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教授江瑞平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发表《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全文约1.9万字）。

　　江瑞平认为，中日韩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经济互利构成三方合作的坚实基础。其主要表现，一是三方贸易快速增长、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二是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产业布局高度关联，三是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机制日臻完善。由于中日、日韩“岛争”导致政治关系与安全冲突日趋恶化，政治互信日趋薄弱或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经济互利基础坚实而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是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努力走出政治对立与经济互利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成为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重大且迫切的问题。中方应采取有力措施，首先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区域架构与对美关系、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周边布局与对日外交的良性互动。

　　江瑞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同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三国经济总量（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在东亚格局中更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中日韩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会对世界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日韩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互利构成三国合作的坚实基础。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邻国，历史、领土问题错综复杂，当前中日、日韩“岛争”更使安全冲突凸显、政治关系恶化、政治对立严重，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系恶化、政治对立严重，已经冲击和损害了三方经贸关系，形成政治对立与经济互利的恶性循环。努力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成为摆在三国面前重大且紧迫的问题。

　　若以领导人会议举办为标志，中日韩合作已走过15个年头，2014年迎来中日韩合作15周年。1999年11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启动了“10+3”框架下的三方合作。2003年11月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8年12月，三国领导人开始在“10+3”框架之外举行会议，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日韩合作发展到新的阶段。在领导人会议之下，三国还建立了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2011年9月1日，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式在韩国首尔挂牌启动，而比中日韩合作起步更早的东亚许多重要合作框架，如“10+3”、东亚峰会（EAS）等，迄今仍未能设立专门的秘书处之类的组织机构。

　　中日韩合作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说明其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这一坚实基础，首先是经济互利。互为最重要经贸伙伴的中日韩三国，相互依存度高，互补性强，发展势头猛，合作领域宽，推进和拓展三方合作给三国带来了多层面的经济利益。

　　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是任何区域合作框架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遗憾的是，虽然经济互利为中日韩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政治互信不足或政治对立严重，却成为中日韩合作的薄弱环节。经济互利基础坚实而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构成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也是中日韩合作遭遇阻碍、难以推进的根源所在。

　　当代国际关系，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框架还是区域合作，均呈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交叉、融合日趋强化之势，由此形成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高度关联与互动。这种关联与互动可以有两种态势:一种是良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互利促成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成为政治互信的基础，政治互信为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反过来强化经济互利;一种是恶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互利未能促成政治互信，而政治互信不足甚至形成政治对立，又反过来形成经济合作的障碍，对经济互利形成恶劣影响。非常遗憾的是，目前的中日韩合作就处在经济互利与政治对立的恶性互动之中。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互利并未促成和强化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以致成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

　　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既不利于三方合作的进展，也不符合三国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扭转，尽快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推进中日韩合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二元悖论”，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和意愿。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做出独特贡献。为此，首先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实现如下几大层面的良性互动。

　　（一）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

　　维护国家权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和根本。但国家权益是一复杂系统，既有近前权益，也有长远权益;既有局部权益，也有总体权益。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和根本，应该是追求长远和总体权益。当近前权益和局部权益与之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必须善于取舍，勇于放弃。更加重要的是，要维护长远和总体国家权益，还必须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包括全球和地区责任。对全球和地区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中日韩均是G20成员，都是全球或地区大国。作为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更应承担起推进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区域合作的重任。而要承担地区责任，谋求地区和全球长远和总体权益，就要在必要时舍弃一些近前或局部利益，至少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一己之利损害地区整体利益或以邻为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在承担地区责任、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争取自身最大的长远和总体权益。

　　对中国来讲，目前首要的长远和总体权益，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营造有利的地区环境，缓和政治对立，化解安全冲突，推进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周边区域合作全面发展。这意味着，承担地区责任与维护国家权益，在总体上是统一的。努力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的良性互动，符合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

　　为此，中国目前应积极承担推进中日韩合作的多层面责任:（1）切实落实《中日韩投资协定》、货币直接交易等已签署协定，确保双边和三方相互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2）立足三方合作与各自利益的长远和大局，包括缓和政治对立及其对经济关系的冲击，积极推进自贸区谈判，尽快达成协议，确保双边和三方贸易的稳定发展;（3）尽快启动和推进与三国民生直接相关的合作项目，如食品卫生、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等，扭转中日和日韩民众相互缺乏好感和信赖的状态，夯实中日韩合作的民意基础;（4）加强中日韩三国在“10+3”货币金融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等区域框架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维护本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

　　（二）区域架构与对美关系的良性互动

　　美国虽非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或周边国家，但却对东亚整体格局影响巨大，包括中日韩合作和中日关系。如前所述，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分化与安全控制，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要扭转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必须努力实现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架构与对美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必须从如下几大层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1.扎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必须承认，美国重返亚太，包括对东亚的经济分化与安全控制，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十分明显。要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没有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很难奏效。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崛起持防范和遏制态度，主要基于对崛起大国的传统思维定式，认定崛起大国必然要与守成大国形成权力冲突和战略对抗。

　　如何让美国正确理解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尤其是如何崛起、与守成大国关系如何，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习近平主席履新后首访美国，即与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明确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由此，揭开了中美关系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心和主线的历史新篇章。而每逢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必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加深认识和新的举措。最新动向是在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主席再次明确指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他还就如何继续扎实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出“增进互信，把握方向”、“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平等互利，深化合作”和“着眼民众，加深友谊”等四点重要主张。可以想见，伴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美方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防范态势将会有所缓和，从而将对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和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2.有效加强中美东亚事务协调

　　中国地处东亚，并在依托东亚快速崛起，东亚对其战略意义和重大利益显而易见。美国长期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在东亚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此，中美双方必须相互理解和承认，否则必将导致战略误判、冲突和对抗。因此，双方必须就东亚事务进行切实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具体举措之一，是有效利用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该机制自2011年6月启动以来，已对亚太、东亚或亚洲事务形成多项共识，2014年年初举行的第五次磋商收效更大，以后应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另一具体举措是共同参与东亚和亚太地区合作。美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发起国之一，中国于1991年正式加入，从而使APEC成为中美共同参与的地区合作组织。2014年中国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办国，中美已就加强在APEC框架下的合作、共同推动会议取得重大成果达成共识。中美共同参与的第二个地区合作框架是EAS，中国是该机制发起国之一，美国于2011年与俄罗斯同时加入，从而为中美就东亚事务协调沟通搭建了另一重要平台。有效利用好APEC和EAS两个平台，应是中美加强东亚事务协调的重要途径。

　　3.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每一重大事件，几乎背后都有浓重的美国身影。中美日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对全球和地区影响最大的三边关系。当前中日韩合作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也深受中美日三边关系变化的影响。中美日三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必然导致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快速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是中美之边日趋重要，中日之边相对次之，美日之边地位下降。2003～2013年，中美贸易增长312.5%，中日贸易增长134.0%，而美日贸易仅增长16.9%，中美贸易增幅相当于中日贸易的2.33倍和美日贸易的18.49倍。结果是，在2003年中美贸易仅相当于中日和美日贸易的0.95倍和0.73倍， 2013年已分别扩大至1.67倍和2.56倍。

　　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对华关系应该远比对日关系更加重要。这显然可成为我定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还应注意到，在美国对外战略架构中，中国还有许多远比日本重要的地方。如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不是，在许多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美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再如，若目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无限发展，必将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根本，美国不会听之任之。另外，即便是美国主导推进的TPP谈判，日本虽为配合美国最终加入，但美国很快就发现，在一些重要领域，恰好日本是其推进谈判的最大障碍，如农产品和汽车问题。总之，我们不应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推向日本一边。

　　（三）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日韩三方关系，是由中日、中韩和日韩三对双边关系构成的。中日韩三方合作进展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目前中日韩合作中出现的“二元悖论”，也首先是因为日韩尤其是中日双边关系出了问题，日本政府非法“购岛”引发的中日双边安全冲突和政治对立，是中日韩合作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岛争、参拜等引发的日韩政治对立次之。而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中韩双边关系都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要实现中日韩合作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也应在实现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寻找突破。为此，中国似应采取如下举措:

　　1.以三方合作缓和双边对立

　　东亚地区和中日韩合作的历史表明，每当中日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导致双方首脑难以单独安排会晤时，东亚系列峰会往往可为实现会晤提供更加自然的机会或平台。如在小泉参拜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领导人无法单独会晤时，就在东亚系列峰会等地区或多边场合实现了会晤。目前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走得更远，事态更加严重，因而即便是在东亚系列峰会期间，也未能实现领导人会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本身也因此被暂时取消。但是，没有中日两大国的协调，东亚系列峰会的成果必然大打折扣，而因中日、日韩政治对立取消领导人会议，更严重损害中日韩合作大局。问题的焦点和当前冲突的始作俑者在日方，日方必须首先调整、修正其对华和对韩政策，在此基础上应尽快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并借此来缓和空前恶化的双边关系。

　　2.以中韩协调加强三方合作

　　如前所述，目前中日韩合作遭遇困境的主要问题出在日方，中韩关系仍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甚至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加强中韩在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事务中的协调，无论产生积极示范效果，还是导致竞争效果，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方调整对华和对韩政策，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为中日韩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为恢复领导人会议提供良好契机。在目前正在推进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加强中韩协调也有利于谈判的推进。中日韩贸易数据还能从另一角度为此提供如下参考:2000～2013年，中韩贸易占三方贸易的比重由20.4%提升至40.3%，这说明中韩关系在三方合作中地位快速提升;中韩贸易相对中日贸易的比重由41.5%提升至87.8%，这说明相对于中日关系，中韩关系越来越重要;中韩贸易相对日韩贸易的比重由67.2%上升至294.9%，仅就目前中韩贸易相当于日韩贸易的2.9倍这一事实，即可说明中韩关系不仅越来越比日韩关系重要，而且要重要得多。

　　3.以对韩合作促动对日关系

　　韩国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开创的“点穴”式外交的首选国家，其战略意义和政经意图不言自明。此访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媒体报道颇多，这里不拟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日、日韩关系恶化，中日韩合作（领导人会议）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中韩加强合作，无论从积极示范效应看，还是从竞争效果看，都势必会对双方对日关系造成明显促动。如此次访问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决定要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无论是对中日和日韩贸易，还是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均会产生直接而巨大的促动效应。

　　（四）周边布局与对日外交的良性互动

　　在近年中国周边关系中，我们看到两方面重要事实:一方面，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产业转移等途径，长期在我周边经营并取得明显效果，目前与我争夺周边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11和2012年度，东亚和西亚分别占到日本全部ODA的69.5%和75.9%，且在2013和2014年度计划中均占63.0%，实际执行会超过这一比重。2013年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0.1%，其中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更增长了121.3%。另一方面，近年当东海、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恶化，对我周边安全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时，北部（中亚）和西部（南亚）周边局势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缓解了压力，赢得了主动。这两方面事实告诉我们，实现周边外交与对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尤其是积极优化周边外交布局，可以改善我对日关系的环境，增大我对日关系的砝码。为此，我国应在全面推进周边外交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1.以“两廊”拓展南亚外交

　　所谓“两廊”，即“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两廊”建设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发展南亚外交的重中之重。而通过“两廊”建设稳固对南亚关系的基础，确保西部边陲持续安定，显然有助于缓解东海问题恶化给我周边安全造成的压力，为我对日外交赢得主动。

　　2.以“一带”推进中亚外交

　　北部周边的相对稳定，在目前中国周边安全格局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且中国的北部邻国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中国经济具有显著互补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含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关系稳定发展，但经济关系却相对滞后。为弥补中国对中亚外交中的经济“短板”，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的设想，并将其视为发展对中亚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北部邻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也将是“一带”建设的最直接和最大受益方，从而具有与中国共同建设“一带”的强烈愿望。可以预见，伴随“一带”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对中亚外交将发展到全新阶段和更高水平。作为“点穴”式外交的第二站，习近平主席选择了蒙古国进行访问，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

　　3.以“对俄”平衡对日外交

　　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国家，也是我国数对战略伙伴关系中最扎实的一对。加强对俄外交，也会从多层面平衡对日关系:（1）加强对俄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美国加速重返亚太对周边造成的压力，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对日关系的大环境;（2）“岛争”是中俄在对日关系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俄协调得当，有助于加大我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运作空间;（3）中俄在维护二战成果层面，有着坚实的共同立场，加强对俄协调，有助于阻止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4）加强对俄经济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可使我在中日对俄能源竞争中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