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颂伦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蛰伏于历史认识根部的日本文化论》。

　　周颂伦指出：漠视、回避甚或美化侵略战争，在不容置疑的反人类罪指证面前，躲闪不予正面回答，抑或强词夺理，抑或摆出一副不屑相辩的姿势，抑或在一些数字性细节上强蛮反击而自以为得计，将80余年前那场发生在东亚地域的、由日本挑起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一步一步向“事出有因”、“国家志向”及“对抗帝国主义”方向演绎，正成为浮现在日本政界的主流意识。社会的极端右翼势力，更直接将死于不义战争的军人视作为国捐躯的“英灵”，讴歌其“凄美赴死”的“纯粹节操”，向社会大众呼唤同情甚至同感。在中日历史学者参加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学术会议上，日方代表屡次发出诸如“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是侵略，那美国、苏联的参战则也是侵略”、“在南京到底杀了多少人”、“原子弹为何偏偏投掷在人口稠密区而不投放海里”、“打不过则应当放弃抵抗，破坏条约只会导致战争扩大”等等言说。

　　显而易见，凡上述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以其主观上的蛮横扭曲了因果准则所主张的判断逻辑，将受到的惩罚颠乱于事出有因之前。在分明确凿的事实面前居然还能如此振振有词，究竟还有怎样的凭恃?人们亦不能不为寻找解惑的答案而加深着思考。

一  文明的生态史观

　　1957年日本《中央公论》2月号登载了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一文。按作者本人的说法，1955年5月至11月间，京都大学组织的一支学术探险队在西亚及南亚活动有半年之久，自己有幸加入其内。从干燥炎热的西亚归来，梅棹的研究灵感忽然间被激发出来。在其内心，“去过外国一看，才开始懂得日本。在各访问国家了解了丰富的知识，而对自己的国家，又有了新的认识。旅行的收获是双重性的”。由此可见，梅棹认为日本与亚洲许多国家并不具有亲近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度，《文明的生态史观》的基调，已然大致奠定了。

　　《文明的生态史观》从对汤因比文明论的质疑开始发议。梅棹自然不否认《历史研究》和《面临考验的文明》是“伟大的学说”，但对汤因比将日本文明和朝鲜文明划归于相同类型文明的说法，持不赞成的态度。他认为，如果说，西欧文明是现存文明中唯一保持健全体制的文明的话，那么日本文明恰恰就是同西欧文明相同类型的文明，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之中。旧世界范围内成功实现高度文明的只是极少数国家，即日本还有西欧的几个国家。中国及印度、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伊斯兰诸国和东欧国家，距离高度文明国家尚有距离。高度文明将世界分成两个地域，日本和欧美属于第一地域，其他的国度、民族都属于不甚发达的第二地域。

　　梅棹尝试通过比较发现在历史中存在的平行进化的方法，并将其定义为生态学理论。这种理论模式，不是通过血统或系谱的方法来讨论进化，而全力着眼于共同体的生活样式乃至变化。文化要素的系谱论，说到森林，一定要研究树种的系谱；而生活样式论，则只留意于是何种类型的森林，是落叶林还是照叶林，并不问树种如何。人非植物，自然不能简单类比，所以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能为人们接受，则必然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史观。生态学史观可略称为生态史观。

　　梅棹的生态学说，从提出迄今，一直在日本文化研究学界保持着持续的影响力。在文明论的层面将古代日本与近代日本相切割，在此前提下再将日本与亚洲相切割而跨越巨大经度急不可待地与西欧相连接，构成其两大特征。为此，否认文明自古以来的因缘关系，强调现时段文明的状态即强调机能就成为实现这种指向的必要。

二  照叶树林文化论

 　　“照叶树林”一词，系东京大学教授中野治房于1930年从德语“lorbeerwaider”翻译而来，吉良龙夫最先将其运用于生态学领域，但开始时并没有受太大关注。可以推断，梅棹忠夫前书发表以后，因为在方法论上有些联通，“照叶树林”才越来越在著作、论文和学问谈话中被人们提到。

　　照叶树林首先是一个专门性的生态地理学名词，它的分布区域是怎样确定的呢？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在气象学、生态环境学和植物学、物种学上所做的大量调查，得到了大量统计、测量的数据，是令人叹服的。其中有一个通过大量数据分析而得到的名词——东亚半月弧。其分布地带大致为，从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不丹，经由中国南部，向日本列岛作带状展开的类似半月弧的狭长地域。显然，这一地带由于多雨温润，气候偏暖，植物可接受充分日照，雨后的树林常可窥见阳光照射下的交叉光线，是特别适应植物生长的，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特别馈赠，同地中海区域生长的硬叶树林相区别，这里主要生长着常绿阔叶树种。对湿度、温度、植物种类进行细致调查的目的，在于证实这类地域可能会最早或较早地发生农耕作业，农耕作业自然是人类踏入文明门槛的重要标志。

　　在“照叶树林文化”的展开过程中，内部虽有观点相歧甚至激烈争论的场面，但在最后的归宿点上，即一旦讨论精神文化，都不由自主地达成了统一见解。“照叶树林文化”的固存信仰是什么？江上波夫在《骑马民族国家》中提出假说——天神是外来骑马民族，国神则是天神征服的倭人即原住民。若用“照叶树林文化”的农业发展阶段论及生态论去衡量，便会发现来自寒冷地带的不从事水稻耕作的骑马民族来到日本进行统治，会成为阻碍这种假说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铁壁。

　　反之，柳田国男的天神乃倭人而国神乃原住民的假说，会更受人们瞩目。因为日本文化的根基，是由农耕生活逐渐发展而来的水稻农耕。随着水稻耕作技术的进展渐次北上，逐步进入山地，固执于传统文化的人数随之减少，但偏狭的人们仍在坚守，于是“国巢”、“土蜘蛛”、“佐伯”等一类山岳居民成为柳田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这时“森林之神”、“草原之神”、“树神”、“柜石神”等原始信仰的价值就会被反复提起，而“天神降临”时，天照大神之子天忍穗耳将稻穗授予天孙琼琼杵尊，则将稻作生产同王权以及原始崇拜和神道信仰前后串联起来。“照叶树林文化”假说恰好能在这一串联中担当无可替代的作用。

　　照叶树林文化论的最大特征是，在对自然环境抒发的感恩性赞叹中，将自然—农业生产—神话串连成一条可为日本文化独特性提供基础性支持的主轴线，其温和的外在姿态和执着的内心自赞互为表里。

　　三  文化防卫论

　　1970年11月25日上午10时许，成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以他为首的“楯之会”的四名成员，突访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市之谷的自卫队驻地，绑架了自卫队东部总监益田兼利。三岛手持书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日之丸旗及日本刀，情绪激昂地对自卫队官员们作了修改宪法、催促崛起的动员。讲演结束，三岛与“楯之会”成员森田必胜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并吸了“恩赐烟卷”（天皇所赐），随后剖腹自杀，森田随即也剖腹自杀，场面惨烈。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在其文学创作最旺盛时段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难以置信的理由突然自杀，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震动。在经济已经起飞的和平年代，在对上并没有责任归属的前提下，三岛由纪夫以如此惨烈的行为，结束了自己的自然生命，将可能呼唤更多社会共鸣的创作生涯就此戛然而止。这种甚至超乎武士  道义理的举动，自然也引发了人们内心对“纯然凄美”不由自主的感叹。问题是，修宪的价值为何在三岛心中被放大至如此之大的地步？

　　对曾经在自卫队有过个人体验的三岛来说，自民党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安保体制的反对，即守护第九条的所有姿态，都是造成日本人灵魂的腐败和正义颓废的根本原因。修改宪法第九条和对日本人灵魂道德现状的不满，是三岛毅然赴死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要求修宪，其政治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即重新解释第九条或放弃第九条，将自卫队改为国军，这是行动的目的。若如此，清除腐败和颓废，应被视作乃促成崛起的手段。在这一问题上，三岛由纪夫于1969年出版的《文化防卫论》所主张的政治性言说，早在一年之前就为自刃之死做出了预先宣告。 

　　该书宣称，吾等是最应当守护的日本文化、历史、传统的最后保持者和代表者，且以集其精华为己任。现在的国体与吾等的历史、文化、传统绝对不相容，在逻辑上与天皇的存在绝对不相容。而天皇乃吾等之历史的连续，是文化统一性、民族统一性之无可替代的唯一象征。

　　三岛由纪夫所珍视的，是他主观设定中的日本文化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  “淳美”。要回归文化的创造主体的原初形态，必须守卫其生命的连续性。而生命的连续性，不能保留“菊”而废弃“刀”，“刀的传统乃是日本文化生命连续性的体现。“所谓守卫，则须恒常保持剑的原理”，守卫自我应当先作好放弃自我的准备，守卫和平则必须使用暴力，唯如此，才能达成“创造”与“守护”的平衡。

 　 天皇统治的原本性质乃是“无私”，作为“文化的象征”，天皇“是日本最后的砦石”，是“菊与刀之荣誉最终的归一根源”，是“国民感情的源泉”。守卫“菊”与“刀”的连续就是守卫天神的本性。狡猾的政治战术，正在破坏“菊”与“刀”之大义，正在破坏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要防止这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急务在于重新系紧天皇与军队之间的绊结，使作为文化概念的天皇全面复活。文化整体性的唯一代表天皇才具备的究极价值一旦被否定，或被包摄进全体主义的政治概念之中，那日本将面对真正的危机。

四  文化论对历史认识的辐射

　　本文所列举的文化论的三类代表，客观而论，三者之间并没有主观上的联系或连接关系，所持学说相互之间亦不认知。其出现的年代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值战后重建初步完成到经济高速起飞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对抗，正值帝国主义支配下形成的保守与革新的对抗，向帝国主义化行进中、围绕福祉主义而形成的资本与劳动者工会间的对抗转移，保守与革新间的伯仲局面也正在向保强革弱方向缓慢迁移。在这一意味上，还可以说由于社会的主要话题正由对战争政治的批判和对战争的反省，向强调日本的独特性话题倾斜。于是，文化史观应运而生。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保守派自民党官僚，开始长期控制日本政治，国际政治局面的变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等现实，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对抗转移、社会舆论关注点的移动和历史观点微妙变化的深刻背景。

　　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文化论”出现并不断升级，可谓对“反省史观”的渐进式取代。“近代化论”以日本经济的“奇迹”为模本在数十年间成为世界性的流行方法论，而探讨“奇迹”之所以出现，又被归纳为盖出自于日本文化的内在机制。所以，三岛由纪夫尖锐批评日本文化已成为发动过侵略战争国度日本的“免罪符”，日本文化妖魔化地被放大成一种集中着不可思议力量的文化载体。

　　（一）在机能上划属日本与欧美种族同属

　　这时，需要对“生态史观”和“照叶文化论”作一个剥离式的分析。梅棹对西亚和东南亚所作的调查，以及支撑“照叶文化论”成立而使人迷妄的生态学、人类学、考古学、植物学等等非人文学学科所收集的数据及资料，虽然对它们的学说有一种物理性支持的作用，但若考虑到其后的结论性应属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哲学的范畴，为将这种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结论现实清晰地凸显出来，就有必要对物理性支持的成分作暂时的剥离。

　　“生态史观”要说明的是世界可以分为两个地域，日本、西欧同属于第一地域，其他属于第二地域。梅棹对两个地域进行的比较，不能不说他对“第二地域”国家及民族有一种习惯性的蔑视。当他的学说一露头，素以主张日本文化独特性而著称的竹山道雄立即组织“日本文化讲坛”，集合了当时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自由文化人，连续在“日本文化的位置”议题下发表种种议论。这些在中国文化论学者竹内好看来，梅棹说和竹山说有一致点也有相异点，但“其底部存在着共同的气氛”，属于“新版的脱亚论”，都是福泽渝吉脱亚思想的“嫡出子”。梅棹在撰写《生态史观》时，其创作动机的随意性，对所谈论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了解的不充分，由此而表现出言论上的一些主观性，我们也只好将其暂时剥离，不作属于题外之音的讨论。梅棹在地域上和在文化上对日本文化所作的切割性界定，同保守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所有政策都保持了高度的同一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学意义上，黄肤色与白肤色毕竟一眼可以分辨，故以机能来划属日本欧美属同类，甚至可以省去福泽一生“作业”的“辛劳”，直接宣告在机能论版图上，日本本来就在这一区域内，何须先“脱”再后“入”。

　　（二）建国神话乃日本传统信仰之“古层”

　　以上山春平为首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学者，所讨论的问题似乎属于专门性的学术探讨问题，所以当他们将最后结论归置于“日本文化的古来传统”和“神国”信仰时，剥离的工作其实更有难度。我们自然注意到，从生态学入手是两者的共同处，但两者的地域划分没有丝毫一致性。因为“照叶树林”论的学术性表达占绝大比重，故而直到今天人们在讨论日本民族文化的源头时仍然绕不过去“稻作文化”，仍然十分尊重这派学者所作的调查及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派学说面世的当时，日本的社会性对抗仍然处于保守与革新，日美安保同盟的正当性备受争议的时段，他们将话题突然拉回到绳纹时代，其中所隐含的“走出战后”意识，是依稀可辨的。对日本传统文化价值的强调和对“神话建国”历史的回眸，自然会呼唤日本民众向古代日本去寻找自我的不同凡响，与此同时“战争负罪”的感觉自然会稀薄起来。至于这种效果是否肯定出于其主观动机，还是需要加以仔细辨别的。

　　梅棹说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文化论倾向，而“照叶说”则明显带有自赞文化心理倾向。流行之际，正是“近代化”论所主张的“奇迹说”盛行之时，于是恰逢时代呼唤不由分说地担负起“奇迹”解说的责任，日本民众的勤勉刻苦，日本技术者们精益求精的钻研创造，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论面前，都自动地降格为二三流角色而被忽视。人们赞叹日本文化难以捉摸的“创造力”，同时又都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的问责。在日本侵华战场或太平洋战场，日军的口号是为开拓皇基而发动“圣战”。按照回溯的思路即皇军—国体—天皇—天神这一链接是容易想到的。本尼迪克特提倡的美国思考，建国神话乃是日本发动不义战争精神之源。麦克阿瑟的做法是在原始文化信仰的层面做出让步，保留了象征天皇制，但不能再让天皇亲政，故废去了主权天皇制。对待一个民族的传统信仰，他族他国自然不应依据自己的标准指手画脚。但学问研究应当向真理目标聚焦，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一点上，通过科学实验和精细测量得到的大量物理性数据，却为去证实一个虚拟的国家诞生说所用，的确留下了一些可以讨论的余地。

　　（三）径直要求废除宪法第九条

　　由此，不需要作剥离的是“文化防卫论”和三岛由纪夫。“防卫论”表现了三岛极强的思辩力和极敏感的文化感觉。“防卫论”最后表达了对天皇的纵情讴歌，对“风雅”风格的醉心追求，为天皇即为日本国家而毅然崛起的决心，他用真实的剖腹行为践行了他的文化主张。他的文化主张可简单地表述为要重新拿起日本刀。三岛最为痛心疾首的遗憾是战后宪法有关于放弃战争的第九条条文。关于宪法第九条，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强加，还是币原抑或吉田的主动提出，虽然有争论，但美国意志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根据资料，麦克阿瑟曾有过提案:“废弃作为国家主权性权利的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纷争手段的战争以及作为保持自身安全手段的战争。日本将自身的防卫和保护委托于现今作用于世界的崇高理想。绝不允许日本保有陆、海、空军，绝不将任何交战者的权利交予日本军队。”这种甚至比之第九条更为严厉的构想，其居高临下的姿态甚至剥夺了包括自卫权在内的一切战争权利，而且还隐含着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无缘由的指责。以联合国名义占领日本的美国解除了日本的武装，这种解除对于日本来说是保持天皇制的必要，对饱受日本战争祸害的诸国来说则是天经地义的惩罚。而对于三岛一流来说，这是断然无法接受的，必须重订宪法。从这一点上来讲，美国才是三岛心中最为痛切的敌人。由此，他不惜以断然自残肉体乃至性命，来呼唤全体日本国民同他一起来反对和平宪法。

　　梅棹和上山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文化活动者和重要社会职务的担当者，其学问主张亦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三岛有由纪夫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死后则以充沛情热慷慨赴死的“真丈夫”形象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三者的共同归宿点，盖在于日本文化的无与伦比和神国日本的不同凡响。这种对自我文化优越性的设计，很容易在主观上营建一个专供于自我欣赏和陶醉的封闭空间，会导致在这一空间中满足于自我吟味的人们产生所谓今天的失败不等于明天还会失败的幻觉。而三岛的特别“贡献”在于：他的文化主张已经被今天的日本政治视作最为喫紧的要务。

　　而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作为历史认识论的培养基，各类文化论在其起始阶段，其指向乃属于宽角度多对象的。现今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已经一步步向某一方向集中聚焦了。固执地相信日本是一个天神统治的国家并力图通过著书立说证实之，断然将日本从亚洲版图切离并喋喋不休地主张人种优劣说，直接宣称以武士道的好狠斗勇恢复“国军”重新拥有军队，这三种文化论与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保守、右倾和右翼三级结构，确实保持着默契。在这一意义上，不同类别的日本文化论与相应的史观结构层的相互呼应，是容易看到的。蛰伏的日本文化论构成日本历史认识史观的根部土壤，烘托起一株“妖孽”之花，其身姿摇曳处，间或便会向周遭世界传递不和谐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