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发表《重建日中关系》一文。现摘编如下。

　　一　关于日中关系的基本立场　

　  2012年，正值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来应该是非常值得庆贺的时机，但两国关系却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我感到万分痛心。在此，首先谈谈我对日中关系的基本看法。 

　  第一，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以及那以后的40年中，日本与中国就日本侵略战争的战后处理问题做得很不够。时光流逝，却遗留下一些问题。当然，日本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日本在战后60年坚守和平宪法，以国民主权为宗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联合国第一主义为对外政策的一贯原则。这些正是日本国民对战争进行内在批判的实践。美国某智库将这些称为“消极的和平主义”。我认为，日本的这个发展方向对战后亚洲60年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此感到骄傲。当然，中国，特别是自实行现代化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对亚洲的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我的“日中关系论”，因为对中国持温和态度，在日本不属多数派。尤其是2010年以来，在日本，对中国持亲近感的人不到20%，认为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人不到10%，也即所谓的“厌华”情绪高涨。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厌日”状况。 

　　第四，中国强势的对日态度也是日中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其背后存在着对日本的理解、认识不够的问题。希望大家认识真实的日本，形成面向未来的对日观。 

　　第五，亚洲邻国间关系不好的原因，一个是缘于历史问题而抱有的对对方的“不信任”，还有一个是对对方抱有过高的期待以至于产生情绪性的“强行索要没有的东西”的情况。其结果，总是会有被对方“背叛”的感觉。中国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教育题材，容易引起年轻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酿成对日本的“憎恶”与“怨恨”心态。日中双方都有必要创造并继承基于尊重对方与面向未来的历史。 

　　二 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

　　纵观40年来的日中关系，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的两个转折点。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但结束了战后“不正常状态”，处理了赔偿问题，日中间的大难题——台湾问题也得到一时解决，取得了巨大成果。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中关系，是建立在“道德准则”和“利益准则”两个基础之上的。其中，“道德准则”的代表性表征是，在历史认识、战后处理问题上主张“将极少数的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而“利益准则”则表现为日本提供援助与中国接受援助的经济关系符合日中双方利益。可以说，对于日中关系而言，80年代是黄金时代。但是，这种日中关系，在9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 

　  90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表现为两个“后”：一个是“冷战后”，一个是日本方面的“后战后”。在日本，所谓的“1955年体制”于1993年崩溃，接着是细川内阁、村山内阁，以及包括反体制的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政权。1994年成立的村山富市内阁，公开承认了自卫队是合乎宪法的，认可了“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日本的国旗和国歌，放弃了此前所坚持的非武装中立的基本路线。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动向。1993年小泽一郎提出了“正常国家”论。

　  这一时期，日中间的认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分歧。基于整个日本的 “战后已经终结”论，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发表了“战后50周年的首相谈话”，就“侵略战争”的错误向亚洲人民做了此前没有过的明确的道歉。但是，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政治家当中，向文化保守主义、日本主义回归的状况越来越显著。参拜靖国神社、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公然批判，战后50年间悄然隐匿的各种传统支持势力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况，其中之一便是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民间动向。童增1990年开始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2年又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提交了要求向中国“慰安妇”进行民间赔偿的材料，1996年组织了“民间保钓联合会”，促成中国民间对日民族主义的高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愈发明显的日中间认识分歧，在那之后没能得到弥补，反而不断扩大。当时，日中两国都处于重大的转折点，如果日中关系新基础得以重建的话就好了。但是，即便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之际，日中关系的重建也没有成功，反而加深了沟壑。　

　　三 40年来日中关系的第二个转折点

　  日中恢复邦交40年来的两国关系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至2012年。以2005年的涉日游行为开端，日中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双边关系的基础本身发生了动摇。针对2010年秋在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抓扣中国渔船事件，特别是为抗议2012年9月日本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涉日游行，外交攻势非常激烈。在此情况下，日中间岂能谈得上“友好”，就连对邻国的最低限度的敬意也都不存在了。事件的背后有着日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1）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以此为背景，在东亚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权力转移;（2）两国在内政上都存在权力基础不稳定的问题，这很容易挑起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为恢复国家的向心力，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特效药了。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转折点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日中关系的基础本身已经崩溃，而我们却看不到重建的方向与征兆。20世纪80年代 以来支撑着日中关系结构的两个准则——道德准则和利益准则，在此时都已失去功效，特别是道德准则——“将极少数的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在中国内部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在发表于2012年11月的《炎黄春秋》的文章中进行了“自我批判”，其所具有的意义是深刻的。

　  两分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日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区别美日、争取日本的战略，这真实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对立。而前者，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处理原则——宽容对待战败国——的日本版，又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意欲建构的 “新中国道德外交”的典型。当然，日本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恩惠与利益。中国放弃索赔，拯救了日中关系，特别是深深地打动了日本国民的心。到了2012年，何方说这个“二分论”是错误的。支撑日中关系基础的两大支柱之一的“二分论”被视为错误而遭遇否定的话，则日中关系本身就颤颤巍巍、行将崩溃。今后，又能以什么作为基础来重建日中关系呢?我认为，仅仅是重整已经不够了，重建基础本身这样的大事业是十分有必要的。　

　　四 日中间三个层次的问题与舆论

　  至今，日中间存在很多问题。我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问题相互纠结，难以解开首先是处于底层、属于基础层次的围绕历史认识、价值观的对立与不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中间对抗，主要是这个层次上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围绕权力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权力的对抗。围绕着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以及在2005年涉日游行中成为焦点的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问题等，日中间的问题扩大到了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围绕领土、领海、贸易、经济合作等具体的利益的对抗。这一层次的问题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双方都对2010年以来的尖阁列岛（钓鱼岛）冲突高呼原理主义之后，双方都宣称“固有领土”，这个问题就成为日中间最激烈的对立因素。特别是从2012年中国的主张（2012年9月25日发表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所表明的）来看，中国将这一问题扩大到了其他所有层次上。越是进行全面的对抗，尤其是使用军事手段的对抗，风险就会越高。我们有可能做到的且最为重要的是，尽量将这三个层次的纠纷要素分解开来，每个层次的纠纷通过相应层次的对话来处理。

　  进入2000年以后，日中关系的特征是:双方的舆论对对方的印象都极其恶化，两国的政治统治力都有所下降，不得不对舆论采取迎合的态度，也即陷入了民粹主义的状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韩国的印象要比对中国的好得多，但是由于“竹岛”（韩国称“独岛”）冲突从2010年起也骤然恶化。这使人再次感到领土问题是最为刺激国民感情的要素。

　　五 排他性民族主义论　

　  在中国，自由言论空间的扩大、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的出现所带来的是民族主义——一种情绪化的排他性民族主义——高涨。但实际上，在中国呼吁要警惕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对此，思想家李泽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敲起了警钟：中国近现代史上救亡压倒了启蒙，这就带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苦果。哲学家牛宏宝也论述到，在中国，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个原因是因为从“王朝国家”向“国民国家”转变时，找不到现代的价值，不得不依赖传统（法家民族主义和儒家文化民族主义）。他还强调，由于与威权主义的压抑具有很强的亲和性，对异文化、异民族具有排斥性，不接受普遍性价值等原因，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应该是要予以克服的对象。与日本的情况相对照，可以认为，这些论断是非常正确的。西方思想史专家丛日云则将当前中国的新民族主义——2005年、2012年的涉日游行所象征的那样——命名为“激进民族主义”，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是与日本的右翼势力、美国的对华鹰派相互影响的，是学校及媒体的历史教育与宣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日本，前述作家村上春树在2012年9月日中争端发生后就论述称“固有领土论”、排他性民族主义就如同醉于“劣酒”。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大江健三郎为首的“市民”，在9月28日发表了《阻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日本市民的主张》。他呼吁:领土问题极易刺激民族主义，媒体和政府有责任抑制或镇静民族主义，谈判是领土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固有领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伪命题等。这个值得倾听的“市民主张”，却几乎完全被日本的媒体所忽视，这本身就表明了当前日本社会的保守化。但是，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强势的对日政策、言论及国民的涉日游行，助长了日本的保守派势力，促使日本走向强化军备、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方向。我痛切地感到，促成日本放弃“消极和平主义”的不应该是中国，希望中国着眼于日本的实际情况，采取稳妥的对日政策。

　　六 对重建日中关系的三个建议

　  亚洲相邻的两个大国——日本与中国结成什么关系，这影响到亚洲的未来。面对当前两国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的情况，我所想到的是建构“正常的善邻关系”及其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在此提出下面三个建议。 

　  1.设置危机管理紧急机制并加以制度化，包括如正在协商中的日中防务当局间的“海上联络机制”、为保证渔业安全的多边框架等。这是现在必须马上开始着手的紧急课题。 

　  2.重建日中关系。这涉及多个层次的问题:讨论“领土问题”，将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后处理问题，积极推进制定包括谢罪内容的政府间文件，1998年的《日韩联合宣言》可供参考;推动战略对话、经济高层协商、安全保障对话的制度化建设;构 筑涵盖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学界的新日中综合对话机制。在我看来，1998年的《日韩联合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最好的两国间协议文件，其关键词就是“和解”与对对方的“敬意”。重建日中关系，可以以此为参考，我们应该利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这个机会，开始制定包含上述精神的第五个文件，通过重新“清算”历史问题，来构筑两国间的信赖关系。　

　  3.共同建设区域性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应该在诸如亚洲地震预报和监测中心、亚洲防疫机构、亚洲环境与安全网络、亚洲紧急基金构想等广泛的领域开展协作，通过区域合作为两国乃至地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还应探索一些新思维，如公共海域、海洋国际法、海鱼无国籍等。

　  我想，日本与中国有必要超越小岛之争，日本应真诚地面对历史，中国应冷静地思考战后亚洲及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对双方来说，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排他性民族主义”，必须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双方都欠缺的、而且十分有必要的，就是心怀对对方的敬意。只有从敬意中才可能产生信赖感、建成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