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 月 日电　题： 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之背景和特征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昊在《日本学刊》2024年第3期发表《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背景、特征及行动》一文（全文约2.6万字）。

卢昊认为，海洋地缘因素在日本国家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日本海洋战略的核心特征之一即安全化，它遵循西方将海洋问题纳入安全框架的一般性理论逻辑，同时又基于日本特定的历史经验与战略考量。当代日本国家海洋战略的安全化以威胁认知的持续性及全面强化、安全目标的优先性与具体化、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与“高阶化”、安全合作及防范对象的选择性与明确化为特征。

（一）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的理论与历史背景

国家从安全化框架审视海洋问题，意味着将海洋视为关系国家利益、安全及权力的重大问题，并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技术等资源及手段，系统和长期地追求海洋战略目标。当前总体而言，受现实主义战略思维盛行、西方国家战略安全化倾向加剧的大环境影响，在海洋领域形成了以下现实：第一，基于安全事关国家生存及地位，海洋战略更紧密地与国家总体战略结合，乃至上升为独立的国家级战略；第二，基于安全界定的高度政治性，国家以权力界定海洋安全战略，以最大限度追求权力的政治逻辑为主导规划海洋安全战略，并试图在国家内部建立政治共识，包括构建“海洋国家”的战略文化；第三，基于安全稀缺性与自助安全观，海洋战略经常体现出较强的竞争性、扩张性乃至进攻性，并因此引发与其他战略主体的矛盾；第四，基于安全关涉领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海洋战略所调动的政策工具种类亦多样化且相互交叉，但通常集中于政治、军事及外交等“高级别政治”领域；第五，基于安全效应外溢和全球化加剧了权力流动及制度变化的趋势，海洋战略的推进加强了国家间的海上安全互动与权力博弈，特别是围绕区域及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机制的主导权日益展开争夺。在拥有较强独立意识、高度崇尚现实权力、沿西方路径实现近现代化的日本，其海洋战略安全化的发展也体现出类似特征。

二战战败改变了日本历史及海洋战略的发展轨迹。在战后“经济中心主义”导向型国家战略及“和平主义思潮”约束下，一方面，具有军事色彩的公开战略讨论及战略行动基本被禁止；另一方面，包括海洋领域在内的国家战略行动主要服务于经济目标，特别是对海外经济利益的维护。冷战后期至今，日本逐步确立起“政治大国化”导向型国家战略，其海洋活动亦重新趋向活跃，在服务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多转向政治和防务领域，乃至与国家战略同步体现“大国化”色彩。进入21世纪，在公开推进国家战略讨论、积极驱动国家战略转型的大方针下，日本正式确立国家级海洋战略，进入了新一轮战略扩张模式，更积极地通过海洋战略行动追求安全权力。当代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进程，得到了多方面历史因素的支撑。

第一，战后日本国家身份的“海国定位”。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建构中，构建“海洋国家”身份认同是重要一环。在继承近代日本“海国论”理念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日本政治学者积极倡导“海洋国家构想”，称日本应该超越岛国的狭隘思维和视野，以“海洋国家”为标准，面向海洋积极发展自身的独立力量以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在大国化导向及安全化转型下，日本的海洋战略行动进一步彰显出“海洋大国志向”。

第二，战后日本地缘战略中的“海圈构想”。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宪法”规定下，日本否定了其近现代扩张性地缘战略的合法性，但长期流行的地缘战略理念，特别是基于日本岛国区位打开战略空间、打造势力范围的思路，仍深刻影响并贯穿于日本的战略行动。在国家战略转型驱动下，日本重新公开推进区域地缘战略，力图在巩固对“海圈”核心区域掌控的同时扩大其外延区域，并最终体现为以“两洋交汇”的逻辑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及军事手段建设日本主导下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日本区域海权，扩大海上势力范围。

第三，战后日本安全战略中的“海权因素”。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特别是军事防务长期受到“专守防卫”原则制约，但日本仍以“安全自主”为目标，逐步而切实地推动军力建设并扩大军事活动范围。从现实看，日本安全战略的内容亦日益体现出“海权战略”色彩，一方面军事防务活动更加紧密依托海上战略战术环境展开，另一方面日益体现出依托军事手段确保本国海上优势（或阻止战略对手取得优势）的明确指向性。

第四，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中的“海盟理论”。战后日本外交在坚持日美同盟“基轴”、重视亚洲外交及国际协调前提下，力图为本国逐步打开外交空间、提升国际战略影响力。日本外交战略与“海洋国家”理念相结合，虽名义上促使日本扩大对外开放，与各国广泛开展多元化外交，但实质上日益促使日本遵循意识形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及“伙伴国家”优先发展关系，乃至构建排他性、对抗性阵营。日本在塑造“海洋文明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过程中，其核心观点是所谓“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在生产关系、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上的显著对立，乃至难以调和的矛盾，并由此衍生出“海洋国家”具有高度的理念与利益纽带、应结成联盟共同制衡“大陆国家”的结论。

（二）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特征

海洋战略安全化的首要结果是与国家总体战略结合，乃至上升为独立、公开的国家级战略。日本正式确立独立的国家海洋战略，以2007—2008年日本出台《海洋基本法》及首期《海洋基本计划》为标志。基于《海洋基本法》，在新设的海洋战略领导机制推动下，2008年3月日本公布了首期《海洋基本计划》，此后又于2013年、2018年和2023年陆续出台了第二、第三、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构建起了较为明确、完备的海洋战略框架，并在各相关领域稳定、有计划地推动战略执行。除出台顶层战略文件外，日本还加紧机制建设，以“集中而综合地”推进国家海洋战略，也为此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聚焦《海洋基本计划》内容及其实际执行情况，可以看到日本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威胁认知、安全目标、手段及对象的界定方面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威胁认知的持续、全面强化。对于海洋安全威胁的认知及评估是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的出发点，而相关领域威胁认知的强化从根本上推动了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日本对海洋安全威胁的界定逐渐宽泛化、扩大化，关注并强调当今海洋安全环境的总体性、结构性、迫切性风险，强调相关威胁短中期内难以解决，迫切需要加以处置。同时，日本还日趋将周边国家的海上行动视为威胁的主要来源，进而谋求强化警戒姿态乃至反制手段。日本海洋安全威胁认知的全面强化，既受国际及区域安全形势变化的客观影响，也反映出日本通过渲染威胁为自身战略行动创造所谓合法性依据的主观意图。

第二，安全目标的优先性与具体化。在强化安全威胁认知基础上，安全目标逐步在日本海洋战略中明确占据主导地位，且目标内容日趋具体。第一、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按照“发展优先”原则，将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及海洋空间、健全振兴海洋产业等作为主要战略目标，重视海洋经贸、航海科技的发展。但是，随着日本不断推进海洋战略，“发展优先”原则逐步被“安全优先”原则取代，开发利用海洋这一目标的首要性逐步被维护海洋安全所取代。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强调国家海洋战略应以维护国家安全、海洋主权及权益为根本立足点，首要目标为在日本领海、毗邻海域及专属经济区“坚决地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国民人身与财产、渔业及海洋开发等权利”，同时需要为此维护“基于法治及国际合作的海洋秩序”。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在强调“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统领整个战略规划的同时，又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这一概念，并将二者作为海洋战略的两大支柱，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仍更为优先，且更加强调为实现安全目标而加快能力、体制建设及加强对外防务合作等具体目标。

第三，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与“高阶化”。在提升安全目标优先度前提下，日本力图在其海洋战略设计中不断增添政策手段，且日益加强“高阶工具”即外交、军事及意识形态等高度政治性手段的运用。第一、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由于安全目标有限，主要提出在强化航行安全、海难救助体制及强化海啸、海潮防灾救灾体制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通过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力图使安全手段更具系统性、综合性，为此结合短中长期措施，将具体政策分为“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和“支持海洋安全保障强化的政策”。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在前期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安全政策手段体系。其中，在直接安全手段方面，日本聚焦于提升防卫能力和海上执法能力，强化情报收集及分享体制，加强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支持航道沿岸国自身能力建设，增强对外“战略情报发送”等。在支撑保障安全政策方面，着重于强化海洋资源、产业及科技领域的具体经济安全保障措施，强化海洋情报收集及国际合作，还特别要求加强“离岛安全”，“有效管理并利用”专属经济区以争取海洋权益最大化。

第四，安全合作、防范对象的选择性与明确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包括21世纪初出台“海洋立国”战略之初，日本倾向于以比较开放的姿态和“共赢方式”，与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加强海洋合作，包括共同应对全球性、区域性安全挑战。但是，随着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的推进，日本更加警惕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并以强硬姿态应对与邻国的海洋权益冲突，在安全合作对象上更具选择性，实质上放弃了开放合作的原则。在战略价值观色彩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更公开地主张以所谓价值观因素划线，实质上制造阵营对立与安全紧张。在安全防范对象上，日本海洋战略文件的所指日益明确、公开。前三期日本《海洋基本计划》在提及周边国家海洋威胁时均泛称“外国”，唯一例外是明确提及朝鲜所发射的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则开始明确并频繁地“点名”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对日本的“海洋安全威胁”，其“周边威胁认知”日益聚焦于中国。在日本坚持对华警惕和防范心态下，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的一大趋势即体现为涉华针对性、对抗性，不仅将安全资源投向对华斗争一线，还积极打造并依托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共同抗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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