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全文约1.4万字）。

    梁云祥认为，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梁云祥在文章中指出，2015年9月，日本政府酝酿已久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最后通过，2016年3月正式生效，成为日本的法律。日本自卫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和更主动地参与日本领土之外的军事活动。这一变化不仅会导致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及行动，而且无疑会对中日安全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会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的不信任感，有可能出现小规模的军备竞赛。面对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及其要求盟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基本政策，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可能会走得更远，中日安全关系将更加紧张。 

    随着日本新安保法的生效，日本国内对其的制约已经越来越弱，充其量也只是在就某一具体事件准备实施这些法律时日本国会或者舆论可能还会有一些监督和限制，但日本自卫队更多地走向海外执行任务将是不争的事实。而能够制约日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如前所述，日本新安保法出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同样会受到美国的制约，即日本不经美国同意单独在海外实施安保法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而言，日本按照这些法律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需要得到美国或其他盟国的支持或者认可。

    从战后长期的日美关系来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及其全球和亚太战略考虑，从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恢复独立起就一直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扶植日本的基本政策，即希望日本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在发展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除外。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才成立了作为准军事力量的警察预备队，并在后来转变为今天已经具备陆海空力量的自卫队；在80年代同样在美国的要求和认可之下，日本通过了逐步增加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的新防卫计划，决心获得自主保卫距其海岸线1000海里以内海上运输线的能力，为此其防卫费用突破了过去自己所限定的不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冷战结束之后，虽然整个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都得到缓和，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国崛起以及仍然存在各种地区性安全问题的情形下，与日本之间又寻找到了两国同盟存在的理由。美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其同盟关系进行了重新确认，美国继续支持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此双方又进一步制定了所谓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来细化双方的军事合作和明确日本自卫队可能承担的任务。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朝鲜核危机和中国迅速崛起等各种安全形势，美日双方的安全合作更趋紧密，通过建立双方外长和防长定期的所谓“2 2”机制来强化其合作。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11月8日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对美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提出了一些同其前任奥巴马政府不同的内容。其中，针对其盟国，特朗普提出美国将减少对盟国的军事保卫职能，并要求美国的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自然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对于特朗普新政府提出的这一政策，安倍政府既担心美国大幅度退出东亚从而给日本的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同时也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强化军备的一个机会，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既拉住美国继续为日本的安全背书，同时又能够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内进一步提高日本的主动性和发言权，即在推动实施新安保法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美国的首肯和支持。因此，在特朗普还未正式就任总统之前，安倍就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顺道在纽约拜访了特朗普，紧接着又亲赴夏威夷出席珍珠港事件75周年纪念仪式，千方百计地拉近同美国的关系。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很快在两周后的2月初就派遣刚刚被任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展开东亚之旅，先后访问了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韩国和日本。对于这次访问，虽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马蒂斯访问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主要目的在于倾听韩日两国政府的担忧事项，不过同时也告诉外界：美国新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无意做出大的变动。在访问日本期间，马蒂斯也同样强调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再次公开重申《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并声明在朝鲜、在日美军基地迁移、南海等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

    马蒂斯前脚离开日本，安倍就匆匆赶赴美国面见特朗普。据报道，特朗普也给予了安倍以高规格的接待，经过会谈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强调指出：“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自由繁荣的基石‘不可动摇'，美国通过一系列核军备及常规军事能力保卫日本‘坚定不移'；美国将强化区域部署，而日本也将在美日同盟中扮演更重大角色、承担更多责任。” 

    可以看出，虽然特朗普新政府并没有继续强调奥巴马政府时提出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但美国并不想从亚洲后退，当然更不可能放弃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而是仍然将强化同盟关系作为其在东亚继续存在的根本，而且安全议题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可能会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和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美国同日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利益，美国承诺保护日本就可以让日本放心并且更加坚定地协助美国继续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美国希望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责任也意味着美国允许并希望日本增加军力。这恰恰符合安倍试图继续增强日本自主防卫能力的愿望，安倍也肯定会利用这一机会既满足美国继续维护美日同盟的需要和依靠美国保护日本安全，同时又适度增强自主防卫能力，更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安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全以及牵制和对抗中国。

    也就是说，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并没有改变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和双方的基本利益，美国反而支持日本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责任，在客观上有助于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美国会更愿意让日本在美国允许和控制的范围内发挥军事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新安保法就是为了适应日本自卫队能够更自由频繁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而设计的。

    其实，在特朗普上台前后，日本已经在积极落实新安保法实施所需的一些准备。比如，据报道，安倍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表示“机械地与GDP挂钩的想法并不合理”，并强调了应对中国国防费用增加等外部安全保障环境变化的必要性，即日本有可能再次突破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限额而增加防卫预算。而且，安倍的这一想法也已经得到了日本国内一些智库的响应和赞成。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会长的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在2017年1月发表的报告就认为，日本的防卫费用不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特朗普总统是否理解和接受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应该把日本的防卫费与其GDP之比的目标定在1.2%。因此，可以预料，特朗普新政府的出现只会强化日本的安保政策，有助于安倍政府推行实施其新安保法。

    当然，这样做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对日本的担心和疑虑，从而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的“安全困境”，两国关系会更趋紧张，甚至有可能在钓鱼岛等存在安全争端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在考虑中日关系的同时也必然要考虑中美关系，虽然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会有助于安倍政府推行实施其新安保法，但是这些法律在针对中国时仍然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制约，除非中美关系也处于冲突状态，否则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对日本也有着制约的作用。比如就在安倍对美国进行访问并受到特朗普热情接待的同时，特朗普给中国领导人发来了信函并直接通了电话，不但表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也将此信息直接告诉安倍并告诫说中美之间稳定的关系也有利于日本，被外界解读为安倍试图“挟美抑华”的图谋遭到削弱，所以日本不太可能在安全问题上不依靠美国而单独应对中国。也就是说，尽管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对中日安全关系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考虑和探讨中日安全关系时有必要将这一关系纳入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来进行，这样更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判断中日安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