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张东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2辑（总第二辑）发表《制宪权视角下象征天皇制与近代天皇制间的断裂与连续》（全文约1.8万字，第99—121页）。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张东认为，象征天皇制与近代天皇制在宪法条文上有明显的断裂，但在宪法秩序的产生、发展上有共通之处。在制宪权视角下，考察象征天皇制与近代天皇制间断裂与延续之处，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近代以来天皇制延续与转换的实质。

一

明治新政府以复古行维新，明确天皇亲裁与天下公论共存之意。如岩仓具视所说：“人君体天意，惩恶劝善，不随意发挥威权。天将万民托付于人君，非君之私物”；或如大久保利通所论：“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私”，避免“众怒国怨归于君主一人”，明治政府知天皇“免责减负”方可长久安泰，其途径便是将一君万民伦理道德纳入国体叙述。1889年2月11日“纪元节”，明治天皇颁赐《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敕语中表示：“我祖我宗赖臣民祖先之协力”、统治非“一人一家之私事”，君民共守立宪政治与伦理道德。

近代日本在树立天皇权威的同时，以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为其政治之义，皇权有所自制，立宪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国体，即基于肇国神话与民族性，实现一君万民政治，天皇成为无上之尊与日常自然的道德表率。所谓宪政，则是一君万民伦理道德在政治上的体现，在天皇总揽大权下，采取职能性分权。国体与宪政互生共融，宪政因国体而被历史化、正当化，国体亦因宪政而有了顺时进步的“近代化”色彩。

二

明治宪法颁布后，穗积八束的天皇主权说在某种程度上为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但随着议会政治的展开，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对穗积八束的天皇主权说形成了强力冲击。至1935年，民间右翼团体和在乡军人会等掀起了“国体明征运动”。“国体明征运动”欲将一君万民伦理道德充分融入宪法解释和天皇大权，排除单纯的强制性统治。此时黑田觉引入了制宪权概念，认为制宪权非“单纯之力”，而是由权力契机与正当性契机组成，天皇统治本身即包含了正当性契机。

当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与宪法解释充分融合时，天皇以公平、无私利私欲“远离”权力契机，就需强化议会沟通君意民心的机能，明确大臣辅弼并承担政治责任。然而，所谓一君万民政治，君民间不能有任何隔离，元老、宫中侧近、重臣、内阁等都可能因妨碍君民一体而被批判，天皇则可能陷入直面政争甚至发动权力契机之“危局”，使其公平、无私利私欲的正当性受损。一君万民政治下，尽可能多的民众参政与天皇亲政间的紧张关系在“国体明征”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近代天皇制内部呈现危机。

三

战后初期，随着象征天皇制的确立，日本舆论界围绕着国体、主权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尾高朝雄与宫泽俊义间的主权论争。尾高朝雄认为，制宪权非万能之力，应在于Nomos。他认为，近代天皇制只是将“恒常正确之天皇”作为政治规范，被推崇的其实是国民之心，天皇则成为没有实体的“无”。因此，战后日本国民应将天皇纯化为“无”的象征，正视自己作为“正确政治”理念的事实，实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对于尾高朝雄的主张，宫泽俊义以“八月革命说”提出批判。但宫泽俊义的国民主权原理的关键“不是主权属于国民，而是主权不属于君主这样的特定之人”。宫泽俊义不是明确了主权主体是谁，而是明确了它不是谁。

在象征天皇制与国民主权原则初遇时的主权论争中，尾高朝雄多强调正当性契机，即权力行使的本质；宫泽俊义更偏向于权力契机，即主权的归属问题。二者所说的主权者都不能自我表明意志，显示出了近代天皇制“自我革命”之限度，同时显示战后日本还应切实贯彻国民主权原则。

四

理论上，当主权在于抽象性国民时，主权者需要委任他人（即国民代表）代行主权，国民代表的政治言行不能也不用征得其同意。此时国民代表及议会反而处于主权者地位，而国民在权力运行中被疏远。如黑田觉指出：“作为权力正当性根据的国民与作为最高权力行使者的国民之间常有一定距离，前者包括所有国民，后者只是部分国民”。又如芦部信喜所说，若“将制宪权放置于事实的世界，宪法就会变得时时都要从属于政治权力的意志，最后甚至变得连破坏宪法的暴力也不得不予以认可”。只有制宪权中的权力契机受到正当性契机的限制，国民才可能有效维持其主权者地位。此正当性契机的内容只能也必须留存于国民自身。

当宪法理念被现实政治破坏时，国民应基于主权者地位对其进行纠正，此即国民监督来自自身的权力，亦即将自身他者化，避免国民主权的实质化。如樋口阳一所说，国民与现实权力相分离，从中抽出人权观念来对抗现实权力。或可以说，在宪法产生后，制宪权作为修宪权被实定化和制度化，其权力契机被冻结，同时它也转化为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

结  语

近代以来，随着日本民众越来越多地参政及智识发展，统治权力只有将自身他者化并从中寻求正当性，避免主权的实质化，才能够维持自身地位。但在近代天皇制下，国体与宪政充分融合时，集天皇一身的正当性契机与权力契机却使天皇主权趋向实质化，终导致其内在危机。象征天皇制下，在贯彻国民主权的过程中反对国民主权的实质化，抽出人权来监督和对抗现实权力，而其遗留的问题便是愈益纯化的象征天皇与普遍人权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