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教授王厚双、孙丽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发表《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研究》（全文约2.7万字）。

王厚双、孙丽认为，二战后日本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双边外交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顺利地实现了从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治理者、配角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领导者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能顺利实现，既是当时的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使然，更是日本抓住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有效对策的结果。日本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开展经济外交、提供公共产品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转换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王厚双、孙丽在文章中指出，二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经历了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治理者、配角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领导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能顺利实现，既是当时的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使然，更是日本抓住了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有效应对之策的结果。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转换经验，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值得深入研究。

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依托七国集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3）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2年底，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4）2012年底安倍晋三上台至今，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构成。主要有五类：（1）全球多边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2）洲际性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3）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4）双边性质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5）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的内部治理。日本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依托前四类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则和行为来运行的，在参与过程中，战略清晰、目标明确、重心突出，而且有效地选择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突破口，达到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始终围绕着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成为世界大国是近代以来日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此日本不惜接连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后，战败的日本不得不改弦易辙，致力于发展经济，试图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大国梦想。而当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后，成为世界大国再次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诉求。1978年，大平正芳首相明确表示要“坚决大胆地”改变日本“经济巨人”与“政治侏儒”不匹配的形象。1982年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一再表示,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 要创造一个辉煌的“日本世纪”。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领导人都孜孜不倦地推进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安倍2012年底再次上台后不到两个月就为日本未来发展方向高调定位，“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做二流国家”，而是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主张日本要有信心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保持“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的地位。这从安倍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组建“国防军”、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为此，安倍积极推动“战略外交”，试图通过“经略全球”、搞活“战略挪腾”，为日本开创更大的独立天地和发展空间，以此谋求日本的全面振作崛起、不做“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具有操盘的主导权。其重要途径就是积极而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此来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最终实现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夙愿。

（二）把遏制中国崛起作为日本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

二战以来，无论是从政治需要还是从经济需要来看，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崛起始终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在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遏制中国崛起体现得更为突出。

从历史来看，七国集团既是二十国集团的缔造者，也是二十国集团之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面对中国要成为七国集团一员的趋势，日本可谓绞尽脑汁加以应对。日本不愿意支持中国像俄罗斯那样获得正式的七国集团成员资格，又无力将中国完全排除在七国集团机制之外，因此做出了试图将中国以某种形式置于七国集团机制的约束和控制之下、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七国集团成员的战略选择。

从当前来看，安倍上台后，不但要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领袖，而且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急先锋。其推行的所谓“包围外交”就是明证，为此向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打“楔子”、搞“对冲”，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等以遏制中国。参另外，针对中国倡导成立AIIB，日本一方面拒绝加入，另一方面又与美国联手千方百计地抹黑AIIB，甚至提出“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理念及其融资策略，企图依托ADB来巩固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金融主导权。

（三）把东亚作为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地区

东亚是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地区，其原因在于：（1）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积极承接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同时，开始逐步把纺织、家电组装等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据此，日本在东亚地区成功地确立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模式”，构建起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随着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雁行模式”日趋式微，但东亚地区依然是日本经济利益的核心地区。（2）中国经济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乃至政治军事格局，这种变化给日本带来了“领导权流失”的巨大失落感。把东亚作为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应对这种变化的必然选择。

（四）把国内战略需要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结合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不是日本国家战略的根本目标，日本是要借此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日本将国内战略需要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外交战略密切结合。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日本始终把国家利益至上作为根本的行为原则，从日本对其引以为傲的《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日本将国内战略需要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外交战略密切结合，更体现在日美TPP谈判上。日美两国在TPP谈判中是各取所需。就日本一方来看，日本希望通过TPP 谈判促进日本产业结构改革，扭转日本经济颓势，掌控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巩固日美同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试图通过帮助美国完成TPP 谈判来换取美国对其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梦想的支持。但是，美国不断地压日本加快TPP谈判步伐，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并不予公开支持的立场。在美国对日本的要求顾虑重重时，日本甚至公开以退出TPP谈判、转向推动中日韩FTA、打乱或迟滞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要挟来迫使美国就范。最后博弈的结局是，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采取背后支持、默认支持的态度，作为回报，安倍顶着国内朝野的巨大压力，助推美国完成了TPP的谈判。由此可见日本将TPP 谈判与其政治经济利益诉求高度挂钩的内在考量。

（五）积极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

全球经济治理是为了解决和应对已存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问题，但其实质是设定解决危机和问题的方法，准确地说是“规则”。

以TPP为例，其谈判议题已广泛深入到涉及国内政策自主性的边境内问题，规则制定都遵循高标准、高要求的原则，符合国际分工深化的发展要求，也符合未来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因此，安倍十分看重TPP在日本获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中的作用，在国内困难重重、美国抬高要价的情况下依然竭力推动。安倍显然将这一战略举措视为抢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机会，至少也是想以日美联手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控制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高点，有效获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巨大利益。因此，即使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上台后美国将放弃TPP的情况下，安倍仍强行在国会通过了对TPP的审议。许多人在讥讽安倍的“愚蠢”行为，却忽略了日本独扛TPP大旗的深刻内涵：美国的退出将使日本坐收美国费尽全身解数达成的TPP，日本可谓无意间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日本从TPP的一个配角变成了主导TPP的绝对主角，更给了日本占据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制高点的绝好机会。

（六）选择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突破口

全球经济治理所涉及的议题越来越广泛。面对众多复杂的议题，必须有所侧重，选好突破口，才能有效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展示一国的责任感和良好风范。日本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作为突破口的选择可谓深思熟虑。

日本之所以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作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突破口，其原因在于：（1）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各党派、各阶层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日本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顺应了世界性潮流，必然赢得各方势力的好感；（2）战后日本既是环境问题的受害国，同时也是环境治理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性国家，日本在环境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日本赢得了“世界环保超级大国”的美誉，同时加强环保交流，扩大环保技术出口市场，获得了名利双收的效果，塑造了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良好形象。

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依托现有机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的变革；（3）把维护自身利益与构建全球经济治理的“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4）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减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的阻力；（5）争取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6）大力培养深谙全球经济治理游戏规则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