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房汉国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发表《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分析》（全文约1.8万字）。

　　  张季风和房汉国认为，影响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诸多宏观经济因素，为日本制定反倾销政策提供了方向和支持。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日两国在遭受美国反倾销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张季风和房汉国在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频繁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一度成为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90年代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对象。中国遭遇美国反倾销的状况与日本惊人地相似，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打压潜在战略对手等非经济因素的存在，美国对中国出手更狠，实施反倾销的频率更高。

　  一　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频繁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彼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不断上升的日本经济又咄咄逼人，对美出口迅速增加，使美国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不得不利用反倾销手段进行反击。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诱发因素可以从四个角度考察：美国的经济状况、日本的经济状况、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因素。虽然反倾销手段的频繁运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但是从1979年开始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才有了对反倾销调查较为完整的统计，因而本文采用 1979～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用EVIEWS6.0进行回归，综合考虑经济的“时滞”影响、回归系数的符号是否符合经济意义、变量是否显著，并根据赤池准则、施瓦茨准则数值极小化原则和似然比（LR statistic）的极大化原则来选定模型。根据泊松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的符号一致，验证了笔者关于影响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因素的理论分析：（1）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有统计上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4）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变动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日美之间实际汇率的变动与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6）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美国大选对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目的数学期望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另外，回归结果中各个变量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稳健性方差的回归模型各变量大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因素是影响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要素；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近似于0.83，表明拟合较好；采用泊松模型和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同，在四位小数点内系数大小一致，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二  日本应对美国反倾销的策略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日本对美出口剧增和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等等。日本　在长时间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正是针对上述原因“对症下药”，在刻意减少对美出口和缩小对美贸易顺差方面做足了文章，逐渐形成一整套由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构成的“三位一体”网络，有效地应对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一）实施贸易平衡战略应对反倾销摩擦

　　  1.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日本政府从日本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多元化对外经贸战略。战后以来，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也是日本频繁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结构性原因所在。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主动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接下来又逐渐强化了与“亚洲四小龙”的贸易联系。至于中日贸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日本就通过官民并举的方式不断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更是迅速上升，2007年以后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相对，7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下降，特别是日本对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由1970年的30.7%下降到1980年的24.2%，虽然在90年代曾反弹到30%，但进入21世纪后又转入下降趋势，2010年下降至15.5%。可以说，日本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

 　　 日本的主要做法包括：首先，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事前审查等方式对日本出口企业进行劝告和指示，使日本企业服从政府的多元化经贸战略；其次，行业协会遵循政府的经贸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出口进行协调，进而对出口的目标市场和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行指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

 　　 2.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和推行进口自由化，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正如上述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与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数目成正相关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保持长期贸易顺差，而且顺差主要来自于对美贸易，80年代对美贸易顺差约占日本贸易顺差的70%以上，其中有些年份，例如1980年、1981年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达到日本外贸顺差总额的1.5倍和1.7倍。毫无疑问，日本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因此，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就成为平复美国不满的当务之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减少对美出口，增加自美进口。

　　  在减少对美出口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实行自愿出口限制，降低对美国的市场渗透率。所谓“自愿出口限制”，指的是为了防止进口国实行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政策，出口国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的出口约束。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为了缓解同进口国日趋严重的贸易摩擦，同美国、欧盟等出口对象进行协商，对本国出口产品进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同美国达成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主要有“对美纺织品出口自愿限制”、“对美钢铁产品出口自愿限制”、“对美彩电出口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口自愿限制”和“对美半导体出口自愿限制”等等。为了缓解同国外的贸易摩擦，自愿出口限制是日本最常用的手段，因此日本也成为世界上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数量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日美贸易的40%被纳入了日本自愿出口限制的范围。

  　　在增加自美进口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是推行进口自由化政策，具体来说，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逐渐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在关税方面，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关税税率在发达国家中就已处于最低水平。如1980年，日本的关税税率为2.5%，低于美国3.1%的关税税率；1985年，日本的关税税率为2.6%，低于美国3.3%的关税税率。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又多次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的进口税。例如，1986年分别两次对1853种进口商品降低了20%的关税，1987年取消了33种低税进口商品的进口关税，1990年又降低了1004种进口商品的进口税。在非关税壁垒方面，日本逐渐加大了对农产品的进口，如在1980年逐渐取消了对柑橘和高级牛肉等产品的进口配额。此外，日本在简化进口检验程序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如日本在1983年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内外企业无差别”的原则。

　  （二）通过　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摩擦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可直接在国外市场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使得原先在日本本国市场生产并出口的产品被直接在美国投资生产的同类产品替代，这减少了日本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日本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之后，日本本国企业甚至会从美国进口该种产品，使得日本的进口数量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进出口的此消彼长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缓解日美之间的反倾销摩擦。

 　　 日本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1972～1974年，主要是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一部分纺织产品的生产能力，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这种迂回出口战略减少日本遭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第二次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1978～1981年，其中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和汽车行业，主要目的就是为减少美国对日本彩电、汽车等行业的反倾销调查。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出现在1985～1989年。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汽车等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对这些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迫使日本加强了这些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反倾销目标国，日本对外投资数额曾在一段时期呈现下降趋势。1995～1999年出现的第四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和2011年以后出现的第五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主要目标转向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方面，防范反倾销摩擦的色彩越来越淡。

 　　 （三）主动应对日元升值，缓解反倾销摩擦

  虽然日本并没有为减少反倾销调查而自主调整日元升值，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日元开始对美元逐步升值。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中日本积极参与西方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活动，使得日元由“广场协议”之前的1美元兑242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升值了一倍。应当说，如此剧烈的日元升值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对日本经济冲击很大，但日本并没有“死扛”，而是沉着应对，巧妙利用强劲的日元升值缓解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

  　　（四）提高创新能力，力争从根本上消除反倾销摩擦

　　  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遭到美国频繁发起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当时出口的商品具有较大的替代性，出口的商品并不是美国在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且非日本不能提供的。因此，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日本产品实施反倾销手段。针对这种局面，日本积极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本开始减少最终产品的生产，尽量避免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集中出口到美国市场，使产业链条逐渐上移，开发众多“世界唯一”的产品，其中跨产业创新产品成为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如70年代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80年代的融合光学、通信、电子以及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光纤通信技术产品等，其替代性都很小。即便是现在，日本微电子产品中的元器件、传感器等许多零部件产品，尽管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高达80%，却未遭受反倾销起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几乎没有替代性，又是美国所急需的产品，因此即使是进口量再大，美国也无法也不能对其进行反倾销调查。由此可见，提高创新能力，开发“世界唯一”、不具有替代性的产品是日本解决反倾销贸易摩擦最根本的法宝。

  　　（五）通过预警战略防范反倾销摩擦

  　　预警战略是指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对可能发生贸易摩擦的潜在事件进行预报，并且评估这一潜在事件对本国外贸和国内经济的影响，以便提前做好预案。预警战略的核心思想，是由事后的应对转变为事前的预防。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过程中，日本建立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发挥各自作用的“三位一体”预警机制。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编织的严密的预警网络，为日本预防贸易摩擦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应对策略得当，使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逐渐下降，到21世纪初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2008～2011年的连续四年中日本均未遭到美国的反倾销调查，足以证明日本的应对策略颇有成效。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如日本经济长期衰退而对美国经济的威胁相对减弱，日本通过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对美贸易顺差也减弱了来自美国的压力等等。

　　三  中日两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情形惊人相似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而中国自90年代以来频繁遭遇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替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中日在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成因方面十分相似，如中日两国的出口市场都比较集中，美国是中日两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日两国均与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等等。正因为如此，90年代以后的中国与80年代的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情形呈现出许多相似性。

  　　（一）美国对中日两国实施反倾销的势头猛、占比高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的数目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8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呈减少之势。从占比来看，美国在80年代总共发起了46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60起，占比为12.8%，最高年份的1989年高达40%；美国在90年代总共发起了42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43起，占比为10%，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55起，占比为12.9%；在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总共发起了31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为14起，占比为4.47%，明显下降，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82起，占比为26.2%，明显上升。

  　　（二）美国对中日反倾销调查的确定性裁决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频繁对别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但是否做出确定性裁决意味着情形大不一样。如做出确定性裁决，则对出口国产生实质性沉重打击；若不做出确定性裁决，对出口国打击较小，警告性意义更强些。根据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进行粗略计算：1980～1989年，美国的反倾销确定性裁决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37.6%，而对中日分别为56.7%和70.6%；1990～1999年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43.7%，而对中日分别为58.1%和60.0%；2000～2009年对世界的平均水平为50.5%，对中国则高达75.6%，而对日本减少为35.7%。

  　　（三）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均集中在中日的出口优势产业，并随中日出口优势的变化而变化

　  在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恢复期，纺织产业和杂货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日本重点发展的产业，其中1955年纺织产业在日本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为16.2%。日本棉纺织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市场中所占的比重由1951年的17.4%上升至1955年的54.7%，1956年又上升至60%以上。这使得美国竞争产业的生产商认为日本企业有价格倾销嫌疑。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的产业结构由纺织业等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过渡，日本重点支持钢铁、电子、机械、合成纤维、石油化工等行业，美国开始对日本的钢铁、合成纤维等产业进行反倾销调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再次由重化工业化逐渐升级为技术集约化，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的重点又转变为汽车、机床和半导体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之下，日本的产业结构由技术密集型升级为知识密集型，美国对日反倾销调查也逐渐向这一产业转移。

  　　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情况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中国总共发起了17起反倾销调查，主要涉及的行业是化工、轻工、纺织、金属产品、机械和医药、冶金等七大类。90年代，美国对中国总共发起了55起反倾销调查，涉及的产品在80年代的七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产品、汽车和有色金属等三类产品。2000～2011年，美国总共对中国发起了91起反倾销调查，进一步涉及造纸、煤炭以及建材行业。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所涉及的行业范围不断扩大，但是集中领域逐渐由纺织行业和化工行业向中国的重点产业机电和五矿行业转变。

 　　 当然，美国对中日两国实施反倾销调查也存在一些不同点。与日本相比，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更频繁、更迅速，出手更狠。美国在决定是否实施反倾销调查时，最主要的依据是自进口来源国进口的产品是否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但也不能排除非经济因素。因此，即使是同样数量、同样程度的进口，由于进口对象国的不同，美国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出于打压中国这一政治方面的考量，美国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往往实行双重标准。由于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如果是日本企业，美国就可能网开一面，未必采取严厉的反倾销调查；倘若是中国企业，美国则会迅速出手毫不留情地采取反倾销调查，甚至还会开动舆论宣传机器，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企业，以达到打压中国的目的。

　　  近些年，日本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目逐渐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日本对美出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则因为日本通过向中国出口高端零部件，再由中国组装出口到美国市场，表面上减少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而实际上等于将对美顺差转嫁到中国头上。这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使美国对外发起反倾销的焦点逐渐由日本转移到中国。中日贸易当中，中国长期保持巨额逆差，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处于产业供应链条的下端，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其中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按国别统计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达5210亿美元，对美出口3684.3亿美元，进口1525.7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高达2158.6亿美元。今后，随着中国出口总额的不断上升，对美国的出口额也将随之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还可能有所增加。对此，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目前中国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成因和特点，与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所经历的情形惊人相似，彼时日本采取的规范进出口市场秩序、实现出口多元化、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以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等应对策略和经验，尽管由于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但也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