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格至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5期发表《“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论考》（全文约3.1万字）。

格至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田中奏折”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刻起，围绕着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被历史演进验证了的“田中奏折”，其文本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一位“三朝元老”，探究与田中有关的历史事件，只关注他出任首相的昭和年间显然是不全面的。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背景考察，基于对《田中义一相关文书》等文献的整理、释读，重点考证“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谓“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提案人和《帝国国防方针案》撰稿人；《帝国国防方针》经过大正、昭和年间三次修订，是一个明确阐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第一部分最开始的展台里，展示着“田中奏折”的中文译本。解说词这样写道：“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其后盛传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密奏‘田中奏折’。几十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其时中国广泛传印的有关内容与日后日本侵略步骤相吻合，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已被历史演进验证了的“田中奏折”，围绕着其文本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从20世纪20年代它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刻起，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近些年来，“田中奏折”常常被作为一些研究会、讨论会的题目进行研讨，还不断地被日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抛出来，作为攻击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历史认识有问题”的“证据”，进行舆论宣传。甚至有人说，是中国人、苏联人、战争期间的美国人为了反日宣传，在当年“伪造”了这样一个“田中奏折”。更有人要以否定“田中奏折”为突破口，进而否定东京审判，蓄意篡改历史。即使是上述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这样一个极其客观的解说，有些日方人士也不肯放过，对其进行指责，并提出要求，希望中方撤销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示“田中奏折”。

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田中奏折”的原本。但是，同其他历史文献一样，找不到原本不应该成为否定其真实存在的理由和证据，也不应影响人们去探究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我们关注到，有人很在意打着书名号的《田中奏折》这样的表述。其实，它仅仅是这个历史文献的一个名称而已，诸如许多历史文献会有不同名称一样，无论怎么称呼，都不会改变它作为那个历史文献的基本属性。对“田中奏折”所指的这个历史文献的称呼也不止一个，“田中上奏文”、“田中备忘录”、“田中笔记”、日本侵略扩张的“百年计划”等等，这些名称所指的是：记述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作为其国家战略欲“吞并满蒙、全面侵华、称霸世界”的一份重要文件。对“田中奏折”名称的考证，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它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鉴于“田中奏折”的原本还没被发现，国内外对它的真伪讨论仍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甚至有些是激烈对立的意见，本文姑且用引号以“田中奏折”的形式来表述这个历史文献。

一、 “田中奏折”之“伪造论”

格至在文章中对“田中奏折”问题的研究做了简要综述，介绍了近年在日本出版的《日中历史认识——围绕“田中上奏文”的相克 1927—2010》一书。该书对围绕“田中奏折”问题的争议资料做了比较广泛的搜集整理，是一部旨在为“田中奏折”问题做出盖棺论定式结论的研究专著。

该书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他预言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终也会得到改善：“围绕着‘田中上奏文’的日中之间的鸿沟在逐渐被填平，但是,学术界的见解被普遍理解，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让日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并进一步渗透到中国大众中去，还必须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尽管如此，就像曾经的美国和台湾一样，在中国伪造说成为主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二、达成“共识”的“田中奏折”留下的问题

格至认为，当然人们都希望围绕着“田中奏折”的争论，“日中之间的鸿沟”能够“逐渐被填平”，并希望面对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之间能够早日达成更多共识。但是，这样的共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史实基础上的，是能够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共识。以所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这样一个“结论”，来终结关于“田中奏折”问题的讨论，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尤其是要拿着这样一个“结论”来攻击别人对“历史认识”有问题，甚至诬陷是别人“伪造”了一个“田中奏折”，更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格至的文章针对迄今为止的研究状况提出了如下问题：（1）历史研究不能罔顾史实；（2）诸如“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曾经是事关日本国家利益的最高机密；（3）“田中奏折”曾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被提起过，但没有进行深入追究；（4）研究中习惯性的历史断代遮蔽了相关历史的联系；（5）有关文献在战争结束前后曾经被大量销毁或消失；（6）关于文本和上奏问题；（7）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歪曲历史。

三、“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

对“田中奏折”核心内容的认定，“伪书”论者和“奏折可信”论者之间，虽然立场各异，但是基本判断没有什么不同。

日本学者秦郁彦，在相关的研究中经常被引用。在他的《探究昭和史之谜》一书中，对“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做了这样的概括：“本文的内容，从‘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新大陆开拓与满蒙铁路’、‘以吉会线及日本海为中心国策’、‘对满贸易主义’等标题中大体上可以有一个了解，最著名且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可以说，奏折的核心内容，就概括在这几行文字里。”

那么，在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到底有没有一个“要吞并满蒙、全面侵华、进而称霸世界”的国家战略呢？它到底是不是“明治大帝的遗策”？这些问题和田中义一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帝国国防方针》被发现

从1973年3月起，在日本《军事史学》杂志上连续两期，发表了防卫厅战史室室长岛贯武治的题为《国防方针、所需兵力、用兵纲领的变迁》的文章。这篇文章，除了作者为方便阅读简略地加了一点说明文字之外，其余全部内容，就是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寻求的《帝国国防方针》正文的全文。

在编者概要和作者说明里，对该文的来历和内容做了介绍：（1）《帝国国防方针》是“在明治宪法之下对日本国防所做出的基本规范”；（2）“这一系列的国策，作为国家机密一直被严格保密，在战争结束时烧毁，没有办法找到其原件”；（3）“战史室最近很偶然地得到了，除第一次修订文本之外的其他所有正文”；（4）上述内容都发表在这里；（5）这些文献，应该是第一次公开；（6）在这之前“所见资料，大都没有超出根据零散史料及相关人员的记忆所做出的资料复原的范围”；（7）“得到的正文，与迄今为止所做的资料复原，有许多不同之处”。

那么，这个《帝国国防方针》正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与田中义一和“田中奏折”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田中义一起草了《帝国国防方针案》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首席专家、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北冈伸一在他的代表作《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一书的第一章序节中，对《帝国国防方针》和它的制定过程做了概括而清晰的记述，可以简要地归纳出这样几个关键点：（1）当时，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田中义一，写了一篇《随感杂录》，提议制定一个国防方针；（2）接着，陆军元帅山县有朋、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阅读了《随感杂录》，对此产生共鸣，随即委托田中起草国防方针案；（3）在此基础上，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论述制定国防方针必要性和国防形势的意见书上奏明治天皇，附上了修改“田中私案”后形成的“山县私案”，得到天皇认可；（4）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受命参照山县暨田中的方案制定国防方针；（5）完成稿的一部分内容经首相阅览，天皇认可，再经过元帅府的讨论最终得以确定。

在这里明确了一个重要史实：田中义一提议制定帝国国防方针并起草了《帝国国防方针案》。那么，田中义一《帝国国防方针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田中在《帝国国防方针》“绪言”里首先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帝国的国防是“以守势为本”，以前的作战计划，是由陆海两军分别制定出来的，互相之间缺少联系。而“如今鉴于世界之形势，盖不容我帝国之国防方针，重蹈退守主义之覆辙”。接着，田中强调了陆军与海军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并明确阐述了“国防方针”与“帝国国是”之间的关系。

田中国防方针案的第一条规定，日本对外作战应以“攻势作战”为本：“我国防之本，在于依靠陆海两军真诚协作。首当为攻势作战，而为守势作战者，应限于形势不得已之场合。”

第二条是简短的一句话，设定俄国为假想敌，并首先把中国作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对象国：“设定主要敌国为俄国，国利国权之扩张首先谋求面向清国。”理由是：“俄国战败之余，虽处国情艰难之状，然而其正致力于海军之建设、远东陆军之经营、交通机关之整备。待国情得以恢复，或将激发复仇之念。”“况且处于满洲韩国方面彼此位置之关系，并鉴于英俄间之形势，顾及关涉我国攻守同盟之义务，唯恐至未来大战之际，主要敌国亦应为俄国确当无疑。” 首先把中国作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对象国的理由是：“考量清国现状与其对诸外国之关系，以此推测其未来，该国之国运于当下全然不可预知。正当此时，鉴于我帝国与清国之国际及地理位置关系，皆优于诸外国，同时我国权国利面向清国扩张亦当成其卓绝。此乃帝国天赋之权利并必当谋求之。”

第三条分别就针对俄国陆军、海军作战时的基本方针做出规定。

第四条规定了假设日本的同盟国英国在中亚地区与俄国开战时，日本应采取的作战方针。

第五条规定：“有机遇面对清国用兵时，陆军之主要目的，在于攻占南清地方。值此，我海军除在清国沿岸都市示威之外，应将主力集结于台湾附近，以向列国展示雄姿。”

第六条规定了假设与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应采取的措施：“导致与美国之间发生事端，应占领马尼拉，攻占菲律宾诸岛。我海军应接近巴士海峡，将舰队主力集结至台湾南部，是为适当。”

第七、八条规定了假设与法、德之间发生冲突时应采取的措施。

第九条规定了假设中俄建立同盟，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应采取的措施：“清国如若与俄国建立同盟应对我时，陆军应停止第三条自南部沿海州遍及吉林省东北部之辅助作战，应于韩国咸镜道方面完全采取守势，将俄清两军驱逐至自图们江口至吉林、长春、康平、锦州之线以外，是为持久战，其间应以第五条为准，展开对清国作战，或故意将满洲及关东州暂时委以敌军之手，首先推进攻占南清地方，或许于我更为有利。”

第十、十一条规定了假设俄法建立同盟和假设俄法德三国建立同盟，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应采取的措施。

把上述《帝国国防方针案》的内容与“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做一个对比，两者之间高度的一致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六、《帝国国防方针》正文的内容

《帝国国防方针》的正文，是在田中起草的《帝国国防方针案》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帝国国防方针》由包括“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在内的三部分内容构成，其内容包含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

“国防方针”三个组成部分是：第一部分“日本帝国国防方针”记述国家目标、国家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防方针即国防目的和战略方针，接着记述了假想敌国和对形势的判断、军事装备的标准等军事战略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的“国防所需兵力”中，基于第一部分国防方针和第三部分用兵纲领，规定了军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师团数量和军舰数量等陆海军军事力量建设及其装备的量化指标。第三部分的“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中，提出了日本的战略方针及陆海军对各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大纲等。

第一部分“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由六条构成：

第一条对“国家目标”做了规定：“一、帝国之政策，依据明治初期所制定开国进取之国是实施。自不待论，历来不曾偏离其轨道。今后必将愈加遵循此国是，以谋求国权之扩张，致力于国利民福之增进。”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家建设目标被规定为，国权即国家的统治权、支配权的扩张以及国家利益的扩大，进而是经济繁荣的增进。

基于这一国家目标的国家战略是：“欲扩张国权，增进国利民福，必须面向世界多方面发展经营。自不待言，就中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抛出数万生灵及百万资财所扶植起满洲及韩国之利权，以及面向亚细亚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我不断积极主张之民力之发展，皆应得以维护，并使之日益得以扩张，必须以此作为帝国施政之大方针。”也就是说，提出了“扶植起满洲及韩国之利权”以及“面向亚细亚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我不断积极主张之民力之发展”这两项，为“帝国施政之大方针”。即，施政方针规定，在满洲与韩国的日本国家利权的扩张，以及面向中国全境、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这是日本的国家战略。

根据这一“国家战略”提出的“国防方针”是：“帝国军队国防方针应根据基于此国是所制定之政策做出规划。换言之，对欲侵犯我国权之国家，至少于东亚，应以采取攻势为要。”“国防方针”规定，面对欲侵害日本之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的国家，要在东亚采取攻势，要积极主动歼灭敌人。这是对以往防御色彩浓厚的守势战略的明显改变，转向了以击败和歼灭敌人为目的的攻势战略。这是一个为了维护日本在海外的利权，在本土之外要采取攻势战略的重大转变。

“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二条：“二、我帝国虽四面环海，于国是及政策之上，其国防固不得偏重海陆之任何一方。况且，如今隔海已培植起在满洲及韩国之利权，故一旦有事之日，将不允许采取诸如在帝国岛内作战之国防，不于海外采取攻势，必将难以保全我国之国防。”强调了国防方针必须是在海外采取攻势，反复明确地否定退守国土的专守防卫和守势战略。

田中义一在他的草案手稿中明确表示，未来“我国的权利”不仅仅是面向满洲、蒙古方向，更应该向“清国南部富饶地带”寻求。其理由是，长江以南的南部地区生产力发达，经济利益丰厚，并且可以借此控制具有相当军事价值的台湾海峡，占领这一地区，即可获得“远东之霸权”。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通过制定这个“国防方针”，终于一举实现了从日俄战争以前的守势国防，到在东亚采取攻势国防的重大转变。在这里，以国是—国家目标—国家战略—国防方针这样一个具备了政策一贯性的文件的形式，把从明治初期开始便潜在于日本领导层的对外扩张的意识明确地条文化了，并以《帝国国防方针》这一形式使其成为国家战略。

第三条，强调了攻势战略这一军事思想的历史意义：“三、纵观帝国军事之历史，自往昔至今日，采取退守主义者唯有德川时代。其他时代，悉皆无不采取进取之战略。乃至近年，于明治二十七、八年，明治三十三年，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悉以攻势唯我所取，赢得战局之大捷。此历史乃日本人性格之真实表征，于日后不得已再动干戈之时亦然，必当如此，此性格必将得以日益发挥。盖然，违背国民性格之战法，取得良好战绩者，古来稀有。”

第四条，列出了假想敌国，分析形势，分析来自敌国之威胁，并提出应对措施。

第五条，规定了“军备之标准”。

第六条，综合前五条，归纳出三点要旨。

对《帝国国防方针》正文和田中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做对比阅读，可以确认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确认与“田中奏折”之间的相关性。

七、结语

从文献、文本研究的角度，研究者当然可以继续探讨现存的、人们所能看到的这个“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献的一个文本所存在的谬误；可以继续讨论它什么地方可信，什么地方不可信；可以继续探究到底怎样才能找到它的原件；当然还可以继续考证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田中上奏给天皇的奏折。但是，不论接下来的研究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都不会影响我们现在给围绕着“田中奏折”讨论时，“伪书”论者与“奏折可信”论者都曾提出来的，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田中奏折”的核心问题做出结论。

如上所述，在20世纪初，日本确实制定了一个明确阐述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帝国国防方针》，它经过大正、昭和年间的三次修订，在日俄战争以后，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积极对外实施侵略扩张的大政方针。所谓“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提案人和《帝国国防方针案》撰稿人。“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田中义一所撰写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研究历史，不能肢解历史，不能切割历史。

笔者非常赞同服部龙二所主张的这样一个观点：“围绕着历史认识问题，其实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是一个具有深远根源的问题，为了理解历史认识的基础，就必须对近现代做一个系统分析。”十分可惜的是，服部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并没有彻底地贯彻这一主张。比如，在服部研究“田中奏折”问题的力作，封面上的标题十分醒目：《日中历史认识——围绕“田中奏折”的相克 1927—2010》，不知道服部为什么一定要把对“历史认识”的上限，设定在1927年？要“对近现代做一个系统分析”，这样的设定可以保证“分析”足够“系统”吗？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也有不少日本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对近现代历史问题进行着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考。黑川雄三在他《近代日本军事战略概史》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回顾自日俄战争至太平洋战争大约40年的日本的政治军事战略，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问题的本质是，明治以来的国家体制，尤其是明治宪法问题。”桑田悦在《在明治宪法之下战争指导的明与暗》一文中也尖锐地指出：“明治宪法正如前文所述，是一部比当时的德意志还要君主专制的宪法，有观点认为，这是对萨长藩阀维持其权力有利的宪法。”

与我们所了解到的不少研究结论一样，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了明治宪法的问题。这样的指出好像也在告诫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倒退到萨长藩阀时代。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集体的研究课题，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格至为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