对多元化争论焦点，而不能像日美经贸摩擦那样分领域单独处理。于是，政府间协商进展缓慢，无法满足两国政府的目标预期，进而导致双方很容易依靠制裁措施等强硬政策来解决问题。

在中美两国内部，相关行为主体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立场。在美国，由于争论焦点多样，几乎包罗了所有行为主体的利益，大家形成了共通的立场。而且，美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关乎安全保障等居于优先地位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强化了相关行为主体立场的一致性。在中国也是如此，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提出一揽子质疑，必然使各行为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应对。结果是，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诸如日美经贸摩擦中出现的“大喊大叫—长吁短叹”式政治力学没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两国内部尤其是政府内部出现多种意见主张，并互相交锋、形成均衡，最终使贸易保护主义派和自由贸易主义派或者说强硬派和稳健派之间形成调和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也可能是因为两国的相关行为主体都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频繁使用制裁措施所致。而且，在美国，平民主义高涨，在中国，国家主义意识增强，两国国内的一体性进一步凸显。

即便在如此中美经贸摩擦中，两国依然举行首脑会谈，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府间磋商取得进展。这并非是因为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不得不尊重自由贸易主义而希望稳妥地解决问题，而是因为两国首脑都希望迅速取得成果以抑制经贸摩擦长期化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为此可以有一些妥协。

基于对日美经贸摩擦的分析，围绕抑制中美经贸摩擦并保持稳定，或许有如下教训可供借鉴。

第一，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民间的产业界和工会组织很容易采取政治行动或提起法律诉讼，而且由于开展对外贸易的权限由国会掌控，所以政府很容易处于被动境地。加之在政府内部存在商务部和USTR等对产业利益非常敏感的组织，所以一直以来，在美国，经济问题就很容易政治化。这种经济问题政治化难以从国外进行抑制，而且今后也很难改变，所以在应对与美国相关的经贸摩擦的时候，必须以此作为前提条件来摸索解决之道。当然，目前跨越日美以及中美国境的企业间以及产业间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但要控制经贸摩擦的发生还是很难。

第二，如果经济问题政治化难以避免，那么在通过政府间协商解决这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应该尽量回避争论焦点的过度全面化、复杂化。早期的日美经贸摩擦，主要发生在特定领域内，讨论一些特定问题，不会涉及诸如国内结构性问题之类的复杂且广泛的争论点。当日美经贸摩擦的争论也进一步扩展到跨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包含了安全保障层面的意味时，两国的政府间协商也陷入混乱，对立进一步激化。至于中美经贸摩擦，涵盖了更广泛的争论议题，安全保障问题的相关性也更深刻。詹姆斯·费隆（James D.Fearon）就指出，政府间协商失败进而导致争端发生的重要原因是政府间协商所涉及的争论议题不能分割，政治性妥协很难实现。

第三，国内行为主体的一体化和强硬外交姿态，实际上并不能保证有利的谈判。在日美经贸摩擦中，“大喊大叫—长吁短叹”式的政治力学发挥了作用，虽然强硬派或者说贸易保护主义派一时占据优势，但也被稳健派或者说自由贸易主义派扳了回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国家内部乃至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立场和主张，而且也确认了两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而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由于国内行为主体逐渐一体化，一旦双方都采取强硬姿态，与此相对的复原力就很难发挥作用。

第四，基于强化这种复原力的观点，确保国家间的行为主体互动机制多元化和利益的共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日美之间，诸如中日以及日韩等很难形成稳定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在政治家、产业以及企业之间曾经也有紧密的交流往来，形成了跨国境、多元化的主体间关系。这种关系能够确保两国在水面下进行交流，互相传达真实意图，并摸索妥协方案，进而推动政府间协商顺利进行。但是，在很多国家之间，这种关系由于政治家以及经济界人士的世代更替以及交流资金不足等原因而出现淡化，有必要重新构建。

第五，在首脑会谈中，两国首脑相互确认两国共通基础的行为，在使经贸摩擦对立相对化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在日美经贸摩擦中，由于两国存在同盟关系，加之都一直参与GATT/WTO等自由贸易秩序，因此两国首脑会谈反复确认这些磋商基础，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促进了政府间协商的推进。但是在今天的中美经贸摩擦中，两国围绕安全保障和国际机制存在潜在对立，因此有必要通过其他要素来补充完善双方的共通基础。开拓、巩固两国能够坚持一致立场的领域，包括向某一地区派遣人员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围绕全球性议事日程的协商应对以及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原则性理念等，都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找到一些共通基础，并通过首脑层级的反复确认不断使之强韧化，将有助于抑制或者稳妥处理经贸摩擦。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