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姜明辰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朝鲜核导问题视域下的日美协调机制研究——对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的考察》（全文约2.9万字）。

姜明辰认为：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导威胁，强化协调机制建设与运作成为日美重要政策选项之一。两国通过整合关键资源、提升协调机制效能，强化防卫协调、多维塑造协同一致态势，推动机制外溢、构建多边协调平台体系等举措，强化机制整体建设。协调机制为日美带来有限收益的同时，消耗了两国大量显性、隐性成本，并引发诸多负成本。其主要原因在于内部存在机制建设与运作的非对称性，缺乏战时统一指挥要素，缺乏对运作逻辑的全面遵循，缺乏对革新的有效反馈机制等问题。

一、朝鲜核导问题与日美协调机制的强化举措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针对朝鲜核导问题，日美主要通过以下举措强化协调机制的建设与运作。

（一） 整合关键资源，提升协调机制效能

1． 提升政府部门参与力度

一方面，提升政府部门对于既有机制的参与力度，着力解决由于日美两国政府部门的不同利益诉求及独立运作特性所导致的“区隔化”现象。另一方面，强化新设机制中政府部门的参与力度，积极将诸多政府部门纳入新设机制，强化政府间协调力度。当前围绕朝鲜核导问题的协调机制的参与方已涵盖日本外务省、防卫省、经济产业省、国家安全保障局、内阁情报研究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双方政府机构，为两国加强威胁应对合力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2． 优化机制资源整合模式

为优化机制资源整合模式，日美在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设立“同盟协调机制”，通过赋予其“常设性”并优化政府资源整合模式，提升双方协同应对威胁的稳定性与全面性。此外，为有效应对包括朝鲜开展核导试验在内的紧急事态，更有效地研究制定联合作战及合作规划，在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两国在“总体机制”基础上建立了“双边规划机制”，明确了各方具体职能，提升了部门、机构间整合力度，提高了规划的整体效能。

3． 注重搭建多轨协调路径

针对朝鲜核导问题，日美协调机制不仅大力整合政府资源，同时还推动多轨外交资源的交流互补。近年来，两国借助自身丰富的智库资源并以之为载体，大力推动一轨半、二轨协调机制建设。通过这一举措，一方面，两国能够借助非官方层面的人才资源，提升对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智库日益介入政府决策的背景下，该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就相关议题的观点趋向统一，有助于塑造双方国家层面的对朝协同态势。

（二）凸出防卫协调，多维塑造协同一致态势

1. 提升防卫体系互联互通水平

一是推进中枢机构建设进程。为避免出现反导情报体系“隔离”导致威胁应对效率低下，两国着力提升诸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合作中心”等中枢机构的协调作用，并积极建立诸如驻日美军反导司令部等中枢机构，推动防卫体系的有机整合。二是强化系统技术融合效能。针对朝鲜核导问题，日美将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作为提升两国反导情报体系联通水平、强化防卫装备要素间协调程度的重要抓手，推动实现战场态势和目标动向实时共享，从而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等“危机事态”时，能够由处于最佳位置的军备开展拦截行动。

2. 推动协调机制扩散辐射

针对朝鲜近年来频繁通过太空、网络等路径强化核导博弈中非对称性优势建设，两国将推动“新疆域”协调机制的建设与运作作为重要应对路径。在太空方面，两国签订了包括开展态势监控在内的一揽子合作协议，开展了利用宇宙监视海洋的模拟训练，并建立“一揽子宇宙对话”“太空合作工作小组”等会晤机制，推动实务合作。在网络空间方面，两国创立了“网络防御政策工作小组”等一揽子协调机制，借助专项演习与大规模机制性演习提升协同网络攻防能力，并强化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力度，丰富人才资源储备。

3. 强化装备技术协调机制建设

为强化装备技术合作力度，两国建立了包括“系统与技术论坛”、军种间战略需求对话、防卫装备合作情报交流会议等一系列协调机制，一是推动两国副部长级、司局级官员以及国防部、防卫省负责军备合作人员就合作宏观规划的制定开展协调，二是强化装备小组、技术小组、项目研究小组、项目开发小组等相关机构间围绕具体合作方案的交流力度，三是明确联合工作小组、联合指导小组等机构间的职能定位，推动双方围绕既定方案开展合作，为实现日美反导情报体系一体化态势奠定机制性基础。

（三）推动机制外溢，主导多边机制运作进程

1.  强制型协调机制

强制型协调机制，即日美借助同盟内部“安全—自治交易”推行强制外交，对特定机制成员的政策立场实施强制规制的多边协调机制，其典型表现形式为日美韩“小多边”机制。为强化对韩国对朝政策的规制与影响，日美首先着手建立完善上至政府首脑、下至民间的多层级协调机制并实施“强制协调”，推动政策立场全方位覆盖；其次积极将韩国纳入既有双边军事合作机制，强化围绕导弹预警、反潜战等课题的沟通协调，攫取韩国对朝作战中的潜在战略价值，推动对朝作战网络的形成、延展与强化。

2. 引导型协调机制

引导型协调机制，即日美在缺乏充足管理“资源”实施立场覆盖的背景下，通过多种举措引导持模糊政策取向的国家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多边协调机制。在该类机制中，为实现既定目标，日美首先通过强制型协调机制规制韩国等由于民族情感等因素形成的对朝缓和倾向。在此基础上，两国以诸多机制内威胁感知相对较低的国家作为协调对象，通过提供安全产品供给等手段积极施以引导，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其对日美对朝政策的支持。

3. 博弈型协调机制

博弈型协调机制，即日美针对一系列与其权力均等且利益矛盾难以调和的国家，通过强化获取博弈筹码，推动实现政策目标的多边协调机制。该类协调机制与强制型、引导型协调机制的区别在于：机制内部权力非对称性较低，且部分国家与强制型、引导型机制中主导国家的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并难以通过“安全—自治交易”、对话引导及利益诱导等路径予以调和，塑造机制内部“一边倒”态势难度较高。在该类机制中，日美的主要行为逻辑是多措并举提升博弈筹码，推动机制主导权塑造进程，最大程度迫使对方做出妥协。

二、朝鲜核导问题与日美协调机制的成本分析

针对朝鲜核导问题，协调机制为两国带来一定收益的同时，亦造成大量成本，具体而言可分为“显性成本”、“隐性成本”以及“负成本”。

（一）日美协调机制的“显性成本”

所谓“显性成本”，即“确定性成本”，具备可通过货币单位等指标实施量化的特性。协调机制的“显性成本”，即在协调机制的建设与运作过程中，相关各国所需付出的可计算成本。

一方面，协调机制耗费大量建设成本，不仅包括机制组织进程中需耗费大量人力及财政支出，同时两国在标准统一、装备引进、基地搬迁等多方面将消耗大量成本，从而构成机制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协调机制耗费大量运行成本，即日美在针对朝鲜核导问题协调机制的运作过程中所引发的成本支出，涉及联训联演、人员交流在内的多个方面。

（二） 日美协调机制的“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即“非确定性成本”，难以通过货币单位实施量化，其构成多为观念意识等无形成本。协调机制的“隐性成本”，即在协调机制的建设与运作过程中，各国所需付出的非物质性成本，主要包括机制的声誉度与可信度两个层面。

一方面，尽管机制在美国联盟体系内声誉度较高，但其在体系外声誉度较低，引发了机制“隐性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尽管机制“显性成本”的高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制的可信度，但由于日本缺乏对民众的“信息传递”，使国内社会总体呈现出对日美协调机制建设和启用的消极态度。为保证政权稳定，安倍在接下来处理日美协调机制建设与运作方面更须避免触碰民众敏感点、放大“观众成本”的制约效能，避免因践履同盟内部安全承诺以及释放同盟外部威慑信号而产生消极影响造成的机制可信度降低。

（三） 日美协调机制的“负成本”

针对朝鲜核导问题，日美强化协调机制引发了诸多负面消极效果，生成因“止损”而付出的成本，即“负成本”。

1． 加剧朝鲜反制引发的对抗风险

日美协调机制增加了两国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却引发朝鲜的强烈反制，这主要出于两重原因。从威慑理论方面看，日美仍缺乏“充足实力”对朝实施有效威慑，并未有效打压朝鲜拥核意志。从政权合法性来源看，不同于他国以“现实表现”作为核心指标，朝鲜将“意识形态”作为防止政府权力合法性产生危机的主要工具。因此日美对朝打压举措不仅未触及其政权合法性根源，反而促使朝鲜“自主”思想持续高企，激发了朝鲜反制举措。

2． 加剧美国受到日本牵连的忧虑

    协调机制虽然有效缓解了两国间“抛弃”恐惧，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彼此“牵连”担忧，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对朝强硬及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加剧了被其“牵连”的担忧。如在2018年半岛局势转圜后，面对日本较为强硬且僵化的对朝政策，特朗普在基于“美国优先”理念，以及为2020年大选赢得政治筹码的功利思想驱动下，为避免遭受“牵连”，一方面削减日美两国间政治协调频次，另一方面公开要求安倍停止使用“极限施压”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盟友间信息传递与共享。

          3． 固化日美对华的对抗性姿态

近年来，两国频繁将半岛态势恶化与“中国责任论”相挂钩，意图强化对中国影响力的对冲效能，并协同研究部署系列高精尖武器装备，意图削弱中国战略武器威慑效用。高度相互依存已使中美、中日关系呈“合则两利、败则俱伤”的态势，而日美一再将强化封闭性、对抗性的日美协调机制作为实现霸权护持、主导地区事务的路径，其鲜明对华指向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日两国的地区战略对抗，加剧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引发大量“负成本”的产生。

4． 增加多边同盟机制的不确定性

日美强化协调机制的建设与运作，或会强化机制中其他参与国的离心倾向。以日美韩“小多边”机制为例，首先，日美协调机制的对抗性曾多次对文在寅政府塑造半岛和平的努力造成破坏性影响，加剧了韩国“离心”倾向。其次，面对朝鲜核导威胁日益加剧，日本借助较韩国获得美国更多战略资源的比较优势，对韩姿态日趋强硬，引发韩国对日战略疑虑激增。再次，随着2018年6月韩国国会议员再选和补选后“朝小野大”格局日渐式微以及韩国社会舆论对朝对抗倾向逐步缓和，持续强化与日美的协调机制将加剧文在寅政府对“国内棋盘”的掌控难度，推动对日美的“自主外交”或成为文在寅政府的重要政策取向。

三、朝鲜核导问题与日美协调机制的内在问题

如上所述，日美针对朝鲜核导问题的协调机制虽为两国带来一定收益，但同时造成巨大成本支出。该态势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机制本身存在诸多内在问题，严重制约其效能输出。

（一） 机制建设与运作中非对称性明显

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机制建设与运作两个层面。在机制建设层面，呈现出重技术性协调而轻政治性协调的特点。针对朝鲜核导问题，两国技术性协调的高机制化特点显著，而在政治性协调方面则机制化程度较低。在机制运作方面，相较于日本，作为机制主导国的美国是决定机制运作的核心力量，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启用或停止机制运作。

（二） 缺乏战时统一指挥的充分要件

尽管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大力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但总体看来，日美现有协调机制仍未完全解决双方战时一体化指挥的问题。曾一度被赋予推动实现两国军事一体化职能的“同盟协调机制”仍缺乏对潜在危机或冲突开展联合快速反应所需的指挥与控制机构，且美国当前设立的其他协调机构一般仅在两国联训联演时才会启用，难以满足两国密切协调的实际需求。

（三） 机制运作逻辑缺乏全面遵循

要实现对于朝鲜核导问题的标本兼治，国际社会应推动相关机制切实遵循后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情感逻辑和积习逻辑。总体看来，日美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均为“集体防御”而非“集体安全”，通过封闭对抗形式遏制打击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是后果性逻辑思维的典型呈现。后果性逻辑的高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机制对适当性逻辑的充分遵循，日美两国常以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激化地区矛盾作为目标实现路径，适当性逻辑严重缺失。在情感逻辑方面，日美协调机制不仅未实现朝鲜敌对情绪的削减，反而“夯实”了其对抗情感基础。在积习逻辑上，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后，日美仍延续对朝“极限施压”政策，表明日美并未根据国际态势变化调整自身的行为路径，同时两国并未根据朝鲜“超强硬对强硬”的积习情况调整自身政策

（四） 内部革新缺乏有效反馈机制

当前，机制难以根据客观环境变化实现及时自我革新，具体体现于机制与其所处的法理环境及军备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在法理环境层面，日美协调机制并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变更进行及时的自我革新，严重限制了自身效能的发挥。在军备环境方面，在朝鲜弹道导弹打击速度、精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下，日美并未对彼此相关反导系统进行及时革新升级，致使双方提升操作交互性的难度激增，严重影响新态势下的威胁协同应对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