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季风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发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原因新探》（全文约1.7万字）。

张季风认为，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来看，总需求在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以后继续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在有效需求不足痼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供给又陷入严峻局面。再加上规制改革滞缓、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终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迷的困境。

张季风在文章中指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直到现在也未恢复到泡沫经济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各主要经济指标都不尽如人意。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日本经济也出现过若干次景气波动，特别是2002～2007年还曾出现过长达73个月的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但平均增长率也未超过2%。这种低水平景气并未改变日本经济20年来整体低迷的大趋势。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界关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原因的观点五花八门:（1）结构问题说，认为出现长期低迷是因为没有解决日本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2）财政政策说，认为在危机初始阶段应当采取措施刺激经济时，政府没有及时出手，财政政策失败，之后又长期依赖财政投资，结果导致债务越积越多;（3）金融危机说，认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通缩，物价长期低迷再加上日元升值带来长期低迷;（4）银行功能低下说，认为由于不良债权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导致银行功能低下，最终带来了长期低迷;（5）其他原因，认为制度设计的试行错误以及向低效率部门投资太多，留下巨大的政府债务，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等等。本文拟尝试从多种视角，特别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视角，对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从需求视角看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始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首先重点对90年代以后构成日本GDP基本要素的消费、投资、公共需求（政府消费、公共投资）和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从实际GDP增长率和各要素贡献率的变化来看，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增长有所波动，但基本实现了3%～7%的较高增长，从拉动GDP增长的具体要素来看，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的作用比较大。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随着住宅投资减少（1991年以来）、设备投资减少（1992年以来）和民间消费停滞（1993年以来），1993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降至0.2%的水平。

1993年以后的日本经济，虽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大。这反映出在实体经济停滞过程中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经济对策。虽然公共投资需要经过一定的滞后期才能发挥作用，但是由于设备投资将紧随其后，进而可能出现消费扩大，实际GDP增长将得以实现。然而，在日本，虽然政府多次推出以扩大公共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对策，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GDP增长非但没有恢复到8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反而从此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具体来看，1997～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再次下降，在公共需求的贡献转为负增长的同时，民间住宅投资开始减少，设备投资和消费也出现下滑。1998年，总需求中的所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为负值，日本的实际GDP自然也就陷入负增长。此次负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滑坡，而且受不断加重的不良债权问题的拖累呈现出金融危机的各种症状。

2002年以后，日本进入超长期景气扩张阶段。此轮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公共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为负值，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也维持正值，但并不强劲。2002～2007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最高值出现在2004年，为2.7%，与1996年的水平相当，但没有达到信息技术（IT）景气时期（2000年）的水平（2.9%）。超长景气期结束后，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出现大起大落局面，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为负增长，2010年出现恢复性增长达到3.4%，2011年又跌入0.3%的低增长，2013年恢复到2.1%的较高增长。

另外，从不同年代各种需求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与贡献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消费（民间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民间住宅投资及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和贡献率都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是90年代以后明显降低。例如，80年代前期的民需（消费与投资的合计）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为2.7%，换算为贡献率是63.7%;进入80年代后期，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上升为4.9%，换算为贡献率达94.2%。这说明，日本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相当高。

1986年日本曾发表著名的《为实现国际协调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即“前川报告”），明确指出，要将经济增长的成果适当地向职工报酬倾斜，通过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来提高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以促进个人消费，充实和加强住宅对策，同时充实地方社会基础设施等扩大内需的政策。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基于国际标准的“国民经济统计”（“SNA统计”）来看，当时日本至少在宏观上实现了扩大内需目标。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两方面来看，大幅度的进口也带来了促进内需扩大的效果。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和贡献率明显下降，特别是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的90年代后期，下降更为严重。这一时期，民需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仅为0.2%，贡献率仅为19.0%，与80年代几乎无法相比。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即所谓公共需求不断扩大。应当说，在90年代中后期，公共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民需的停滞和外需的低迷。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后的超长期景气，主要是外需即净出口（出口额-进口额）拉动的，这从相关数据可以得到证实。2000～2005年前，日本的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拉动为0.5%，换算为贡献率是38.4%， 2005～ 2010年间的拉动作用为0.4%，换算为贡献率超过100%。也就是说，净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重要部分，尤其是“中国特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扩大，导致世界实体经济的繁荣，日本的企业和产业界充分利用这种机遇，赢得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最长期的景气。但是，在这一超长景气期当中，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也逐渐深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剧烈变化和家庭的名义收入几乎没有增加。从构成职工报酬最主要部分的名义工资、奖金的增长率来看，80年代前期以及后期都分别增加了20%左右，这意味着职工工资每年增长约5%，而90年代前期还有10%左右的增长，即每年增长约2%，但到90年代后期总体下降了2%。2002～2007年间的职工工资也只增加了2.5%，即每年只增加0.5%左右，因此从全国规模来看几乎感觉不到工资的增长，这恐怕也是超长期景气“没有实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名义工资增长停滞也对就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派遣工、计时工等非正式员工的比例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非正式员工占所有被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仅为15%左右，此后逐年缓慢增加，1997～2014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目前非正式员工的占比已经超过38%。在非正式员工队伍扩大的过程中，名义工资增长的停滞也改变了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厚生劳动省实施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1996年以后虽然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到2006年甚至超过了30%，但是同期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家庭占比也增加了5.9个百分点，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的比重下降了10.2个百分点。2011年，家庭年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538万日元的家庭占比高达61%，而年收入在200万日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竟高达19.6%。很显然，从不同收入阶层的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贫困层的扩大和中产阶层的减少，自然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当然，在工资上涨过程中，非正式员工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就业机会的多样化，这对解决失业问题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在总体工资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非正式就业的扩大则只能对企业有利，意味着企业削减成本的手段多样化。相关统计显示，日本企业效益开始恢复的2002～2004年间，日本企业之所以开始恢复经营效益，主要是由于成本被大大压缩，竞争力重新得以提高，特别是大企业将目光转向外需，积极增加出口生产。

从企业方面来看，《派遣法》的修订以及2000年以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步伐的加快，对企业扩大出口十分有利。特别是某些企业占据产业链条高端，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优势，这些企业进一步向产品个性化的方向迈进。这些企业行为的变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对日本经济的恢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从宏观经济总体来看，则产生了“理性之误谬”，即企业部门的“合理行动”使家庭经济部门的收入和利益被挤压，致使慢性通缩长期持续，最终导致始于2002年的战后最长期景气变成了不伴随收入增加和内需扩大的“没有实感”的长期景气。

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名义GDP的低迷，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起连续出台了11次紧急经济对策，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政府长期债务的增加，再加上日本迅速进入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社会，在职员工的社会保障负担加重也助推了代际差距的扩大。

2008～2012年，日本社会的名义工资一直处于负增长，影响了占GDP近60%的私人消费，导致民间最终消费总体处于低迷状态，年增长率分别为-0.9%、-0.7%、2.8%、0.3%和2.0%。2013年以后，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虽然工资有所上涨，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更大，实际工资水平反而下降。特别是受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民间消费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二）从供给视角看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接下来依据“增长核算”的数据就供给方面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加以分析。所谓增长核算，是从生产方面来分析实际GDP增长率的一种解析方法，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的资本投资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以及生产效率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TFP增长率）等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影响。

根据JIP数据库2014年给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五年为计算周期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TFP增长率等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影响的数据可知，日本（不包括非营利服务部门和住宅部门）的GDP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5.49%下降到90年代前期的0.78%，下降了4.71个百分点，此后在90年代后期又下降至0.66%，21世纪头五年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44%，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5～2009年又再次下降为 -0.67%。从具体要素的贡献来看，80年代后期的较高增长当中，所有要素都起正拉动作用，但主要是TFP拉动的，为2.5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47.0%;其次是资本投入，拉动1.9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5.2%。而在90年代前期的增长当中，拉动作用最大的是资本投入，为1.34个百分点，贡献率接近200%，无奈劳动投入和TFP为负拉动，特别是TFP为0.51个百分点的负拉动。这充分反映出当时日本IT产业落后对宏观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90年代后期的增长中，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大的要素主要是资本投入和TFP，分别拉动0.68和0.56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103%和84.8%，而劳动投入则表现为很大的负拉动作用。而在21世纪头五年的增长中，拉动作用最大的是TFP，为1.3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6.5%，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的IT产业迅速追赶并对宏观经济带来了正向影响;其次是资本投入的拉动，为0.6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47.2%。就劳动投入而言，尽管劳动力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但由于劳动时间的负拉动太大，结果导致劳动投入总体表现为负拉动。2005～2010年间，劳动投入和TFP均为负拉动，资本投入为正拉动，三者分别拉动-0.39%、-0.47%和0.19%。最后是2010～2011年，在0.14%的GDP增长中，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变为负拉动，而TFP的拉动增大，三者分别为-0.39%、-0.11%和0.64%。

如果以十年为计算周期来考察供给方面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TFP增长率等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贡献率超过100%，2000～2011年间也是如此，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大，因GDP年均增长率为负，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0.38%，所以贡献率超过100%。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但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缩短所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很明显的，其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63.8%，进入21世纪更超过100%。

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日本的GDP增长率减少4.22个百分点，从具体要素来看，劳动投入减少1.33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减少0.86个百分点，TFP增长减少1.99个百分点。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可以把劳动质量、资本质量和TFP都看作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那么根据表3的数据可知，劳动质量提高减少了0.18个百分点，资本质量提高减少了0.28个百分点，再加上TFP增长减少的1.99个百分点，三者合计减少2.45个百分点，相当于90年代经济增长率较80年代减少的4.22个百分点的58.0%，换言之，增长率损失的一半是由供给方面的生产效率低下造成的。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以及资本数量投入的减少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失业率上升和投资停滞以及GDP紧缩指数扩大等因素有关，换言之与需求的停滞有关。同时，在通缩与零利率条件下，实际工资上涨，导致名义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效益发生偏离，使得劳动投入陷入低迷，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需求停滞造成的。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增长率的损失，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原因大体上各占一半。

而2000～201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之所以低于前十年，其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出现大幅度负增长，结果导致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如果抛开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因素来分析这一时期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看出，劳动投入的低迷非常显著，仅为-0.41%，但TFP增长对经济的拉动转为正增长，达到0.48%，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得到恢复，对经济的拉动分别达到0.10%和0.19%，两者合计即资本投入增加对经济的拉动高达0.29%，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很大，高达0.50%，但无奈劳动时间增加下降了0.91%，结果使劳动投入整体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2000～2011年间的各要素增长总体低迷，不仅远远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也低于90年代。在TFP增长的拉动下，2002～2007年曾出现超长景气期，但是由于劳动时间的减少与劳动质量的提高以及资本数量的提高效果相抵消，结果使难得的长期景气成为低速的“没有实感”的景气，并没有改变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总趋势。 

（三）需求与供给原因的模型分析

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需求方面因素可简单归纳为:（1）不充分的金融宽松与通缩预期引起的消费、投资低迷;（2）由于财政紧缩导致的公共需求减少;（3）由于银行的“惜贷”引起的投资不足。供给方面的原因则包括:（1）企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趋低;（2）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3）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例如银行的追加贷款、过剩贷款以及政府的低效率公共投资等）。

以上原因可以用标准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进行直观分析，并得出结论: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课题是，总需求在进入经济长期低迷以后仍继续下降，总供给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2005年之前虽然有进展，但其程度与长期低迷之前相较十分微弱。正因为总需求的停滞与总供给的扩大同时出现，才导致通缩的长期化。而2005～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竟达到-0.47%，这说明日本经济在有效需求不足痼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供给方面又出现严峻局面。2010～2011年情况大有好转，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高达0.64%，这种新动向值得关注。

（四）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其他原因

如前所述，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能力下降的原因外，与制度原因、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以及日本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等也都有密切的关系。

概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产生逆资产效果，严重地抑制了居民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其结果使内需疲软，日本经济开始萎缩。同时，在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贷出的大量融资无法回收，成为不良债权，因对其处理不力，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失业和需求消费不足等多种恶性现象循环交织在一起，使日本经济濒临“紧缩螺旋怪圈”的边缘。加之日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市场饱和，总需求严重不足;而追赶任务完成后，后发优势完全消失，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总供给能力下降。特别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痼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供给又陷入严峻局面，使经济运行举步维艰，再加上规制改革滞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终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长期低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