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李秀石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李秀石在文章指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9·11”事件后，小泉政府在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的背景下，以东盟为主要对象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这是日本对东盟安全合作的第一阶段。2010年上台的菅直人政府，抓住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机遇，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为自卫队参加对东盟的安全合作大开绿灯，将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推入第二阶段的综合安全合作。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出于颠覆战后体制、建设“能战国家”、应对中国强力反制日本“购岛”的需要，全面加强拉拢利用东盟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周边构筑“中国包围网”。

　　东盟各国既是日本21世纪对外安全合作的重点，也是当前安倍政府急于主导东亚海空公域安全的重要工作对象，直接关系其编织“中国包围网”的成败。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制造并利用东盟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达到目的

　　小泉政府对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政策即是一例。马来西亚和印尼一贯坚决反对美日插手海峡安全事务，维护其主权权益。特别是马来西亚有1992年国际海事局（IMB）设立的接收、汇总并向所有海上航行的船舶免费提供海盗活动信息的海盗报告中心，还有1998年国际海事组织（IMO）设立的六个船位通报接收站，不希望根据“亚洲反海盗协定”在新加坡另立一个反海盗信息中心（ISC）。在马来西亚、印尼两国尚未最后批准该协定的情况下，日本出人出钱并同意由新加坡方面出任ISC监管理事会的会长，通过设立ISC提高了新加坡在海峡安全事务中的地位。日本对印尼则采取防灾减灾、促进日本投资等多项援助措施，用ODA贷款帮助印尼在海峡沿岸设立了四个具有自动识别船舶功能、33个应对海难事故和海盗的无线电局，无偿援助印尼建造三艘巡逻船并提供三艘日本新建的高速巡逻船加强其海警实力。同时，日本也向马方派遣了来自海保厅的专家，提供人才培训等“技术援助”。作为回报，印尼与日本发表共同声明：“沿岸国与日本关于马六甲海峡航行安全与海洋环境进行长期合作。”

　　日本投其所好提供各种援助，通过制造三国在海峡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变化，利用三国间的竞争达到目的。三国各有所得，但日本是最大赢家——成功瓦解了反介入防线，在马六甲海峡及东南亚沿海区域确立了日本海保厅的存在。

　　（二）冲击和干扰东盟共同体建设

　　在中日韩与东盟已有三个“10+1”经济合作框架的情况下，鸠山节外生枝另建一个“5+1”合作框架，削弱了东盟的凝聚力。安倍更逆国际社会加强区域合作的潮流而动，企图与东盟构建主要针对中国的“10+1”安全合作架构，欲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入拉帮结伙、冲突对抗的歧途。

　　前述日本对东盟安全合作的四个层次，是历届政府持续蚕食东盟的整体性、对十个中小国家分而治之的结果。即日本在各个合作层次重点投放资源培育“战略支点国”：（1）在“5+1”框架中，将越南作为战略支点影响湄公河地区的其他国家；（2）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先后以印尼及新加坡作为战略支点影响马来西亚；（3）将声索国菲越作为战略支点影响其他国家；（4）向东盟明示日本支持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统一立场。（3）、（4）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兼收并蓄，目的是无论在东南亚地区的局部还是全局，都有条件最大限度实现日本的利益。需要提及的是，多数东盟国家对日本为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而排斥中国和弱化东盟集团的地区影响力，为侧援日本在东海侵占中国岛屿而利用南海主权争议的战略意图有清醒认识。这也是日本变换手法与东盟建立安全合作框架的倡议和设想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三）以经援促安全

　　支援具体开发项目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有利于促进日本加速向东盟国家转移资本技术、拓展产品市场，受援国也有此需求。但ODA包括自卫队和海保厅实施的“支援能力建设”项目，如马来西亚2005年3月成立统一管理海洋事务的海上法令执行厅（MMEA）后，日本便派遣海保厅人员作为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专家前去进行技术指导，举行“特殊救难技术讲座”等，从加强其海警执法能力入手打开反介入防线的突破口。安倍要援助柬老清除地雷、哑弹，如两国接受，便为自卫队前去开展安全合作打开了大门。日本用经援促安全，环环相扣，屡试不爽。

　　（四）以双边促多边

　　例如，日本与菲越建立双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的企图之一，是通过协调双边政策对东盟发挥导向和推动作用，落实国家安保战略提出的战略方针——肯定并支援相关国家策划制约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又如，安倍之所以积极拉拢柬老，因为东盟成员轮流担任系列会议的轮值主席，必须防止“柬埔寨反对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的败局重演。安倍政府认识到，以双边促多边，抓两头带中间，只有维护东盟的整体性，才能当上东盟的“驾驶员”。

　　（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从首相各提倡议到列入国家安保战略的演变过程表明，历届政府都在继承前任“遗产”的基础上积累新资产，不断充实和扩大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在这幅战略“拼图”中，只有战术性的微调，没有原则性的否定，日方从未明确其最终目的——除了“为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的伪饰、主导亚太秩序的表述，只有安倍叫嚷“领导亚洲”。究其实质，日本追求的领导或主导地位，无非是要地区各国服从自己的安排——称霸亚太。或许这就是历届政府超越党派歧见的最大动力。没有“历史认识”政治包袱拖累的民主党政府，一改自民党“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派，公然为自卫队“重返”东南亚放行即是明证。野田政府在实施“购岛”前后的所作所为，为安倍上台后全面提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安倍力图把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固化为“2+2”或“3+3”框架，也为其后任制定新政策提高了门槛。政权更迭既不会改变战略轨道，也不可能中断政策的连续性。日本对东盟安全合作的上述特点，恰恰也是日本企图利用东盟进而称霸亚太的难点。

　　第一，最大的难点在于，反对亚太地区出现新霸权是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共同意愿。建设东盟共同体“抱团取暖”的中小国家尤其如此。部分国家为了平衡中国日趋强大的地区影响力，欢迎美国“重返亚太”；美国为巩固霸主地位，对亚太地区的“不平衡”进行“再平衡”；东盟既要利用美国“确保安全”，也要谨慎利用日本防范中国，同时，还要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更要防范日本取代其地区一体化“驾驶员”的席位。各方都把确保既得利益放在首位。无论安倍怎样把积极的扩张主义说成“积极和平主义”，还是将持续干扰东盟共同体建设的行为美化为“支援东盟保持和加强整体性”。对日本整合东盟进而染指地区霸权的野心，美国不会放任，东盟不会容忍，中国不会坐视，日本难操胜券。　

　　第二，东盟一贯奉行“以小博大”的大国平衡政策，决定日本利用其制衡中国的政策难以实现。首先，声索国不能改变东盟的统一立场：2012年7月13日召开的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由柬埔寨担任轮值主席，菲律宾提出有关黄岩岛事件的议案没有获得与会国的一致认可，导致会议首次未能发表新闻公报；2014年1月17日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在会议轮值主席国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的主持下，讨论了2015年之后东盟共同体的优先发展事项，菲越两国要求以东盟名义对中国可能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等表明“关切”，最终未能如愿写入新闻公报。各国外长探讨“开拓加强东盟对外关系”的最新动向，表明东盟进一步结交合作伙伴增加“平衡资源”的共同愿望，这对企图驾驭东盟的日本来说又是一个负面消息。其次，亚洲有些国家没有投入日本怀抱。仅就柬老而言，两国不但婉拒安倍借援助扫雷为双边安全合作搭桥的建议，而且挫败了安倍利用东盟攻击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企图。再者，即便是日本寄予厚望的战略支点菲律宾和越南也没有完全对日一边倒——2014年1月8日中越两国启动共同开发海洋协商。可以预见，今后东盟仍将在中日美三方之间努力保持平衡，日本的如意算盘终将落空。

　　必须指出，日本对东盟实施的安全合作政策，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巨大冲击。日本先以反海盗打开突破口，在马六甲海峡及东南亚地区确立了准军事存在。在美国“重返亚太”，菲律宾等声索国借机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情况下，日本不但在东海侵占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而且与美国一道在南海支持声索国挑事，破坏地区局势稳定。更重要的是，日本改变了亚洲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势头，在东南亚合纵连横，扩大本国的军事存在。日本为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扩军备战竭力渲染“中国威胁”，甚至在国际社会制造中日间可能开战的紧张气氛，对本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干扰，破坏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的所作所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少数东盟国家“平衡”中国的意愿，却损害了东盟集团的凝聚力，干扰了东盟的大国平衡政策。对于既要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又要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还需借助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解决朝核等棘手问题的美国而言，搭车亚太“再平衡”展开本国的战略扩张、竭力膨胀本国军事存在的日本，既是帮手，也是麻烦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