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商学院张艾莲、刘柏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发表《亚洲基建投资格局背后的中日经济博弈与制衡》（全文约2.4万字）。

张艾莲、刘柏认为，中日再次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形成竞争博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如果日本希望单纯依靠资金竞争，将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而会步入狭窄空间；中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则能够产生数倍于独自行动的功效。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多方投资格局意味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牵制，这种制衡将在国际层面避免一国优势的垄断，同时有利于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亚洲格局。

张艾莲、刘柏在文章中指出，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截至2015年4月，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2015年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洲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发表演讲时宣布，日本将在今后的五年内提供约1100亿美元资金成立亚洲基建基金，用以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亚洲基建投资的需求巨大，但是这种需求是潜在存在的，需要资金的激励才能实际产生，这种资金的带动性使得资金提供者能够对接受投资国产生重要影响，并实现地区主导影响。因此，为了保持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中日在基建领域必然存在竞争。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牵制了两国各自的行为，在亚洲地区形成制约和平衡，避免了单方强权。本文将主要从博弈和制衡两方面来解读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基建投资领域的竞争态势。

在亚洲地区，中国和日本无疑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代表。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历史久远，涉及层面众多。这里的“竞争”，主要突出表现为两者的相互关系，集中体现在中日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上。而基建“竞争”的形式，具体可以通过“博弈”和“制衡”两方面进行解读。“博弈”偏重的是两国之间的利益决策，相关金融制度安排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财务成本收益来衡量，还有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获得优势是根本。“制衡”则侧重针对两国所处的亚洲市场，两极金融格局的形成将弱化地区强权风险，促使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等发挥重要作用，平衡发展是核心。所以，在博弈下的制约和在制衡下的牵制，会让中日两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开创新的竞争格局。

在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下，中日两国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博弈行为在考虑对方策略的基础上，选择各自的行为，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利益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盈利不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建立的最终目的，其建立初衷是为了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进而扩大本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共同支援的背后，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存在竞争，并同样面临局限性和困境。

（一）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成本收益分析

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都直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二者的建立都离不开成本的支出。2015年6月29日签署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为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推动了亚投行的建立进程。而亚洲基建基金并不存在实质性推进，仅仅是一个意向。就目前的阶段而言，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资金支出方面，而且即使后续的人员构成和办公场所建立等工作展开，资金投入也是前提基础，因此资金成本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成本的核心内容。

资金成本支出离不开国家实力支撑，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总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并且，对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也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出路，因此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资金支出的源泉。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外汇储备为3.69万亿美元，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1.24万亿美元，这对于亚投行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和亚洲基建基金欲投入1100亿美元的资金成本支出都具备支撑作用。但是，就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实力而言，中国对亚投行的资金成本比例要小于日本对亚洲基建基金的资金成本比例。

更为重要的是，成本分担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差异显著。亚投行的建立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推动下建立的，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多国合作平台，通过亚投行这一平台，50多个国家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承担资金支出，这将能够有效分担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中国认缴的份额在总额中占比为30.34%，即使不是全额比例，按照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也达到了26.06%，占有相当重要的话语权。而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主要是针对中国国际举措的直接反应，并不是实际的需要。这导致日本欠缺详细的规划和主导明确的建设路径。就目前而言，日本提出的亚洲基建基金是单一国家行为，一国的独自推进导致亚洲基建基金的实施成本将完全由日本承担，无法有效分担成本支出。由此可见，在成本方面，亚投行通过规则制定，正逐步实现成本最小化，而亚洲基建基金对于单一国家而言成本支出较大。

就收益而言，虽然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较低，但是基建投资建设能否顺利实施和完成的关键，除了资金的支持，收益率也是必然考虑的要素。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未来数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非常大，达数千亿美元。因此，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蕴含着潜在获利能力。

中国和日本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对基建投资建设过程的推进策略和方法有所差别，导致吸引力和未来发展规模不同，也体现出投资项目的收益效果不同。如在交通运输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不仅仅是国内铁路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延伸，而且是通过修建交通运输路线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通，形成便利的交通网络，为未来的贸易交往奠定运输基础。这种建设思路在交通运输投资方面的获益时期虽然较长，但是能够有效带动沿途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推动进出口交易，由此获得较高收益。目前，亚投行的大部分成员国是以中国为起点建立的“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加速各国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助力的主要模式，二者形成了有效相互推动。相比之下，因为日本作为岛国的限制，无法通过交通运输建设将本国与其他国家相关联，所以虽然在基建方面可能有所获益，但是对于贸易改善程度的作用将比较有限。

亚投行创始国通过规则和制度的规定将各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的合力效益远远超过单一国家所创造的收益。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贷款，将提供本国的优势资源，因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的贷款，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贷款项目将成为各国投标方能否成功的重要资金支持。作为成员国为亚投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作为非成员国为亚洲基建基金提供的条件将呈现差异，前者将具有成本优势，由此提升利益空间。这对于单一国家构成的亚洲基建基金而言，收益领域受限。另一方面，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加入使得亚投行的运作机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在治理结构和运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收益。

当然，日本在国际组织建立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因此也能够通过成本控制而实现收益。除了经济收益，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建立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主要收益是国际影响力扩大。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亚投行的倡导国，提出建立国际组织，旨在通过国际组织的构建塑造世界强国形象，并提升在亚洲和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又反作用于亚投行，将提高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重新塑造国际格局。对于日本而言，建立亚洲基建基金主要是担忧亚投行的影响力扩大而削弱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因此通过亚洲基建基金维持并扩大影响力也是亚洲基建基金的获益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亚投行相比，日本构建的亚洲基建基金存在一定的不利条件，但是日本自身的传统优势使其具有不容忽视的实力。首先，日本经济虽然增长速度缓慢，但是整体规模依然巨大，这为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前提。同时，日本的人均GDP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较为雄厚，可以辅助政府投资项目。在部分对外投资项目中，日本政府出资比例较低，而民间资本成为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其次，基建投资和建设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和支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12～2013年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表明，日本工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一位。日本在精密零部件、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和高技术附加值领域占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为日本基建对外投资奠定了技术和制造基础。最后，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并在60年代超过英、法、德等国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之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日本加紧进行对外援助。长期对外援助为日本积累了影响力和实践经验，成为其与中国开展基建投资竞争的优势。

可见，亚洲基建基金的优势和劣势相互交替存在，将借助传统优势与亚投行在基建投资和建设中形成竞争，并借由基建领域的基础作用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重新塑造亚洲经济的相互竞争和制约格局。

（二）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在制衡格局中的困境

亚投行的建立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股新兴力量，并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虽然前景和市场潜力广阔，但是前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局限性并面临着困境。

首先，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是从未作为领导国独自建立和领导一个国际组织。以往中国只是作为成员国参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而且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中国的投票权也未达到第一位。因此，在亚投行的推进过程中，面对组织结构、议事流程和规范以及资金运营和监管等诸多问题，中国都是首次尝试，没有积累的经验和现成的方法。而且，中国首次倡导建立亚投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就吸引了50多个国家，如何平衡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也是棘手的问题。

其次，作为主要创始国，中国具备独特的自身优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领域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且金融市场不完善。而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有限会限制亚投行的资金运作，尤其是对于国际组织的领导国而言。中国虽然外汇储备雄厚，但是主要来源于已经开放的经常账户，而资本和金融账户并未完全开放且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度不大。对于涉及其亚投行投资项目，中国资本项目的未开放将限制其运作。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使用范围依然无法与传统国际货币相比。加之亚投行在业务运转过程中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导致亚投行在计价、支付和结算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而面临潜在的金融风险。

最后，亚投行的建立昭示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这将导致国际社会中部分国家侧重于顾及“中国威胁”，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体现，这些顾虑将在亚投行的推进过程中造成阻碍。另一方面，亚洲部分国家虽然愿意接受来自亚投行的投资，但是同时仍然会顾及中国的影响，会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争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寻求最有利于自身的优惠项目，这将影响亚投行的投资效益并减少投资项目数量。中日在泰国高铁项目的竞争，虽然不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之间的竞争，但是其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态度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和日本的传统优势使得中日两国在国际层面一直处于动态的制衡过程，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日本造成压力并倒逼日本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使日本在亚洲格局中面临困境。为了与亚投行进行竞争，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计划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00亿美元，这与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日本国内资金的缺乏以及国外低息对抗式的竞争使得发行国债融通资金受到关注，由此造成日本国债的大规模发行，这也导致日本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明显增加。日本是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负债率超过了200%，这与其外部投资规模扩大形成了矛盾，导致日本陷入融资和投资的双重困境和恶性循环。在日本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对外竞争引致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支出，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资金压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土狭窄，日本把出口视为战略重点，因此日本对外格局的整体部署与其出口导向息息相关。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中国和韩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三个出口贸易国，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40%。；如此高的比例说明，上述国家对于日本的进出口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进口发生方向性改变，都将冲击日本的出口规模。韩国和中国、日本一样，都是亚洲国家中经济总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虽然韩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和日本，却是两国之间抗衡的重要砝码。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及稳定是地区架构的重要影响因素。2015年6月，中韩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超过税目的90%和贸易额的85%，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大幅度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升。作为整体出现的中韩贸易体，将使得传统中日韩关系出现倾斜，东北亚地区主要的三个国家出现了格局重组，日本出口将受到制约。虽然中日韩三国也提出了自贸区倡议，并且在2012年宣布启动谈判，但是进展不快。日本对中国的针对性竞争博弈带来的结果是，对于日本而言，中日韩三国协定对其重要性不大，日本忌怕中国强大崛起的同时又寄希望于通过对抗和制衡影响中国，这导致日本陷入对抗中国、疏离韩国的与两个主要贸易国“不合作”的窘境。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的经济强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发挥优势能够产生数倍于独自行动的功效。日本针对亚投行而筹建亚洲基建基金，试图单纯依靠资金竞争，将使其步入狭窄循环空间，而不是良性循环。从日本针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行为而被动采取各种措施看，为了在经济方面维持自身的地位、限制中国的扩展，日本受到中国对外政策部署的战略影响。而在军事方面，日本又受到美国海外部署的战略束缚，不断加大对军事的投入。这种双重牵制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形成掣肘，在其需要集中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却疲于对外部牵制做出反应、应对国际事务，导致资源分散化和资金离散化，不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

（三）中日竞争关系推进和重塑亚洲经济格局

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对日本国际地位的冲击，中日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诸多领域存在竞争，日本为了挽回和重塑国际影响力并对抗中国的崛起，根据中国举措而采取针对性行为，亚洲基建基金的建立就是例证。但是，竞争不是绝对的，因为中日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经济关联。2014年1月至11月中国对日本进出口总额达2850亿美元，同比增长0.4%，其中出口总额为1369.5亿美元，同比增长0.2%，进口总值为1480.5亿美元，同比增长0.5%。从2006年至2014年，日本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投资规模均超过40亿美元，2012年和2013年甚至超过了70亿美元。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交织，形成了彼此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联网。所以，中日之间同样存在协作。

协作和竞争不是完全隔离和界清的，二者互为前提，竞争促进发展，协作推动进步。协作和发展的同时并存是客观存在的，这使得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牵制和制衡，形成了博弈状态。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是在不同合作模式下权力与目标利益的竞争和制约，这种羁绊的根源是基于争取国际地位而形成的相互影响、牵制、制约和制衡。中日之间以经济往来为基础的牵制和以国际竞争为体现的对抗共同形成的制衡，不仅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基石，而且可以重塑多极化国家权力的亚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