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全文约2万字）。

陈友骏认为，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转型期三大阶段，TPP折射出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的新思考。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TPP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依然希望借助TPP主导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并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日本理念融入新体系的构建进程。

陈友骏在文章中指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扩容，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及投资重心也由传统的耐用消费品逐步转移至生产性设备及零部件等。但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日趋饱和的国内需求，迫使日本制造业必须“走出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这就进一步提升了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识与实践步伐。在此背景下，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逐步浮出水面，形成具体的思路及想法，部分甚至已转变为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措施。从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中不难发现，其背后潜藏着日本式的逻辑特征。总体而言，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表现出不同层面的“固化”与“变化”特征。

（一）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固化”特征

第一，坚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长期目标不动摇。

从日本战后最初参与创建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到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经济圈”，再到之后建议并合作建立APEC，提出不同版本的“东亚共同体”及积极参与TPP，日本的对外战略始终牢牢紧盯亚太地区不放。尽管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日本推进经济合作的重心已转至双边为主的EPA战略，并把经济合作的主要对象定位为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但这仅是日本迫于整体推进的现实困难以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多重制约所采取的务实性政策，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整合亚太经济的战略追求。

日本之所以始终坚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长期目标不变，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1）海洋国家的战略定位，促使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偏重于靠近太平洋的一侧而非面对大陆的一侧，同时更在潜意识中刺激了其依托海洋航线、将自身与亚太国家及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范式；（2）“脱亚入欧”传统思想的作祟，导致日本依旧将对美关系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而这又间接地将日本与亚太地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3）亚太地区突出的资源优势与战略纵深正好弥补了日本国家发展所遭遇的制约性“瓶颈”，因此，日本希冀依托贸易与投资的双向渠道，牢牢锁定亚太地区的丰富资源及发展潜能。

第二，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路径更为明确。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型”，之后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两种经济论述实则成为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经验来看，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走的是梯度搬迁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以食品、纺织品等初级产品为主；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制造业的海外投资转变为以重化工业为主；进入80年代之后又进一步转向一般机械、运输机械等行业。在日本渐次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转移制造业的过程中，形成了‘雁行分工体系’。该分工体系以日本为核心、以垂直产业间梯度分工为特征，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的渐次起飞。”

不仅如此，为了更为高效、便利地推进以其为核心的所谓“雁行分工体系”的构建，日本努力通过签署并实施贸易及投资合作协定，降低或消除贸易及投资对象国的准入门槛，完善对方的营商环境，为日本产品或日本企业的进入创造条件。而且，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每况愈下，结构性改革等诸多经济政策均宣告无效。在此背景下，日本意识到国内经济若要走出困境，急需借助更多的外部力量，并通过缔结EPA等经济合作协定，扩大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以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尽管如此，日本高技术产业及重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等均保留在日本国内，并不向外转移，而其所强调的外部力量主要集中在合作对象国的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及市场资源上，产能合作的重心也巧妙地躲避了技术合作的关键议题。这样一来，日本对外经济合作尽管可以通过有限的贸易和投资实现量的突破，但难以达成质的突破，不过这有效地维护了日本在这一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制定亚太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的争夺。

战后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日本一直给人以“一流经济、二流政治”的深刻印象，但在亚太范畴，日本却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并没有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与计划，反而颇有主张地推动其所设计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于如何推进亚太经济统合这一富有战略性的问题，战后的日本可谓充满了想法与魄力，以前首相大平正芳为首的政治家们更是努力实践这些思想的重要人物。大平正芳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之后，日本就积极投身于亚太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倡导及推动了APEC的产生。不仅如此，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制度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之后，日本竟然一反常态地表示反对，凸显了“日本可以说‘不’”的独立欲。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又不断涌现出“小泉构想”“EPA战略”“东亚共同体”“TPP战略”等新想法与新观念，虽然说法不一，但其核心都是日本必须主导、抑或合作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1月10日，日本国会众议院表决批准了TPP相关法案；美国奥巴马政府却公然表态搁置TPP的国内审议进度，留待下届政府决断；而特朗普新政府一启动，随即正式宣布退出TPP。从日美两国围绕TPP问题截然不同的表态与做法来看，显然日本并不愿意放弃TPP以及有可能以TPP规则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而且，美国缺乏后续动力和引领力或许给了日本一个难能可贵的机遇。总之，日美两国在TPP问题上的博弈，充分表明了日本意图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战略意图。

（二）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变化”特征

随着外界因素的改变，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逻辑思维也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第一，中短期的着力点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坚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长期目标始终未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及方式却发生了多次改变，这决定了其中短期目标的因应而变。也就是说，日本从战略视角出发，把合作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作为定向目标，但在战略落实的过程中，却以合作构建次区域经济圈作为主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总体来看，日本构建亚太经济合作体系的中短期目标主要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进而引发了其亚太经济圈政策重心的转移，并凸显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政策重心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即由完整的、均衡的亚太经济圈缩小至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再转移至以TPP为基础而形成的TPP经济圈；（2）政策属性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变为半开放的合作模式，并最终演变为封闭的或排他性的合作范式。换言之，日本选择加入TPP，充分表明其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范式亦由开放松散型逐步转变为排他竞争型。

第二，以日本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发生实质性变化。

一国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的格局，实际是由其国内经济及产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对于外向型经济体而言，后者又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能力建设。由是观之，战后日本经济实现逐步复苏及高速增长的过程，实则也是其渐进地扩大对外贸易及投资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了它在不同阶段构建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业已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有限的市场需求及贫瘠的矿产资源等制约了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因此，日本将开拓海外市场及确保海外资源的供应作为其主要的新经济战略。日本积极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而“福田主义”的提出可视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进军东南亚，不单纯是为了追求低廉的工资和用地成本、逃避治理污染的费用以及低价获取生产原料等，更是日本“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这里所谓的国际战略，就是日本希冀依托东南亚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类产品等，附加日本优良的制造业产能和高新技术，构建一套以日本为核心的、封闭的价值链分工体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发展与改善，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也步入正轨。以此为背景，日本也逐渐扩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并把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战略重心放在了中国大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企业的海外战略或日本经济整体的海外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不断在亚太范围内寻找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低限制标准的生产加工地，以降低产品的最终生产成本，而这一切均以日本本土的绝对性技术优势为重要支柱。简言之，这一战略的内核是日本的优良技术，基本构成却是依托海外的生产线与消费市场。毫无疑问，在过去较长的时间段内，中国一直是日本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依赖，中国高质量的劳动力以及与其完全不对称的低报酬成本，有效地弥补了日本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所造成的竞争劣势，同时也为日本核心技术的升级与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类生产成本的普遍上升，依托“粗放型生产”“低成本竞争”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日渐式微。对此，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也有所担忧，部分日本企业甚至因此关闭了在华的工厂或生产基地，并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日本所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也发生同步性位移，即由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生产基地、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经济圈，转移至以新贸易投资标准为依托而形成的TPP经济圈。尽管后者还没有展现完整的形态，但发展趋势却已清晰可见。

第三，影响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因素的影响因子在逐步衰落。

应该说，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基本受制于美国因素，或者说，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是前者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亚太局势的整体变化及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位移，美国因素的决定性功能日渐式微，而中国因素对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影响作用却在持续增强。

就日本选择TPP及调整亚太经济合作战略而言，其实质动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1）中国崛起及中日换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转入“新常态”，继续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而与此相对，“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将日本经济带出衰退边缘。中日经济迥然不同的发展境遇，使两国经济总量日趋悬殊。此外，中国提出并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中国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积极响应。对于中国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产生了心态上的恐慌与焦躁，更流露出自卑与失望的情绪。如何为中国“量体裁衣”般地设定好规则，是日本以及周边国家的头等大事。从这一层面来看，TPP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于亚太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追求与期待，更是平衡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长的潜在工具。

（2）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本对美外交重回“一边倒”态势。尽管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且“倒向美国”成为其对外战略一贯的代名词，但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议题上却存在不同声音，有时甚至会违背美国的意志，提出“鹤立鸡群”的政策主张与战略构想。比如说，1993年11月的APEC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制度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对此日本表示明确反对，认为APEC应坚持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避免成为实体性组织，这也符合日本当时所坚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经济合作指导原则。又如鸠山政府曾提出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引发美国的警觉和反感。尽管如此，日本“出格”的政策主张或战略构想还是少之又少，既不敢显现出与美国的公开对峙，也不敢挑战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议题上所独占的主导权。最终，各种“反美”或“独立”的愿望，均在美国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变得弱不禁风，很多政治主张只能“胎死腹中”。

由是观之，TPP同样折射出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政策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的强大影响力，当然也从另一侧面凸显中国因素的显著存在。不可否认，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产物，其主要动因是美国为了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同时稳固美国在制定亚太及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问题上的主导权。同样，日本也是基于与美国相同抑或相似的认识，才“毅然决然”地参与并推动TPP谈判进程，最终促成TPP的达成。综上所述，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凸显了其现实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充满强烈的时代特征。

作为世界第三大及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日本对战后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日本的战略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更希望能借助这种对外影响力的输出，实现自身“政治大国”的抱负。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构建，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