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陈鹏、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臧雷振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发表《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变迁及其成因探析——基于1981—2011年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全文约1.5万字）。

陈鹏和臧雷振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严峻，日本公众政治信任下降是其主要因素。二元静态解释存在孤立静止的局限，而动态认识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视角即结构性变迁视角，不仅意味政治信任下降是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降低的表现，更预示政治信任的下降是新兴文化因素冲击公众传统价值观而导致政治信任结构调试的过程。运用队列分析和回归分析法来研究1981—2011年日本的调查数据，可以揭示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存在结构性变迁效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发挥着抑制作用，公众民主观念有利于提升其政治信任。 

陈鹏、臧雷振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渐趋发现动员或赢得本国公众政治支持的难度越来越大。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均出现了政治支持的困境：政治行为上，公众投票率不断降低、政党党员数量持续下滑和诸如社会运动之类的非传统参与行为不断增多；政治心理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不断降低，政治疏离感增强。二战后，日本以其良好的政府绩效，一度被学术界视为“发展型国家”的典范。但实证数据显示，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总体上处于下滑状态，这无疑不利于战后日本民主发展和政府治理。20世纪90年代日本缓慢的经济增长、政界腐败丑闻迭出，更加剧了日本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近40年的政治信任研究常识告诉我们，诸如文化、制度和其他因素是解释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主要变量。但有关上述因素的研究多为孤立静止的考察，有一定的局限，亟须动态看待政治信任变迁的视角。此外，动态视角的另一层意义在于打破对政治信任下降现象过于担忧的认知，进而可以回答“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究竟是结构性还是阶段性波动”“如果是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变化，新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绩效是否形塑着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等问题。

动态视角的研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1）从理论上回顾政治信任成因研究的现况及缺陷，继而集中阐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2）基于1981—2011年的调查数据，从总量上确定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现况及历时性变化状况。（3）运用队列分析比较，指出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性变化的原因。（4）利用201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从经验上分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因素、民主意识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绩效的作用。（5）研究回顾分析的主要结论，并指出研究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意义。  

（一）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政治信任相关理论的回溯及衍生假设，是厘清和设定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基本议题的指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变迁关系假设的验证，构成研究中因果关系推论的核心。但若有关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背景等研究缺乏清晰的定性抑或定量描述，则无法界定研究问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无法避免学术泡沫或简单的概念迁移。进一步而言，描述性分析着重回答有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现况、特征和关联性等问题。聚焦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成因课题，亟须借助定性和定量资料阐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社会背景、变迁概况、总量水平和变迁结构内在特征，以求探寻当代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过往、现况、特征及其变迁的可能重要线索，继以定量方式检验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因果关系提供事实和理论问题的准备。 

1.战后日本现代化与公众政治信任的变迁

地处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明濡染且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日本，其公民的政治信任转变轨迹虽深深地刻有日本传统及其社会发展的独特印记，但亦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类似的大变迁。不过，在证实上述判断前，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日本公民政治信任变迁的文化和制度变迁。

二战后，日本凭借有别于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良好的政府绩效，一度被学术界视为“发展型国家”。该模式的形成至少得益于以下国内因素：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持续提升公众的生活水平；一党独大体制、单记名非转让投票制（SNTV），减少了碎片型政党体制潜在的风险——两极化意识形态、过度依赖物质笼络的庇护主义政治和频发的“悬浮议会”；“1955年体制”为日本创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日本社会对“等级”和“忠诚”的重视，亦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来自混杂臣民型政治文化的默默支持。因此，虽然直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进程高度压缩，但日本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是较高的。

然而，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出现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消费税提高。人口老龄化亦向日本政府在经济增长、养老金管理和支出问题上提出新的难题。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引发日本政治的革新。选举制度改革、政党体制亦发生重大调整，传统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不时面临民主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的挑战。此外，曾经为人称道的日本官僚制因腐败丑闻被媒体和公民大加抨击。文化方面，如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强调，20世纪70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工业国家普遍发生了一场“寂静的革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观念，强调生活质量和自主表达。猪口孝则强调文化转型对日本民主政治的影响。以上因素都对公民政治信任可能起到削弱作用。

聚焦日本政治信任变迁转型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问题，人们表现为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似乎并不普遍。比较代表性的理由是，日本近半个世纪并没有发生诸如欧美的大规模新社会运动。日本社会依然保持等级森严的企业组织模式，日本女性在工作选择机会上少于男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日本社会仍在坚守部分传统领域的习惯和价值，但日本社会的变迁已然对日本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于2012年成立的日本绿党标志着日本民间环保团体正式转变成政治性团体，谋求直接影响日本环保政策。又如，日本政府已积极推进立法，以促进女性在工作领域拥有机会公平的权利。

因此，对比日本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国际国内环境，日本公民政治信任水平不可能不发生某种大转变。这种大转变已然对日本政党政治和政策决策过程产生深刻影响：传统以政党和政府提供经济增长和公共物品的政治模式，似乎已无法满足日本公民。日本政党和政府已经发起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且这些改革一直延续至今，以求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那么，这些改革是否起到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效果呢？

其实，无论是讨论日本政治信任变迁轨迹问题，还是评估20多年日本社会改革的成效，都离不开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水平和结构变化的概览。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回顾和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现状，不过是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历时性比较的两极。要解答以上问题，需借助有关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社会调查数据。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已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展开结构性的追踪调查，这些调查采取抽样方式选择样本获得一手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不仅可使人们了解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全貌，而且可深入探究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因素影响力的动态变化，从而破解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谜题。此外，回顾中国知网有关日本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或基于定性判断，或借助有限的截面数据，求解的问题多有关短期绩效和政治信任的关系，缺乏对长期结构性因素的考察。因此，本文基于1981—2011年多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求全面了解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轨迹和日本政治社会变革效果。

2.总量水平：国际比较与历时分析 

探索日本政治信任总量水平变化前，需明确政治信任的测量指标。政治信任概念测量向来以多维度测量指标作为基础，政治体系层次如体制、政治机构和当局，政治机构的政策绩效如政治、军事等，是测量政治信任的主要维度。但政治体系层次的综合测量不足，在概念上混杂了公众的“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性支持”。“特定性支持”则将政治信任等同于政治性机构绩效的评估。鉴于两种测量方式的不足，国际上主流的社会调查皆以机构信任作为衡量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这类测量指标对象一般包括代表性机构如议会和政党，政策性机构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行性机构如军队、司法部门和警察。结合1981—2011年多轮调查的变量设置特征，本研究选择除地方政府信任外的机构指标，作为评估日本政治信任总量和结构的基础。

评估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总量历时变化，一方面要考虑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公众在信任水平上的绝对差异，确定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在世界中的相对位置。国际比较和历时分析，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在国际比较基础上进一步刻画1981—2011年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总量水平的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利用汇总数据着力刻画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阶段性变化特点。

 1981—2009年世界上16个国家政治信任的总量水平，依据调查年份分为五轮调查数据。横向上看，除中国、南非、印度、西班牙四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公众政治信任总体上处于持续下滑状态。以均值水平作为标准，阿根廷已属于政治不信任国家，日本则处于16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上，与美国的水平类似，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最高。因此，有理由认为，全球主要国家的多数公众对政府信任正处于下滑之中，日本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纵向上看，日本所在亚太地区的公众政治信任水平最高，欧洲紧随其后，北美和非洲公众政治信任水平次之，拉美地区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最低。比较数据还表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未达到令人悲观的水平，且依然存在提升余地。

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并非呈现不断递减的趋势，而是呈现周期性的波动。1981—2011年间的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平均值2.29低于1981年的2.46，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再也没能超过1981年的水平。1981—2011年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水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2003年的衰退阶段，日本公众政治信任下滑比较显著，从2.46下降到2.22；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的相对稳定阶段，且恢复到2.4以上；第三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再次发生较大波动，对政府的信任再次下降。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摇摆不定的变化图景，虽总量上无法得出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急速大滑坡的结论，但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水平下滑现象确实值得注意。 

3.结构特征：世代更替还是阶段波动 

第二部分虽集中探索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总量水平的国际位置和阶段性变化特征，但总量分析无法科学地回答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性变迁的问题。总量分析通过牺牲政治信任多维度指标获得政治信任的平均值信息，无疑会忽视30年来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对象内部的结构变化。同时，总量分析无法有效识别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化中的群组效应、阶段效应和生命周期效应。回答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变化究竟是结构性变迁还是周期性变化的问题，群组效应、阶段效应、生命周期效应是其前提。三种效应经常混杂干扰研究者对社会变量变迁轨迹的判断。以下部分着重比较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内部结构变化和队列分析，以求回答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究竟是结构转型还是阶段性变化。

首先，日本公众对代表性机构和政策性机构的信任均低于对执行性机构的信任。机构间信任差序的结构差异从1981—2011年一直保持稳定。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公众对政治权力“输出端”的执行部门绩效评估较高，公众对政府执行部门满意，另一方面则凸显日本公众对政治权力“输入端”的不满。特别是日本属于议会制国家，作为最高权力部门的议会，公众对其信任水平低于对政策性机构和执行机构的信任，会逐步损害议会制民主的根基。一种可能解释，就是因日本政党派阀政治的保守和政党间竞争，使得日本国会立法过程考虑过多附加性条款，从而扭曲了日本公众对议员的立法期望，降低了日本公众对代表性机构的信任。

其次，除对自卫队的信任从1981年到2011年持续上升外，日本公众对代表性机构、政策性机构和其他执行性机构的信任均呈波动状态。从2011年日本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分布可知，公众的政党信任持续低迷且多年处于不信任状态。公众对国会与中央政府则表现为不信任，而公务员信任仅属于比较信任。因此，日本公众持续稳定地信任执行性机构是日本政治信任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似乎并不能说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公众对日本自卫队持续提高的信任，则集中体现了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一面。有学者认为，近年日本右翼政治家极力鼓吹日本安全问题，并不遗余力地在国会提请修改宪法第九条，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提升了该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总之，日本公众对机构的信任结构是稳中有变，公众不断提升对自卫队的信任是日本政治信任研究值得注意的现象。

1981—2011年日本不同年龄组（以出生年作为划分依据）公众的政治信任变迁状况，表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变迁存在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随着时间推移，群组效应相对稳定。这表明日本公众早期受政治社会化影响，群组效应明显。战后政治信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群组效应有限，战前—战后是日本公众政治信任世代更替的主要分水岭。30年后，日本各年龄组公众对日本政治机构的信任普遍下降，仍存在群体差异，这表明公众信任的确存在代际更替。1945年后出生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低于战前出生公众，战后各年龄段水平随出生时间向后推移，政治信任依然处于下滑状态。尽管如此，日本各代际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没有转变成“政治不信任”。

第二，伴随年龄增长，1937—1976年间四代群体在政治信任上没有表现一种持续下降的趋势，而是一种类似W形的周期波动状态。阶段性效应明显，经济社会的宏观环境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冲击明显，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对外在环境反应灵敏。数据还表明，1967—1976年群体在过去30年政治信任的绝对水平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生命周期效应并不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发生决定作用。总之，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存在群组效应，阶段性效应明显，生命周期效应则不显著。 

（二）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成因探析 

分析表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主要特征在于：政治信任总量历时性波动频繁；政治信任变迁存在世代更替效应，战前和战后代际效应显著；对执行性机构的信任是维系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动力。然而纵览式汇总数据分析虽从社会层面刻画了有关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总量变迁轨迹，却无法利用微观个体数据更为精确评估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运用201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评估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成因。

为讨论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构建了四个模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为模型4的嵌套模型。模型1是假设了文化和制度因素对公众政治信任不存在影响，模型2、模型3分别纳入了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其中，文化因素组包括公众的政治兴趣、政治意识形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传统权威指数和民族自豪感；制度因素组包括民主重要性和国家民主运行满意度，制度因素着重考察公众对体制重要性和国家民主运行满意度的认知状况。模型4则是同时纳入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以此验证制度和文化因素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作用。从判定系数上看，模型4为0.224，高于模型1。

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获得的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系数表，以求探究影响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因素的作用及其相对大小。制度和文化因素均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制度因素组中公众的民主观念诸如民主在公众心中的重要性、民主运行满意度都有助于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变量影响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071和0.237，鉴于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和系数的方向，数据表明民主满意度的政治信任提升效应强于民主观念的政治信任提升效应。 

除制度变量外，具体地探究了文化主义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对日本公众价值观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其标准化系数为0.021，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反之，作为文化转型重要体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每提高一个单位，则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约0.1个单位。此外，日本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始终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影响显著系数为0.117。同时，日本公众意识形态越是左倾激进，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从侧面证实公众转变的价值观的确对公众政治信任产生作用，而公众政治信任已然面对新的转型。

诸如民主运行满意度和民主重要性的变量，则反映公众对体制总体散布性的支持有利于维系公众的政治信任。这同样验证了日本公众对其民主体制的认同。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其卓越的经济绩效、民主政治建设获取了公众对本国民主体制的认同，很难想象公众的民主运行满意度会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特征， 首先，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水平一定程度呈现提高的趋势；对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越满意的家庭，其政治信任水平越高。性别、学历和公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公众政治信任的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总量水平和历时性变化，并利用队列分析和机构信任结构变化数据，考察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变迁的问题，发现日本政治信任并非如媒体和部分学术研究展现的悲观，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提升的机会仍然存在。队列分析表明，尽管年龄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产生和变化存在抑制作用，然而生命周期效应并非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日本公众政治信任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存在显著变迁，政治信任的结构存在着显著的世代更替。由此，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化元素成为研究分析的重点。基于2011年世界价值观日本调查数据，研究证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日本公众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日本意识形态越是左倾激进的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水平越低。民族自豪感及其民主观念对其政治信任发挥着积极提升的作用。性别和社会地位对政治信任提高无统计显著意义。总之，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变迁客观存在，深深改变和影响日本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以上分析的理论意义在于，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的变化，不应再被单纯简单地视为一种滑坡，而更应被看做一种变革。从方法论上看，政治信任不再被文化和制度因素间的对立左右，动态观测特定国家和地区结构性因素变化是分析政治信任变化的前提。若缺乏对特定国家特定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分析，评估特定课题的必要性不仅不再成为可能，更会陷入孤立和静止的重复研究。本研究的政策意义不言自明：日本政府不能再将眼光仅仅局限在传统经济绩效方面。要提高公众对政府信任，日本政府不仅要满足公众日趋增多的诉求，更需广泛和动态地从制度方面推动改革，持续培养公众的民主观念和新的政治价值观。本文希望以日本公众政治信任结构性变迁的研究，为动态地认识政治变量变化提供跬步之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