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梁军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简论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原因与影响》。

　　梁军在文章中指出：GDP增长率战后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与同期不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确实陷入了罕见的持续萧条，其间虽也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但稳定的复苏并未真正实现。经济学界有关日本经济持续萧条原因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两派：（1）结构改革派，将原因归结为经济结构问题，主张结构改革；（2）通货扩张派，认为原因在于政策失误，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鉴于此次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其原因并非仅仅存在于政策方面或结构方面，而是需要综合分析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乃至利益集团和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

　　（一）政策因素

　　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主因应归结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失误。政府没能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并及时实施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日本经济迟迟不能摆脱萧条的重要原因。

　　的确，为摆脱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实施了诸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据统计，仅从1992年初到1999年底，日本政府就多次采取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动用资金130多万亿日元。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又数次采取财政扩张政策，特别是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10年间先后八次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对策，政策总规模达180多万亿日元。 另外，在扩张财政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1991年7月至1995年9月，日本央行九次下调官定贴现率，将其从6%降至0.5%，并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从8%诱导至0.5%。1999年2月日本央行又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诱导至0.02%，同年4月进一步降至0.01%。2001年3月，日本央行开始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入长期国债等资产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该政策持续实施至2006年3月才结束。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在保持零利率的同时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客观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确有失误之处。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1992～1995年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促使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此时正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措施力度以稳固经济复苏势头，但当时的桥本内阁却高估了经济形势，错误地断定“日本经济按自身规律恢复的转换期已经结束”，断然决定于1997年4月将消费税率由3%提高到5%。日本国民因此增加了9万亿日元的负担，占GDP60%的个人消费立刻出现疲软，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再次出现了萧条迹象。

　　尽管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失误之处，但把经济持续萧条的主因归结为政策失误并不准确。实际上，与其说是政策失误，不如说是政策失效。整体来看，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采取的政策原则上并无二致，不存在持续而严重的失误。而且，客观来说，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政策制定和实施又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干扰，要求政府推出的政策完全准确、及时、适当似乎过于勉强，多数情况下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存在滞后性。日本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也是如此，因此把日本经济陷入持续萧条主要归因于日本的宏观政策乃至政策制定部门有失公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宏观政策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力度不断增大的政策调控并没有使日本经济真正摆脱萧条困境，政策失效表明日本经济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二）结构因素

　　多数学者认可结构性问题是制约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困境的重要原因，但对结构性问题的具体界定存在分歧。笔者认为，日本的结构性问题是伴随其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累积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显露出来的制约日本经济实现复苏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既包括双重劳动力雇佣结构等微观结构性问题，也包括滞后的产业结构等中观结构性问题，还包括超高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等宏观结构性　问题。

　1.微观层面的劳动力雇佣结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低迷不振，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出于降低工资成本与增加企业用工灵活性的需要，日本企业都尽可能地避免增加正式员工，而代之以大量雇用派遣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由此导致企业中非正式员工的比重不断上升。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企业所雇用的员工中，非正式员工所占比例高达35.2%。

　　日本政府针对企业解雇正式员工设定的规制非常严格，而解雇非正式员工却几乎不受限制，致使非正式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时常遭受恶意歧视和排挤。双重雇佣结构的发展，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性及活力。对正式员工既得权利的过度保护，消磨了其就业危机感，加上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企业人事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大量的“富裕闲散族”。其结果是，不仅造成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降低了企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相较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不仅就业不稳定，而且劳动技能普遍较低，但企业对非正式员工的职业培训实施率相对不高。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7年的统计，企业对正式员工实施在岗培训的比例为53.9%，非正式员工为32.2%;对正式员工实施脱岗培训的比例为72.2%，非正式员工为37.9%。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和就业状况，以及职业培训方面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都极大地抑制了非正式员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企业的双重雇佣结构及其导致的两极化劳动力市场对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劳动生产率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必然导致日本企业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日本劳动生产率本部发布的《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显示，2010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中位居第20名，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连续17年垫底。日本经济持续萧条，一方面因为有效需求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根据2008年日本政府发布的《财政白皮书》，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4%左右，90年代大幅下降到1%左右，2000年略有上升，其后又不断下跌。劳动生产率低下无疑是导致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因素，并非政府简单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2.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问题

　　二战后，日本政府相继推行了“倾斜生产方式”、“重化工业优先”、“产业结构升级”等产业政策，大力引进、消化和创新技术，使煤炭、钢铁、汽车、造船、机械自动化、电器等产业先后发展起来，并奠定了日本的制造业强国地位。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进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日本却陶醉于自身已经取得的制造业强国的辉煌业绩，没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结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曾是东亚经济“领头雁”的日本，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大国竞争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据统计，1999年美国的电脑普及率为48.3%，日本仅为29.5%;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0%，日本仅为13.4%;美国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已达30%，日本则只有10%左右。而且，信息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其他新兴产业的技术基础，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日本新兴产业的成长。新兴产业领域落后于欧美国家，传统产业方面又竞争不过劳动力低廉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制约着日本经济走出萧条。

　　产业空洞化的加剧，也是日本产业发展的一大结构性问题。日本产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源于“广场协议”签署后引发的日元升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日本企业加快了向海外转移的步伐。据统计，2012年日本在海外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达到68%，比1992年上升了24.7个百分点。应该说，产业外移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移，对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日本企业来说，其益处显而易见。而且，产业外移本身并不必定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如果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海外转移，国内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产业外移恰恰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空间，部分产业的空洞化带来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正如上述分析，与欧美相比，日本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大大落伍。传统优势制造产业的海外转移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滞后相叠加，加剧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一国经济想从一场严重的衰退中彻底摆脱出来，通常需要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拉动。新经济增长点，通常是具有较大或潜在市场需求、成长性好、技术和资金密集度高、能带动相关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新兴产业成长不足，使得日本国内缺乏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产业空洞化的发展，又加剧了日本国内传统优势产业的衰落，进而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生产潜能受制、劳动力就业状况恶化，从而严重制约着日本经济复苏的步伐。

　　3.宏观层面的财政公债结构问题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坚持“平衡财政”原则，财政与公共债务状态良好。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财政支出急剧扩大、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日本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度日，致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状况不断恶化。据统计，日本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从1991年的-1.72%上升为2000年的8.03%，2010年和2012年进一步上升为9.3%和10.18%，赤字总额从1991年的81768.5亿日元增至2012年的484237.9亿日元;债务余额与GDP之比1991年为66.49%，2000年上升为140.15%，2010年和2012年进一步上升为215.95%和237.92%，总债务余额从1991年的3167814亿日元上升为2012年的11321741.9亿日元，日本成为当今世界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最高的国家。

　　伴随着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累积，日本的公共债务利息支出越来越大。1980年日本政府需偿还的利息总额约为4400亿日元，2012年上升至接近1万亿日元。而且，日本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沉重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特别是赤字和债务本身存在的结构性弊病，在加重经济复苏对财政和债务依赖程度的同时，严重地削弱了政府运用公共财政助推经济复苏的意愿和能力，使日本经济难以实现持续自主性增长。

　　应该说，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要为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通过结构调整，能够消除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释放生产力潜能，使经济重获生机和活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和许多学者就指出，如果不调整已经过时的经济结构，日本经济将面临衰退。然而迄今日本经济已持续衰退20多年，结构调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究其原因，除了日本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结构调整计划的推行不断受到外部冲击而不得不中断之外，更为根本的“瓶颈”是日本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

　　（三）体制因素

　　日本传统经济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形成，并在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传统经济体制是适应工业社会、赶超过程和冷战时代的经济体制，其适应性和合理性是暂时的。随着日本经济追赶任务的完成，传统经济体制呈现出疲软状态，其对经济发展的有效功能在总体上大大丧失。

　　在微观层面上，日本传统经济体制主要表现为相互持股制、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制等日本式企业制度。企业相互交叉持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效率企业，投资者监督约束企业的功能丧失;主银行不仅是企业的大股东，而且与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外部市场分隔开来，导致企业对主银行的过度依赖与经营效率的下降;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内部体制不仅催生了企业管理者的官僚化倾向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导致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使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在宏观层面上，日本传统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规制、行政指导等多种手段，对产业发展、企业活动和居民行为进行广泛而过度的干预，市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官僚机构的意志，市场机制作用受到过多人为的破坏和扭曲，导致日本企业逐渐丧失开拓创新精神而过度依赖政府，企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同时，在这种体制下，容易形成政客、官僚、财界三方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向财界、企业界索要钱财，谋取自身利益，获取政治资金，财界、企业界倚仗政客和官僚的庇护，获得各种优惠和关照，谋取超额利润，三方相互勾结、沆瀣一气。

　　日本传统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及其顽固性，使得制约日本的诸多结构性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山、桥本和小泉等多届内阁都曾推行过体制改革，然而成效甚微，体制性弊端越加严重。

　　（四）利益集团因素

　　体制改革的成效，取决于政府当权者对传统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更取决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及其程度。近20年来日本多届内阁都试图推行体制改革措施，2002年小泉首相甚至提出了“不改革就不会有发展”的口号，但多数改革措施难以真正进行下去，其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体制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如上所述，伴随着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日本的政治经济舞台上滋生出由政、官、财三方组成的相互支持、各取所需的“铁三角”利益集团。该利益集团依赖传统体制获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随着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不断得以强化。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成为当前日本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众所周知，旧有体制的改革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打破原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格局，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依赖传统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利益集团受损。从理论上说，一国民众从体制改革中所获得的总体“改革红利”远远大于受损的利益集团的损失，这似乎使得“用受益者所得补偿受损者所失”比“维持旧有体制”更为合理，且受益的民众人数要远远大于受损群体人数。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似乎意味着在维护还是改革旧有体制问题上，受益群体必定比受损群体对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制定更具影响力。但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表明，体制改革受益者虽然众多，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集体行动难题。与受益者相比，受损者常常是一个更知情、更团结、更有组织的集团，他们的呼声更高，对国会和政府的压力强度更大，结果是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制定也必然更多地体现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因为“政治家虽然不会不顾及社会的整体福利，但是他们会愿意牺牲一部分选民福利来换取大笔的竞选基金。结果是组织良好的团体——或者说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团体——将得到有利于他们但牺牲整个社会公众利益的政策”。

　　就日本政府来说，恐怕不可能认识不到传统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认识不到体制改革对于经济摆脱体制桎梏走出长期萧条的重要性，但是政、官、财“铁三角”利益同盟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决策和行政部门，很多政府高官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政府里的代理人，他们依靠现有体制发迹，势必会极力甚至不惜代价地维护旧有体制，阻挠对其利益造成威胁的改革。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一次次地屈服，改革进程也一次次地受阻。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加上当权者强烈的改革愿望和民众强大的动力支持的缺乏，从根本上阻碍着日本传统经济体制弊端的根除，进而也从根本上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五）传统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及其变革。如果说利益集团阻挠是直接导致日本改革屡屡受挫的现实阻力，传统文化因素则是日本体制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深层羁绊。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许多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曾在战后日本经济实现赶超中发挥出巨大的动力，但是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传统文化本身表现出了它的不适应性，其固有缺陷成为阻碍体制改革进而阻碍经济摆脱萧条实现复苏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传统文化的涵盖面极为广泛，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现实利益中心主义、共同体主义和心情主义等基本特征。仅就传统文化与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关系来说，日本传统文化具有集体意识强烈而个体意识欠缺、传统意识强烈而革新意识欠缺、耻感意识强烈而担当意识欠缺等特点，这些特点又集中地体现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相对保守性。相对保守的文化既造就了相互持股制、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日本式企业体制，也造就了重政府规制而轻市场规则的政府主导型日本式经济管理体制以及政、官、财三位一体的“铁三角”利益集团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保守性与基于这种保守文化形成的企业体制、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政企利益体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相对保守的“日本式体制”形成超稳定结构并不断固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国际竞争已不仅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产品竞争，更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体制竞争。当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尽显时，日本相对保守的文化极大地抑制了当权者和民众对其进行彻底改革的意愿、积极性和勇气而成为体制改革的羁绊，个体意识、革新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欠缺使得日本政府和民众面对创新和改革时因循守旧，不愿意承担改革风险，并因此一再延误改革的时间和机遇，进而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缓慢，并使经济迟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萧条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