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刘建平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5期发《日俄和约交涉的新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全文约1.3万字）。

    刘建平认为，与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之后，日本迅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与俄罗斯厘定和平条约交涉“新思路”，并启动了谈判。从战后处理的历史过程和日俄交涉最新进展来看，双方极尽博弈的最大相互利益，将是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日俄间领土改变“结果”与俄罗斯承认战后美日间“冲绳返还”的“历史事实”的平衡。这意味着，日本不再纠缠“北方四岛”返还，俄罗斯确认向日本移交两岛，但目前维持现状即还要谈判移交条件甚至于美国不从冲绳撤军则俄不实际或不完全移交，而在确认战后“琉球再冲绳化”为合法的意义上强化了日本把钓鱼岛作为冲绳一部分的立场，陷中国的钓鱼岛权益于危险境地。日韩、日俄相继和解，将使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更复杂的形势。

    刘建平在文章中指出，2016年5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赴俄罗斯索契与普京总统会谈，决定以“基于新构想的方法”推进和平条约谈判。在此次欧俄之行出发当天，日本政府高官透露了安倍“不固执于领土问题”而着力打破“战后70年尚未缔结和平条约之异常状况”的方针。

日俄和约本来是两国战后处理未能解决领土争端而遗留了60年的悬案，日本突然决定“不固执于领土问题”，其新的对俄交涉目标何在？

    一、日俄和约交涉的诡异转机

    在东亚国际政治史上，对日战后处理与美苏“两个阵营”的冷战政治同质同构，美国主导片面对日议和以及推动日本向苏联交涉返还“北方领土”、对“两个中国”先后交涉而逃避战争责任，导致日本仰赖与美国结盟应对东亚地缘政治冲突即“战后不得终结”。不过，与中日关系的无战后处理国际法文件、无明确结束战争状态和领土处置条款的暧昧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6年的日苏谈判虽然未能缔结和约，但复交联合宣言规定了结束战争状态，有缔结和约后苏联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两岛等战后处理条款，并履行了国会批准的法律效力手续，战后处理的国际法规范已经确立起来。所以，随着美苏全球冷战的结束，有着美国操纵背景的日本，对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政治动力难免衰竭。现在，日本终于作出“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决断，符合既有的日俄间国际法逻辑，但从“北方四岛”概念的领土民族主义立场而言，当然是重大妥协，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战略交易，特别应该注意其所谓“牵制中国”的性质。

    （一）日本把中日首脑会谈形式主义化而向韩、俄作实质性妥协

    全球冷战结束后，中日间无双边战后处理国际法规范的历史遗留问题演变为政治冲突，日美同盟压迫中国的冷战结构有着可持续日本动力而不得消解。经过“历史认识”之类民族主义象征对抗的反复较量，日本最终发起与帝国主义暴力扩张史具有连续性的领土问题挑衅：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船，否认“搁置争议”共识，以“国有化”的“购岛”契约为其实际占有作国内法律布置。中日关系陷入政治会谈断绝、外交谴责常态化、军事对抗表面化的准冷战危机。

    为与日美同盟形成某种对抗的战略稳定结构，中俄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协作关系，强调“共同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但应该认识到，象征战胜国权利、地位意义的成果和秩序并非依靠政治宣示，而是由战后处理外交具结规定了法律责任义务的和平条约担保。因此，随着日俄和约谈判明确议程，日俄和解之大国政治结构变动必将导致战后东亚秩序的再调整。在这种历史逻辑上研究日本推动对俄和约交涉之“牵制中国”的具体所指，乃中国外交作出有意义的战略研判和切实应对的必要知识前提。

    安倍初次执政时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战略，再执政就实现了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恢复国家战争职能的新安保法案、与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与俄罗斯重开和平条约谈判，以“普通国家化”、终结战后处理悬案为指标的“脱战后”进程大大加速。在终结战后处理悬案方面，由于日本主张“钓鱼岛问题”不存在主权争议、“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北方领土”被非法占据，对中、韩、俄三国外交长期陷于首脑无互访、谋面亦无趣的恶邻孤立局面。转折发生于2014年11月，在与中国达成“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并“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等“原则共识”以后，安倍实现了2012年“钓鱼岛危机”以来的中日首脑会谈突破。本来，中日关系僵局起因于战后处理遗留的“钓鱼岛问题”，但日本并不把首脑会谈当成解决问题的契机，而是突出“安全保障”对话，把所谓东海发生“紧张局势”作为日中关系主题，推动形成了日中之间存在着需要安全保障对话管控的“东海紧张局势”而非战后处理遗留历史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之后，安倍政府迅速软化其对韩、俄的强硬民族主义立场，以实质性妥协重新谈判战后遗留历史问题，唯独对中国设定了以“危机管理”隐喻实力政策的军事化外交议程。

    （二）对俄放弃“固有领土”归还的一贯立场，更凸显日本的战后处理外交无视中国

    韩国拒绝与日本的首脑会谈，努力进行学术外交、公民社会抗议运动，唤起有效的国际社会同情，最终使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谢罪并作出责任补偿。

    日俄外交也一直胶着于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日本主张“固有领土”之“北方四岛”被非法占据，要求返还以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的立场是即使齿舞、色丹两岛可能妥协，也拒绝日本所谓“北方四岛返还”含义的“领土问题”概念。日韩“慰安妇问题”谈判形成日本承担国家责任的妥协曝光之后，俄罗斯采取强硬攻势也得到日本的让步。在俄坚持“必须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即暗示排除日本“北方领土”概念的语境下，2016年5月6日的索契首脑会谈厘定“不拘泥于过去的设想”而“面向未来”、“不仅着眼于两国之间”而以“全球观点”谈判的“新思路”，6月22日启动了缔结和约的副部长级谈判。

长期僵持的日俄外交似乎突然失衡，日本一贯坚持的所谓“解决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的和平条约”即“固有领土”归还的原则立场动摇了，具有战略合作内涵的和约谈判议程悄然确立起来。

日俄交涉发生如此诡异的转机，作为同样存在与日战后处理遗留问题的中国，有必要研究日韩“慰安妇问题”交涉的经验，对韩国得到谢罪后形成的中国受害者被无视的反差有所敏感，严肃思考日俄和解对东亚政治、中日关系的影响以及比较战后处理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问题。

    二、日俄和约交涉的可能结果及其对华战略冲击

    日俄关系的转机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普京在2016年4月20日接受日本新任大使递交国书时强调“相互利益”，点出了理解时局的关键词。

    日本一直要求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以缔结和约，但拉夫罗夫在2016年初作了摊牌式否定，说：“缔结和平条约与解决领土问题不是同义语”。俄罗斯的立场是不存在日本概念的“领土问题”，甚至不见得要和约。而安倍却把日俄无和约称作“异常”，媒体理解他是要去掉战后的“幽灵”。这意味着，日本的“和平”需要与俄缔约保证，即使被打掉“北方领土”概念，也仍然潜藏着令日本惶惑为“幽灵”的哑语般“相互利益”。

    （一）对日战后处理过程中“冲绳问题”与“北方领土问题”的暗中关联

    2016年4月14日即日俄外长会谈前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承认战后的历史事实”，这与已经固定化的“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有很大差异，暗示日俄和约可以是确认接受一系列对日战后处理“历史事实”、象征终结战后处理的国际法文件。如此的概念策略调整，意味着话语空间从战争结果向战后历史、从日俄交涉向地区秩序的开拓，其“相互利益”性在于：苏联参战占领的边缘岛屿经日本承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俄确认缔结和约后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两岛；美国占领的琉球归还于日本而“再冲绳化”的现状也经俄罗斯承认，日本就去掉了俄可能否认美日处置琉球合法性的“幽灵”。

    日本只得两岛移交并非无可奈何的外交失败，因为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本来就被规定由盟国共同决定。1946年1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了将琉球列岛和“千岛列岛、齿舞群岛、色丹岛”等除外于日本范围的备忘录。虽然《旧金山和约》有所后退，但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要求，日本代表也承认国后、择捉属于南千岛群岛而齿舞、色丹为北海道的一部分。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规定苏联“同意”在和平条约缔结后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但1960年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苏联又发表声明：由于日本接受美军基地、发展军事潜力、违反和平宪法，只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并缔结日苏和约才能移交两岛。这样，也就不存在返还“北方四岛”才能缔结和约的历史逻辑。而且，和约缔结后或可能实现两岛移交，但俄罗斯并没有废弃苏联时期的声明，当然潜藏着可能质疑美军驻留冲绳、美日处置琉球合法性的“幽灵”——如果俄以战胜盟国的姿态主张共同决定日本领土的权利，日本不仅得不到“北方四岛”，甚至危及冲绳主权的定义。

    事实上，作为美国战略领袖的理解，麦克阿瑟曾经指出，美国“保有”冲绳而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即以相互默认分别在日本南方、北方的战胜国权益形成平衡。《日苏联合宣言》谈判过程中闪现过冲绳与“北方领土”关系的“幽灵”。美国务卿杜勒斯威胁日本不要接受苏联的领土问题方案，否则就“把冲绳作为美国领土”；而苏联提示的草案是：两国在恢复邦交之后“继续包括领土问题的缔结和约谈判”，苏联同意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但将在日苏缔结和约“并且处于美国管理下的冲绳及其他日本国所属岛屿归还日本”之后实际移交。日本要求去掉关联冲绳的部分；苏方则要去掉“包括领土问题的”限定短语，最后按双方的删除要求达成妥协。如此，战后盟国虽然不能共同对日议和，但美国占领的琉球与苏联占领的千岛群岛仍然被联系起来。美国鼓动日本要求“北方领土”，苏联也把冲绳当作“领土问题”。从中可以理解，日本在日俄和约谈判中即使放弃“北方四岛”主张，只要能让俄承认日美之间战后处理的“历史事实”，就等于拿一个“北方领土返还”气球，交换到了日美之间私相授受冲绳被俄接受、《旧金山和约》的片面性得到日俄和约补全的大果实。

    总结起来，日俄交涉极尽博弈的最大“相互利益”，将是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日俄间领土改变的“结果”与俄承认日美战后处理的“琉球再冲绳化”之“历史事实”的平衡。作为重大利益交换和地区和平秩序相互保证的可能性注脚，普京在索契会谈一开始就对安倍说：“日本不只是邻国，而是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这等于暗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目标，俄可以助成，也足以掣肘，不与俄纠缠“北方领土”能得到回报。

    （二）日本向俄罗斯妥协“北方领土问题”有利于其巩固“琉球再冲绳化”和争夺钓鱼岛

    如果俄罗斯确认接受美日之间的“冲绳返还”，就意味着强化了日本把钓鱼岛作为冲绳一部分的立场。作为近代以来对华“列强外交”的两大老主角，日俄之间对于“亚太地区重要伙伴”的隐语应该不存在会意障碍，中俄“伙伴”关系针对日本的部分，可以卖给日俄“伙伴”关系。这样，日俄和约的交涉结果就可能是：日本不再向俄纠缠归还“北方四岛”，俄向日本承诺移交齿舞、色丹，但目前维持现状即还要谈判移交条件甚至于美国不从冲绳撤军则俄不实际或不完全移交，唯在确认战后“琉球再冲绳化”为合法的意义上陷中国的钓鱼岛权益于危险境地。

    历史上的日俄外交往往牺牲中国利益，而当前所谓“牵制中国”意味着仍然是这种结构。随着俄罗斯变身为对日战后和解、和平秩序的主体，对中国具有冷战政治压迫性的旧金山体制与日俄和约取得兼容，中俄“共同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阵线必然空洞化。日俄交涉“新思路”的战略性大致可以简明归纳：日本通过“北方四岛”立场妥协引导日俄和约交涉的目的在于争取俄罗斯、孤立中国，以日俄和约消除对日战后处理的“两个阵营”分界，形成日美俄共同保证的法定战后秩序，为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岛作国际政治战略布置。

    三、如何规避日俄交涉的可能冲击

    亚太地区的大国政治斗争主阵线是日美同盟压迫中国，俄疑似中国的“准盟国”，但有了日俄交涉“新思路”背景下普京对安倍的“亚太地区重要伙伴”表白，中俄关系就处于可能被日俄交涉反向再定义的不确定状态。中日关系处在争夺钓鱼岛斗争的胶着期，而美日之间“私相授受”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返还”受到中国舆论质疑，所以日本及早把俄罗斯争取为承认美日战后处理“历史事实”的“重要伙伴”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和平条约把俄确定为“重要伙伴”，使中国质疑美日战后处理孤掌难鸣，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岛的国际政治优势条件就越来越具备了。

    这种局面可能演化出对中日关系的颠覆性冲击。如果日本因此敢于采取实际占有钓鱼岛的步骤，就撕破了中日关系“斗而不破”的僵持外观而形成难以逆转的物理事实，中日关系的动荡将真正来临。为了避免消除战后“幽灵”的日俄交涉变成牺牲中日关系的噩梦，中国外交应该在对日战后处理研究的知识生产前提下寻求有效对策。

    战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主题是对日战后处理，形成了美、俄、韩持续对日交涉，不断继续战后处理的历史主流。在新中国历史上，对日外交政策思想是“世代友好”“争取日本”，追究侵略战争责任的战后处理问题意识缺失、实证研究荒废。中国的对日战后处理交涉缺位，造成了东亚地区战后处理国际法体系的中日间结构性缺失。中日关系从战后遗留问题的周期性发作，演变为当前长期化的准冷战泥沼。事实反复证明，战后遗留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真实“病灶”，在被搁置的过程中不断恶化乃至发生溃疡，所谓“友好”“争取”的对日政策目标很难真正实现。

    因此，作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治本之策在于处理战后遗留历史问题，最为迫切的就是成立比较对日关系史、比较战后处理史研究的专题智库，集结真才实学以形成知识生产、媒体议程设置和外交议程推演之能有效工作的队伍。由于日韩和解之后日俄和约谈判的议程成立，中日战后处理再交涉受到了空前的紧迫性压力，尤其必须在日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把解决“钓鱼岛问题”设定为中日战后处理再交涉的主题，从而解构日本极力操纵引导为“安全保障问题”、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新冷战话语扩大再生产机制。

    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调整在时间上是可能的。由于日本长期的“北方四岛”之“固有领土”宣传，安倍政府正式、公开放弃这一原则还需要政治准备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国可以按照日俄、日韩交涉历史遗留问题的逻辑展开舆论工作，表明日本也必须承担对华侵略战争责任的外交立场，着重以推出学术研究成果的方式，从日本对俄软化“北方四岛”立场和对韩国谢罪、补偿的事实切入，实证论述日本战后虚构“固有领土论”和逃避侵略战争责任的真相。日韩“慰安妇问题”交涉结果和日俄重整和平条约交涉机制的事实证明，安倍政府的“极右”历史修正主义强硬姿态，是半真半假即因外交对象而异的，日本的“固有领土”民族主义立场是可以放弃的；其在民间赔偿、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上唯独向中国强加其主张而拒绝实质性谈判，是过于明显的一种敌视和蔑视。中国的战胜国立场决定了不能接受日本敌视、蔑视的抵制姿态，但日本把这种象征抵抗作为“中国威胁论”而以日美同盟的深化来强化冷战政治压迫，是中日关系的真实结构。所以，通过战后遗留历史问题的再交涉来纠正日本对中国的敌视、蔑视，是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唯一途径。“新思路”的日俄和约交涉结果，可能给这种纠正造成新的国际政治结构性障碍，所以中日交涉必须有紧迫意识。但日本政府过度、过快地向俄作领土问题妥协必然刺激其国内民族主义反弹，而来自中国的事实批评和处理战后遗留历史问题的呼吁，可以动摇其蔑视、敌视中国的战略意志，加重其忧虑国内民族主义反弹的政治心理负担。在对俄关系方面，中国也有必要展开预防外交，避免形成俄罗斯无所顾忌地与日本谈判涉及中国利益议题的既成事实。总之，使日俄交涉顾及中国的尊严、利益。

    当然，启动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有一定困难。但实证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能够得到的觉悟是，舍此并无矫正、改善对日关系和建构中国对日外交主体性、主动性的捷径，尤其不利于“钓鱼岛问题”的合理、公正解决而最终给中国国内政治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