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发表《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全文约1.7万字）。

蔡亮指出,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顾名思义指蓄意修改历史的思想和行为。放到战后日本的语境下，它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其蓄意修改的历史包括对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战争责任的官方见解和日本自1952年恢复主权国家地位以来的国家定位；二是其目标不局限于“破”，更强调“立”，即在意图重塑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同时，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构筑新的国家定位。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随着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历史修正主义也从最初社会及政坛上少数人的主张逐步被渲染成一种具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且呈甚嚣尘上之势。而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的安倍晋三两度执政，其社会背景恰源于此。

(一)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破”与“立”

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历史认识，主要指日本国内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那段历史的认知态度，核心是如何认识侵略历史的问题，具体包括日本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及强掳劳工等与之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而国家定位则意指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或存在方式。日本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其历史认识对战后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巨大，不但日本国内围绕对历史的反省和道歉所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伦理之争延宕至今，而且由之引发的认知差异亦成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更是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甚至如安保、修宪及天皇制等诸多关乎日本国家存在方式的重大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

概言之，在战后日本，历史认识与国家定位的关系实质上互为表里，是纵向维度中同一问题的自然逻辑延伸，前者是后者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后者则是前者能够维系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论历史修正主义，其“破”与“立”的对象都围绕着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这两个方面展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而言，历史修正主义对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的重塑，本质上就是对战后日本的国家精神和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构。

1.历史修正主义“破”的对象

总体而言，现阶段日本政界被视为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有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鹰派和次世代党、大阪维新会等。而历史修正主义“破”的对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日本共产党和原社会党系统的如社会民主党等政党所持的进步史观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鸽派（或称自由派）所持的“东京审判史观”。众所周知，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日本以国运作赌注，不但使周边邻国饱受兵燹之灾，生灵涂炭，自身也得到了惨烈的战争教训。对此，进步史观基于对战争犯罪的内在反省，全面承认这场战争是战前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日本作为战争的加害者应对给亚洲各国及民众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基于这一历史认识，在国家定位问题上，其强调为避免重蹈覆辙，战后日本应贯彻和平宪法的理念，坚持走带有中立意味的和平发展道路。

2.历史修正主义主张的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

在历史认识上，历史修正主义“立”的主张可归纳为：应停止类似“村山谈话”那样的心理“自虐”，抛弃加害者意识和负罪心理，强调明治以来的成果与近代民族精神的前后连贯性，并要通过一系列言行去继承并弘扬民族自信，如强调首相及其他政治人物去靖国神社参拜，向为国殒命的英灵们表示哀悼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同理，其认为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中应思考如何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让学生仰慕国家、热爱国家，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对记载日本侵略别国的相关内容应予删改。

3.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发展阶段

回顾战后日本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有所抬头，到了80年代呈现逐步兴起的状态，而随着“1955年体制”的解体，原有的保革对立格局不复存在，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特征日益显著，历史修正主义也从最初的社会、政界的少数例外渐次渗透至国家的方方面面，从最初的个别主张被渲染成当今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氛围，并通过选票完成了对政治的回归，更造就了两届安倍内阁。总体而言， 50年代中期历史修正主义的特征可谓“破而不立”，到了岸信介时期是“破而小立”，中曾根及其后则是“有破有立”，安倍内阁时期的特征可称得上“大破大立”。

（二）安倍内阁的历史认识及其评判

如前所述，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呈现出的最大特征是“大破大立”。“大”字所凸显的是安倍本人及其内阁在历史认识和国家定位上的各种言行举止，尺度之大、幅度之宽，皆为战后所仅见。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日本应认真反省历史的同时，日本国内却掀起一股股的历史认识逆流，且能够大行其道，可以说是与日本国内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趋势日益凸显息息相关。

1.安倍内阁的历史认识

众所周知，非“大破”者不能“大立”。安倍一心想实现外祖父岸信介未能完成的遗志，即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而若要在精神层面强化日本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话，当务之急就是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并通过历史教育重新评价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史，增强所谓的“爱国心”。基于此，安倍曾毫不隐讳地批评说，“东京审判史观”严重损伤了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同理，对于承认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和直面历史事实并予以道歉及反省的“村山谈话”，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公开指责“河野谈话”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祸根”。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毫无顾忌地宣扬，“‘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并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实，甚至在国会表态说第一任期时因未能参拜靖国神社而“悔恨至极”。诚然，安倍从顾虑国际舆论和对外关系角度出发，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中，真实用意是“漂白”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掩盖历史真相，逃避历史责任。

进一步地，他还放任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中各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在公开场合大行其道，如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就公开表示日本无需对二战表示反省和道歉，并辩称说“开战权和交战权是所有国家都被认可的基本权利”，因此二战也不过是日本行使这种基本权利而已，何须为此表示反省和道歉呢?而政调会长稻田朋美则认为安倍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核心就是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因此不但主张否定“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更强调说首相应堂堂正正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才是“不屈服他国侵略的表现”。

2.对安倍内阁历史认识的评判

安倍内阁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越过那一段而坦然走向未来。安倍本人及其领导的内阁和自民党内种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从中韩等邻国的视角看，首先是让人情何以堪，认为此举是开历史倒车，其次是质疑日本可能要推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实有复兴军国主义之嫌。

回顾历史，像安倍这样在历史修正主义理念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建立国内、国际有别的不同历史叙述的做法并非首创。安倍实质上建构的是一种国内、国际有别的有关历史认识的双重标准，其逻辑认为历史认识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目的无外乎想用模糊的表述将其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真实意图含混过去。以靖国神社为例，安倍第一任期时，恰逢该问题成为阻碍中日、日韩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且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纷纷表态严重关切之际，他模糊应对，以供奉“玉串料”即捐赠祭祀费的形式代替参拜。但自下野后，安倍非但每年前往参拜，还于2013年2月7日在国会答辩时公开表态说，首个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令他“悔恨至极”。 当时中日、日韩均因领土问题而关系恶化，安倍似乎认为国际社会对靖国神社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因此也不理会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口头劝告，执意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结果，不但遭到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声讨，连美国也罕见地多次声明表示“失望”，于是安倍再度回归第一任期时的模糊做法。

然而，在2015年1月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安倍内阁就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指出，“若公开表示是为追悼战殁者而参拜，且从形式来看也明显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则不属于宪法第20条第3项所禁止的国家宗教活动”，并辩称“大多数国民及遗属认为靖国神社在我国是追悼战殁者的核心设施，希望代表国家的人能够进行追悼”。显而易见，虽然现阶段安倍囿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效仿第一任期时的做法，以供奉玉串料的形式代替参拜，但相比小泉纯一郎用行动来动摇中曾根内阁于1986年时发表的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后藤田谈话”，安倍则是更进一步地借助内阁会议的平台基本否定了“后藤田谈话”。

一言以蔽之，安倍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投机主义，在现实中反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按照来自外部的要求，还是与外部相呼应的方式处理有关战争责任或历史认识的问题，外交场合的任何措辞并不仅是一个声明或某个仪式上的致辞与谈话，它代表了一国的国际承诺，因此其在国内的任何与之背离的言行只会造成国际社会愈发质疑日本反省历史的诚意，严重损害彼此的互信。

安倍还认为，与邻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在建立外交关系时得到解决，因此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也好，否认强征慰安妇、修改历史教科书也罢，说到底都是日本的内政，外国置喙就是干涉内政，并强调邻国不应只是揪着日本的过去不放，应该抱着向前看的心态放眼未来。其背后的逻辑完全将日本的战争加害者责任抛诸脑后，因而也就不去自我反省“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的真正含义，反而嗔怪受害者纠结历史问题。 

（三）安倍内阁的国家定位的目标和评判

安倍要“破”的是战后长期以来“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的国家定位，认为这种定位限制了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他主张的“立”，就是在促进国家实力结构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将军事手段视为实现“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目标的重要政策支柱，使日本在这一历程中的军事成分和权重大幅跃升，最终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

1.安倍内阁国家定位的目标

早在安倍第一任期时，他便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施政目标，虽然时日较短，但动作幅度不小，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2012年底，安倍第二任期时又提出“重振日本”的口号，并意图通过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式来实现该目标。

安倍在“大破大立”的过程中，非但竭力隐藏潜伏在历史修正主义话语背后的反美逻辑，还将如何强化日美同盟与“立”的内容紧密相连。日美安保体系建立60多年来，无论是范围上从冷战时期的双边层面扩展到21世纪的全球层面，或结构上从“美主日从”到“美主日辅”进行了转化，还是功能上由原来的“对美依附型”转变为“日美合谋型”，两国在体系中的非对称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里指的主要是把日美同盟中的“单务性”转变为“双务性”，即将长期以来的只有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转变为日美都有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安倍认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就无从谈起，也就遑论实现“正常国家化”了。为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成了题中之意。

对日本而言，集体自卫权指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的权利。而在安倍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美国也乐意赋予日本更重要的全球安全角色，欢迎安倍为加强日美同盟而解禁集体自卫权。因为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和升级，美越来越认同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因此亟须实现“辐辏格局”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需要其发挥“副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这样一来，现阶段日美的基本共识是日本应更加积极地在同盟框架内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保持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

然而，解禁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必须要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才行。这样一来，“正常国家化”又与修宪问题挂上了钩。众所周知，现阶段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相应地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他下一步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但鉴于修宪门槛较高，最终能否实现尚不能过早下定论。然而，仅就现阶段的进展看，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国家发展模式已经在安倍的主导下发生重大转变，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改动幅度之大可谓战后以来仅见。

2.对安倍内阁国家定位目标的评判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在吉田茂的引导下，在对战争惨痛经历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也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战争的废墟中仅用了20年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可以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日本而言善莫大焉，且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许。而安倍内阁要“破”的恰是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言之凿凿的“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实质上就是要将日本从“和平国家”引导到“战争国家”的歧路上来。因此，人们有理由对日本今后是否偏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抱有疑虑和警惕。然而，为了降低国内外对安倍上述举动的质疑，他特意用“积极和平主义”旗号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如“安倍谈话”在涉及对日本未来国家走向的愿景部分中，就落到了“积极和平主义”上，强调“我们将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寥寥数语，虽从数量上看在篇幅3000多字的谈话中显得微不足道，其实却颇具内涵和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安倍谈话”的核心。因为“安倍谈话”是以“面向未来”为志向，他就是要借此使日本明确“告别战后”，“堂堂正正”踏上“正常国家化”之路。

安倍认为，从纵向维度看，相对传统的和平主义，“积极和平主义”体现了理念传承性，而从横向维度看又展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积极和平主义”则打破了“一国和平主义”的认识窠臼，强调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安倍看来，“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决不能成为这一锁链中的薄弱环节 ，而应基于国际协调的立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这就是新时代的日本应该高举的旗帜——积极和平主义”。那么“锁”的主要对象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指中国。实际上，“安倍谈话”已清楚表达了牵制中国的意图，如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并予以不断敲打，另一方面强调日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大力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政治价值观点，并以此与美澳印等国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

综上所述，安倍内阁孜孜以求的“正常国家化”将导致日本与邻国关系更难走上正轨，东亚地区的互信更难确立，安全困境难免加剧，且有刺激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涨，使整个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变得遥遥无期之虞。因此，他吹捧的“积极和平主义”非但不能使日本更为积极地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反而极易导致该地区陷入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中，是十足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战争残酷性的惨烈体验和对侵略历史有所反省基础上的，且得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安倍内阁应认清这种历史认识根本不是“自虐”，更不会影响日本发挥国际影响力，恰恰相反两者实质上是相谐而行。因此，日本对于自身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这种选择应怀有更大的自豪感。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日本而言，这本是彻底实现历史和解、卸下历史包袱的关键节点和宝贵机遇，日本应真诚地对待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同亚洲邻国实现真正和解的基础上，共同构筑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然而，现实却是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下，与中韩等邻国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现实疑虑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反而不断加深。进一步地，安倍内阁在谋求新的国家定位过程中虽然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但所作所为却是一条与日本战后远离纷争、谋求通过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的基本步调存在根本差异的歧路。可以想见，如果其要实现的“正常国家化”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基础上，则不但会丧失国际社会尤其是包括中韩在内的周边国家的信赖，还会进一步扰乱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这样也就遑论今后日本在构筑东亚和平稳定与合作体制等方面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