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2辑（总第2辑）发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下）》（全文约3.9万字，第20—59页）。

关于四神兽，即青龙、朱雀、玄武、白虎，中国的历史记录甚为悠久，东汉道教兴起后，将四神兽纳入其神系，作为护卫之神，道士行法，便有四象（神）护卫。汉魏至隋，四神兽在天上、人间、地下的作用已固定，并成为道文化的重要象征性存在。

在日本，据史料可认定，701年之后直至1846年（弘化三年）孝明天皇即位，天皇朝廷的重大仪式均在使用四神旗，而且时至今日，天皇即位时登上高御座宣读即位诏书并接受朝拜，此高御座基座上的绘图始终没有变化，似认定为龙虎雀图更为准确。

天皇行贺正、即位大礼的服装，即学习中国用衮冕十二章。但衮冕十二章究竟为何样图形，我国没有任何完整的考古实物可参考。所幸日本宫内厅藏有十九世纪中叶在位的孝明天皇的衮冕十二章，并以实物图片形式公之于众，今人终得一瞻富有原始意义的衮冕十二章的风采。观察孝明天皇衮衣的图案，即日、月、龙、虎、雀以及星辰、山、水（藻代替）、火、米、斧、弓十二种图案，它涵盖了阴阳合一、奉天承运、日月同辉、河山永固的道文化精髓，充分显示出着衣者天下第一的至尊地位和至重责任，表现出着衣者应有的放眼天下的至广胸怀和行谦日省的至强能力，彰显出中国道文化在日本影响之深刻与久远，及日本文化（山之幸、海之幸）之源远流长。

皇家建筑方面，平城京、平安京皆仿唐式都城规划建设，尤其平安京，几乎可视作长安京的翻版，大内里（皇宫）的主殿为太极殿，太极殿东西连廊的尽头分别为苍龙楼、白虎楼，其南门为朱雀门，朱雀门向南为朱雀大路，分棋盘格式的京城为东西两部分，不难看出道文化对古代日本建筑的影响。

在考古方面，大约在七、八世纪交替时期（正是文武天皇时代）建成的高松冢，于1972年发掘。其墓室东西南北四方壁画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被盗毁）和玄武，日像在墓室东壁中央的青龙图像之上，月像在西壁中央的白虎图像之上；东西两壁均有四人为组的男女群像，观其图中各女子均体态丰腴，神色娴静，发式衣着皆富唐韵，颇显贵妃天份；墓室平面天井有金箔、朱线表示的星座图，中央是由北极五星和四辅四星组成的天帝居所紫微垣，周围则有二十八星宿。龟虎冢是与高松冢几乎同时期的古坟，其四壁绘有日月及四神兽像，还有十二属性兽首人身像，圆锥状天井有标出天体运行轨迹内规、外规、赤道和黄道，以及银河、北斗七星、参宿等二十八宿的星宿图。颇令人惊奇的是，因高松冢的朱雀图已被破坏无法比较，但若将高松冢与龟虎冢的青龙、白虎、玄武图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二冢的三图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仅二白虎像方向相反），甚至推断为出自深谙中国道文化精髓的一人之笔亦不为过，或至少可以认为出自同一时代的同一集团或同一师门的画家之手。而文武天皇陵正处于二冢之间，文武天皇又那么信奉日月四神兽的保护，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关于日本“皇帝”，日本天皇自称皇帝，这与日本文化的竞争性有关，也与中国道文化东传影响其政治生态有关。古代日本主动接受中国先进文化的目的是要把日本改造成中国（隋唐）一样的国家，以此来追求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位。关于民族之称,日本人弃“倭”而用“大和”，大和是极致之和、最高之和，乃社会发展与管理的最高理想。日本人十分崇拜《周易》《庄子》，以其最高贵的词汇为本民族冠名，其吸纳先进文化进而与先进民族为伍的强烈欲望显露无遗。718年（养老二年）制定的《养老律令》中，《仪制令》规定：“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并解释为：“华，华夏也；夷，夷狄也。言王者诏诰于华夷称皇帝。”此后的日本史书中记天皇为“皇帝”的记录频繁出现，桓武天皇成了“今皇帝”，淳和天皇居然变成了淳和皇帝。实际上，天皇称皇帝，与道文化的影响关系密切。

关于日本神道，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后，其影响最大且久远者，即为日本神道的形成与发展。日本神道是宗教，而宗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能说神道的起源，其中的某些因素或可追溯到日本民族形成初期出现的某些原始信仰上，神道实非日本所固有，而是日本所渐有。卑弥呼女王经古坟时代演变成大王，又至奈良时代演变成天皇，女王的鬼道也随之演变成天皇的神道。问世晚于《三国志》（290年）约150年、由南朝刘宋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东夷传》（445年）记录卑弥呼“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与《三国志》的卑弥呼“事鬼道”相比，多出了一个“神”字。此“神”来之笔为日本由鬼道向神道转变的一个阶段性记录，而这一转变并不是发生在《后汉书》记录的东汉时代，而是发生在范晔写成《后汉书》的五世纪中期，即日本的倭五王时代。因此，在日本史籍中，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用明天皇记”中，“天皇（585年即位）信佛法，尊神道”，不难理解。大化革新时，日本统治者选取“大化”为年号，而“大化”与道文化的关系亦为密切。

《日本书纪》所载用明天皇至持统天皇期间的相关史料说明，至天武、持统时期，日本已基本成为政权形态完备、官员队伍整齐、万事有法可依、社会运转有序的国家。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出于加强统治力、巩固统治地位、维持社会稳定、扩大对中国“优势”的目的，深切感到需要神化天皇、神化日本。也就是说，神化天皇乃形势发展所需。这个时代因此成为以国家和皇权为主体的宗教——神道形成的时代。因为佛教和儒教无法满足神化天皇、神化日本的需求，只有道教可资利用。于是，日本统治集团借鉴唐代将道教确立为皇室宗教进而成为国教的做法，大量吸取中国道文化的“营养”，结合日本的实际，按照《易经》第20卦的教导“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创造出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宗教——神道，以服天下。720年《日本书纪》问世，是神道形成的标志。神道自成立时始，就是皇家宗教，进而成为国家宗教。天皇因神道而成为神，日本因神道而成为“神之国”。天皇成为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化身，日本成为天照大神之国，日本人信心陡增，相信这样一来日本对中国就具有了天然高尚的优势。

显然，若无道文化东传，则无日本神道之产生。道文化东传是日本神道产生的外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外因。日本神道虽也是多神教，但实际上其一神教的特点也很突出，甚至占有很大的优势。日本神社虽多，皆拱卫伊势神宫；氏神万千，亦拥天照大神为头首。这就是《日本书纪》所显示出的日本神道的最基本的教义。如果对日本神道的各方面加以考察，便知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宛如在中国道文化哺育下先后生长起来的姐妹，既相似却又不同。日本绝不是仅仅借用了“神道”和“天皇”两个词汇，很难用“借用”一词来概括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的关系，来准确表达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文化的内外在联系。日本是首先学习、移植道文化，活学活用了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文化蕴含的诸多智慧，进而理论联系实际，中为日用，结合日本的实际改造、创新道文化，最终大胆创新，创造出独具日本特色的神道。神道成为日本具有顽强的学习能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总之，日本神道，是以绳弥时代或许存在的原始信仰、自然信仰为基础，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日本统治集团按照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借鉴中国的道家易学，加工制作创新而成。日本神道的形成，凸显了古代日本人的信心与智慧。古代日本人并不惧怕因为吸收中国道文化而丧失自我，他们利用汉字这一最有效工具，充分吸收道文化的先进要素，在学习中创造，在创造中前进，在前进中确立自我，神道即此彰显自我的最重要体现。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巨大区别。日本神道没有成为道教第二，没有成为“四不象”，而是成为地地道道的、独具日本特色的日本根子文化的代表。其创世神话、伊势神宫的迁宫仪式、天皇即位后的大尝祭等等神道理念和仪式，不仅将日本活生生地打扮成一个“神之国”，而且千百年来使日本民众对此“神国”说深信不疑。中国的道文化以天（天帝、天子）为中心，古代日本人创造的神道则以日（天照大神、天孙即日孙）为中心；中国人认为天最高，日月次之，日本人认为日最高，日天一体，日即天。日本人的智慧使神道展示出独立性，并成为世界宗教之林中独具一格的宗教。当然，古代日本人创立了神道，创立神道后又断然否认神道与中国道文化的联系，或有意贬低中国道文化，这也是日本人劣根性的一个表现。

不过，正因为神道的基本理念太过日本化，所以神道不具备普适价值，难以在国外传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时代，神道被日本军国主义在其侵略占领之地强行推广，从而成为奴化被侵略民族精神思想的反动意识形态工具。对日本人而言，这一历史教训颇够深刻。

中国古代文化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近邻国家传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的路径与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路径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与中国西向的丝绸之路几乎同时存在的中国东向的东北亚文化之路。

大量历史记录及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是十分清楚的历史事实，道文化与儒文化、释文化共同成为支撑古代日本社会政治环境、推动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尤其道文化对日本统治集团树立全新的执政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日本神道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换言之，中国道文化东传，适应了日本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吸收移植道文化的任务最终以日本统治集团创立更显日本风格的神道这种更加完美的宗教形式而完成。这是儒文化、释文化不可相比的。古代日本统治集团思想开放，学有自信，创有魄力，实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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