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2期发表《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全文约2万字）。

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初步日美贸易协定，意味着两国于同年4月启动的双边贸易谈判暂告一段落，所签协定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徐梅认为，半年时间内便达成的日美贸易协定，诞生于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也反映出一些特点。

（一）日美贸易谈判的背景

长期以来，各国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一直追求公平获利的目标。然而现实中，由于国际市场规模有限，以及贸易伙伴之间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结构及利益诉求等方面存有差异，各方从国际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很难达到均等化。多方利益的存在以及受益的不均等，又往往促使贸易伙伴之间通过谈判寻找利益平衡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之间的经贸谈判既涉及经济、政治利益，也涵盖个人、集团和国家利益，围绕方方面面的利益相互进行讨价还价。而且，这种利益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会发生变化继而进行调整。日美两国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启动双边贸易谈判。

1.  特朗普贸易政策导向，是促成日美双边贸易谈判的根本动因。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奉行“美国优先”外交，施行贸易保护政策，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多边框架，主张对外进行双边谈判，以促使对方做出更多的让步。美国的退出，使日本加入TPP的政治经济意义大打折扣，安倍政府屡次劝说其回归TPP，但结果令其失望。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提议，日美两国于2017年4月启动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围绕经济政策、贸易投资规则及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等议题进行对话，日美间的经贸交流与磋商开始从多边转向双边。但是，由于此时的日本更加关注TPP多边谈判，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于2018年秋季才真正开始。

2.  美国对日货物贸易大量逆差，是其对日经贸施压的直接理由。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半导体等产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汽车产业向美国等地转移生产，日本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在80年代曾经愈演愈烈的日美经贸摩擦逐渐消退。但是，日美贸易收支失衡的状况依然存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当月，便批评日本对美汽车贸易有失公平，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访日，即强烈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据美方统计，近五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额在700亿美元上下波动，2019年为689.8亿美元，在其贸易逆差总额中占8.0%，仅少于中国和墨西哥，日本是美国第三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已成为日美间的一个外交课题，也是美国意欲在日美贸易谈判中着力解决的问题。

3.日本在扩大经济伙伴关系上取得新进展，美国对日贸易陷入被动。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日屡屡施压，安倍政府加快拓展对外经贸关系。2018年3月，日本等11个成员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7年11月TPP更名为CPTPP），同年7月与欧盟达成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这两个协定均已生效。日本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CPTPP成员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欧盟成员的进口农产品实行减税或扩大配额等优待措施。而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对手，日本对其扩大市场开放，意味着美国的牛肉等产品对日出口会陷入不利境地。美国国内的生产者和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特朗普政府尽早与日本缔结贸易协定，以维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4.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与日本加强经贸合作的需求上升。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启动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断扩大范围，也遭到中国的关税反制，导致美国农产品订单流失，对华出口大幅减少，大豆等产品价格下跌，美国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为减轻农民蒙受的损失，美国财政拨款给予补贴，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处境以及国内要求与日本尽快缔结贸易协定的呼声，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快推动日美贸易谈判，并以对日提高汽车关税相要挟。2018年9月，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就启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达成一致。受中美贸易谈判、美国政府关门等因素影响，原定于2019年1月开始的日美贸易谈判被推迟到4月中旬。

（二）日美贸易谈判及初步协定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双层博弈”理论。国际谈判的参与者同时处于两个层面的博弈，即与国外对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尽可能满足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需求而使协议获得接受。它强调国际谈判中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政治因素的互动，两种因素在决定谈判结果方面相互发挥作用。日本既要应对美国这一强大对手，在谈判中提高自身的主动性，力争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面对国内各政党、国会议员、机构代言人、主要利益集团代表等，极力保护和兼顾国内各方利益，使谈判结果能为国内所接受。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反向压力和制约。

此次日美之间有关汽车产品、农产品贸易的新一轮谈判及达成的初步协定，也反映了两国之间讨价还价以及各自平衡国内各方利益的“双层博弈”过程。2019年4月15日，日美两国举行首轮贸易谈判。双方从削减以农产品、汽车产品为中心的货物贸易关税入手，并将电子商务等有关数字贸易内容纳入议题范畴。特朗普为获取国内农民的支持，为2020年大选加分，希望日本对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尽早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而安倍因7月份面临参议院选举，有意绕开敏感话题，以避免影响自民党在农村的“票田”及政局。随着选举结束，安倍政府担心特朗普提出更多要求，于是在美国满足日本基本要求的情况下开始推进与美方的谈判。9月25日，日美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美贸易谈判达成一致。从日美贸易谈判的背景、进展及签署的协定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及美国施压下启动谈判。特朗普执政后，对外挥舞贸易保护大棒，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多边谈判。英国“脱欧”进程艰难曲折，中东局势风云诡谲，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形势下，日本积极促进对外贸易投资多元化，以增强风险抵御力和战略主动性。美国则从“美国优先”出发，促使日本与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以从中获取美国欲求的国家利益。日美之间在名义上是同盟关系，但日本面对的是强势美国，其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仰仗美国，在经贸领域往往不得不做出让步。

美国也惯于抓住日本的“软肋”对其施压。日本与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有所不同，即使与美国不缔结贸易协定，日本的工业制品在美国市场上同样具有竞争力。但是，如果美国实施加征汽车关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会远远大于提高钢铝产品关税。有测算显示，美国若将汽车关税率提高到25%，仅丰田公司对美出口一台汽车的平均成本就会增加6000美元左右。为避免特朗普政府对日实施加征汽车关税措施，安倍政府同意与美国进行有限的双边贸易谈判，并事先采取了放宽对美牛肉进口月龄限制等措施，以减缓谈判压力。

 其二，谈判进展快且基本未超日本要求范围。谈判成功的基础是谈判实力，这种实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能简单地将之等同于经济实力或固有实力。在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也有对美处于主动的时候。美国一直着眼于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内容在内的一揽子FTA，日本则坚持仅就货物贸易领域进行谈判，并称之为“货物贸易协定”（TAG），以区别于美国主张的FTA。可见，日美两国对贸易谈判从一开始就存有分歧。随着CPTPP和日欧EPA生效、中日经贸关系回暖，日本对外扩展经贸关系抢占了先机，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漩涡中的美国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因而急于改变对日贸易所处的被动局面。日本对美贸易谈判的主动性相对增强，使美方搁置了一些分歧较大的诉求。

关于已签署的日美贸易协定，内容基本上限于日本坚持的货物贸易领域，也未超出日本“以TPP为底线”的要求。对日本而言，仅就货物贸易领域谈判并提出自身能接受的标准，对外可避免美国“打包”施压而难以应对，也可防止美国之外的TPP成员要求重新谈判而索要同等条件，对内则不易招致本国利益相关方的抵制。而特朗普面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急于获取贸易谈判成果，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利于本国农业的日美贸易协定，以获取国内农民的选票，巩固在一些选区的支持率，因而不惜降低谈判标准，加快了日美间初步贸易协定的达成。

其三，日本守住农产品底线却未达工业制品目标。农产品一直是受日本政府保护的领域，也是遭受指责较多、美国对日经贸施压的主要领域之一。日美有关农产品的贸易谈判，集中反映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而决定了最终谈判结果。安倍政府一方面要回应美国开放日本农产品市场的诉求，但又不能超出国内农业相关利益方的心理接纳度和实际承受力。在谈判中，日本坚持遵循WTO规则、以TPP标准为底线的方针，一再强调TPP条款是日本对美农产品开放可做出的最大让步，旨在减少国内相关利益方的担忧和阻力。

根据日美贸易协定，以贸易额计算，美国对日将取消92%的进口商品关税，日本对美将取消84%的进口商品关税。其中，协定生效后日本对美立即取消桃子、猕猴桃等水果及速溶咖啡等饮品的关税，5年后取消香肠、饼干、番茄汁、人造黄油等的关税，6年后取消葡萄酒、蜂蜜的关税，8到16年内依次取消猪肉、酸奶、奶酪等的关税。对于美国尤为重视的牛肉产品，日本先从38.5%降至26.6%，并在2033年前分阶段下调至9%。这些措施有利于美国扩大对日农产品出口，受到美国农业界的欢迎。安倍首相称日美贸易协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美国对日承诺不加征汽车关税，进一步开放工业制品市场。但日本国内却不乏抱怨之声，如在野党称之为“不平等协定”，日本尤为期待的取消汽车等产品关税问题被搁置，而且协定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其四，日美在数字贸易合作上明显存共识。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新时代，国际贸易在流程、业态等方面出现根本性变化。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超越了时空限制，使各国和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机会扩大、贸易流程简化、交易成本降低，贸易体制得到优化。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使数字贸易真正走向国际市场，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结合热点，引发国际贸易体系向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型体系转型升级。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WTO主要成员围绕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相关议题提出过多个议案，数字贸易日益受到重视。

数字贸易具有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如运输和协调成本进一步降低，通过数据传输或分享信息的成本降低，而且其范畴及政策议题超越了传统贸易，数据流动、数字连接等方式改变着某些服务的不可交易性，将商品与服务捆绑在一起。由于数字贸易对规则标准的要求较高，其发展与各国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目前实施数字贸易战略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或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提议将数字贸易领域纳入议题，并得到日方应和。在2019年4月下旬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首相表示日美有必要共同推进数字贸易，制定相关规则。对日本而言，发展数字贸易符合其未来发展方向，并且将谈判范围扩展到货物贸易领域之外的数字贸易，也可满足美方对日本提出的多领域谈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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