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乃丽、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俊丽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发表《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全文约2万字）。

 文章认为，基于增长核算理论、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日本女性就业的历史环境、特征等因素对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理论上可以证实日本女性就业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阻碍女性就业扩大的因素，安倍内阁的“女性经济学”近期难以发挥直接的有效作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安倍经济学”，希望借此促使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可持续增长。为了在日本国内现有条件下缓解劳动力不足这一难题，保障“安倍经济学”的顺利实现，安倍于2013年9月发表了以《释放“女性经济学”的力量》为题的文章，提到“日本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释放女性经济学的潜力必不可少”。2014年1月安倍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再次提及“女性经济学”对恢复日本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创造所有女性都能发挥才干的社会，是增长战略的核心”，吸引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战略”必须在保障劳动力充分供给的前提下才可能完成。

针对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以及安倍“女性经济学”问题，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多从日本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日本女性就业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也都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拟从日本宏观经济运行的视角，基于日本经济发展周期，使用定量的实证方法论证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安倍内阁推动的“女性经济学”。

（一）历史回顾

女性就业，是日本社会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历史上日本的企业文化都是以男性职员为主体建立的，“男女有别”这一现象大大影响了日本女性长期就业的积极性和职业选择的偏向性，这既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从日本长期宏观经济运行来考察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或可解释当前安倍提出的以扩大女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女性经济学”的意义和困境。

1.战前日本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造成低就业率

在日本的历史上，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妇女的地位低微，而且得不到法律保护。直到明治维新这一近代化改革，才使得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第一次重大改变。日本女性在这一时期有了人身自由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但当时女工的待遇低，就业环境差，一些基本权利很难得到维护，因此女性就业率一直很低。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进入恢复与发展时期，情况才得以好转，特别是《日本国宪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男女社会地位平等，赋予了女性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了全体国民均等享受无差别的教育机制。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促进了广大女性的自身觉醒，也提高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为女性就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日本女性就业的高峰期

1945年到1972年是日本历史上女性就业率最高的一个阶段，日本女性就业率平均为51.6%，是战后唯一超过50%的“高水平”时期。

战后，由于各项保障妇女权利与就业的政策的实施，日本女性就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加之这一时期日本产业结构以农牧渔业和轻工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结果是不仅年均就业率较高，1955年更创下了55.4%的年度最高水平。之后，尽管日本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重化工业为主，但由于生产和投资需求刺激，就业需求仍然较高，因此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这一时期的就业都处于黄金阶段。从行业来看，女性就业仍以农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棉纺织业、皮革业、陶瓷制造业、医药产业、微电子业等轻工业生产为主。

3.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女性就业陷入低潮

尽管女性就业率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女性就业在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从1973年开始，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出现波动，尽管在相关政策作用下波动的幅度不大。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女性就业的行业特征来看，第一产业的女性从业人员数量已经明显减少，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就业者占比也有所下降。此时，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日本女性的就业也越来越多地转向第三产业。但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许多女性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在婚后回归家庭做专职主妇，这使得该时期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出现下降，1973～1980年的平均就业率已经降为46.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由于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日本国民中出现消费热潮，消费的增加推动了生产的扩大，众多经济部门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女性的就业率略有增加。加之家用电器的普及和现代化商业模式的实现，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很多家庭主妇加入到再就业的队伍中。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平均就业率为47.6%，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各部门等“适合女性的职业”。

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泡沫经济时期以消费为中心的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子女教育、住房等费用不断增加，仅仅依靠男主人的收入已很难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迫使”日本女性寻求再就业。据调查，这种再就业主妇，大部分的就业目的是为了获得短期生活费用以补贴家用，并不准备长期就业，因此多以小时工、派遣工等形式上岗。而且，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妇女兼顾工作和养育子女的政策，这也促进了女性就业。在1991～2000年间，日本女性的平均就业率上升至48.3%。但经济的不景气，依然制约着日本女性就业，2001~2012年的日本女性就业率再次下降至46.3%。

可见，在战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凡是经济增长快、国民总需求旺盛、企业投资积极的时期，完全失业率就低，女性就业率比较高；反之，经济低迷时期，完全失业率高，女性就业率也呈降低趋势。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日本经济“超低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平均仅为0.942%，相对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55～1973）的 9.24% 和持续增长阶段（1974～1990）的 4.13%大幅下跌；而这时期的完全失业率也达到历史最高点，女性就业率降到不足50%的较低水准。据2013年的调查估算，日本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工作者为6442.07万人，其中男性3674.45万人，女性2767.62万人，较2007年分别减少了3.7%和0.5%。

（二）实证检验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 经济增长有赖于劳动力增加、资本增长和技术革新。索罗的增长核算理论分析了以上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经济时期的宏观环境不同，相关变量的衡量指标也有较大差别。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以就业率代表劳动投入，以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并将就业进一步细化为女性就业与男性就业两部分，以研究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相关数据显示，战后日本女性就业率呈现不规则的周期波动， GDP增长率也以基本相同的趋势上下波动。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就业增长率较高，1987年达到峰值，同期GDP增长率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1988年达到局部最大值，这说明较高的女性就业率与较快的经济增长基本一致。而1992年以后，女性就业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一直在横轴上下起伏，同期日本经济也持续低迷，平均增长率不足2%。

由此不难发现，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规律性，即日本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女性就业率也进入高水平状态，反之亦然。这说明，日本女性就业随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明显，且是以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较充足为背景的，也就是说，经济萧条时期以及劳动力严重短缺状态下，女性就业率逆势上升的情况几乎不存在。而且，从女性就业的业种可见，日本女性在职业选择上有明显倾向，即偏重于轻工业和服务业。

为了分析的严谨性，本文进一步使用经济计量模型与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由于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变量的影响，难以在一个回归模型中全部考虑到，因此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分析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对日本女性就业和经济增长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日本来说，女性就业的增加能推动GDP的增长，同时GDP增长也能促进女性就业的增加，两者互为因果关系。

（三）绩效评估

1. 日本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力供给

理论界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问题，通常借助就业弹性进行分析。就业弹性表示经济增长率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表示。利用日本1966～2012年的女性就业增长率和实际GDP增长率数据，可以计算出其女性就业弹性系数为2.706。这说明，日本在无法改变男性就业状况的条件下，假设男女就业效率是同质的，要实现实际经济增长2%，需要女性就业率增加5.412%。安倍在《释放“女性经济学”的力量》一文中也提出，到2020年要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提高五个百分点。根据测算可以推断，安倍提出的这一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释放一定的女性劳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日本劳动力日益减少的今天，女性就业增长必然会显现，同时会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日本女性的实际就业率与潜在劳动力率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念很强，超过60%的女性结婚后选择回归家庭，不再继续工作，这为当前日本增加女性就业提供了条件。从来自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日本的女性就业率长期不足50%，远低于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并且，日本女性就业率的高低还与年龄段有极大关系，大多数女性大学毕业后会参加工作，一旦结婚生育则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待孩子上学或工作后才会考虑重新工作，由此形成了日本女性就业趋势呈M型的特点。

这与其他国家不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女性就业率是呈倒U型的，顶部非常平缓，即在婚后育儿期，就业没有明显下降。但是，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观念的改变，M型就业模式的底部已有所上升，但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这种就业模式的存在，使很多有工作愿望的女性没有就业。另外，从日本女性就业率与潜在劳动力率的关系来看，其中就业率是指15岁以上人口中就业者所占的比重，潜在劳动力率是指15岁以上人口中就业者、完全失业者和希望就业者三者之和所占的比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2010年日本女性的潜在劳动力率为65.8%，而实际就业率仅为55.2%，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政策评析

安倍内阁提出“女性经济学”，认为“日本经济如果没有女性绽放光彩的辛勤工作将无法发展，‘安倍经济学’中若缺少‘女性经济学’，将无法成功”。安倍不仅在多个场合倡导“女性经济学”，同时提出了具体设想：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业管理层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女性高管比例；2017年之前，新增40万个负责托管儿童的场所，新增可吸纳1万名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项目，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这种高调宣传使“女性经济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综合众多日本学者、业界人士以及政府高官对“女性经济学”的解读，可以得出判断：

（1）“女性经济学”一词与“安倍经济学”一词同样具有政策性特征，它们与规范的“凯恩斯经济学”等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并不具备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体系。

（2）如果说“安倍经济学”是安倍上台后以其内阁的力量推出的一系列大型经济复兴政策的话，那“女性经济学”则只是借用其他学者对“女性经济学”的这一提法和研究成果赋予了附着在“安倍经济学”中的一项补充性政策，即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少子老龄化”为背景，以“扩大女性就业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就业政策。所以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更多的应该是发挥一种特殊的政策导向和号召作用，以首相身份号召日本社会各职能部门甚至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重视雇用女性劳动者，号召政府、民间共同为解决女性就业的后顾之忧增加保育设施，号召企业提高职场中女性的领导岗位数量以增加女性就业的积极性等。

（3）安倍提出“女性经济学”有其必然性。无论是历史层面还是现实经济层面，改善女性工作环境、提高女性就业率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但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却存在很大差距。当下日本促进女性就业的“女性经济学”也正是如此，虽然其具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如前所述，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多具有政策导向性，需要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全面配合。迄今，该政策提出一年有余，但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这些政策带来的效果，反而出现了“日本在提高女性低下地位方面取得的进展极其缓慢”之类的报道。目前，日本社会中存在着许多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比如幼儿园设施严重不足、公司以及职场中男女不平等现状依然严峻、日本女性自身的社会定位存在问题、日本政府政策存在不稳定性因素、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不明朗等，如果不克服这些问题，要实现以扩大女性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并不容易。

所以，安倍提出的旨在扩大女性就业、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带动经济发展的“女性经济学”表面上符合就业理论，有一定的可行性，通过这一政策可以在当前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适当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但日本经济的现实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一样，不仅国际环境大不相同，日本国内的状况也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创新平台的建设是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不是仅靠日本央行印钞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以增加女性就业就可以简单实现的。

此外，日本已经进入了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社会，富有劳动能力但进入育龄期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变得尤为重要，让她们进入职场，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各方面的改革与适应，这个过程恐怕短时期内难以完成。因此，仅基于历史经验和理论认识，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今天提出以扩大女性就业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安倍“女性经济学”根基并不够牢靠，它与“安倍经济学”的最终宿命具有共同的特征，更多的是为其“政治生命”鼓噪的宣传工具，在现实中，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这一政策很难达到和理论一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