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6期发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全文约2.3万字）。

蔡亮认为，“泛安全化”意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主要体现为：安全上，持续配合美国全面对华遏压，围绕中国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稳固以日美为主导的依附型共生体系，既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又能将中国框限在产业链的中下游；价值观上，以“普遍价值”为遮掩，为持续“借台遏华”谋求正当性。日本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既会加深中日两国的互信赤字，更会导致两国关系深陷内外因素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强调安全问题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关切，国家的本质就是追求安全目标的“功能相似性单元”。冷战后，随着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位置，全球多重安全范畴跨时空复合交叠，安全问题联动性导致“泛安全化”倾向日益显著。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下，“泛安全化”意指对传统安全概念边界进行过度延展的一种话语进程，体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价值互构体系。现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全方位、多议题交叠的“泛安全化”特征。对此，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践行“以发展定义安全”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一）“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受“泛安全化”的影响，日本正倾向于将安全与地区局势、经济与安全保障、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与所谓的“中国威胁”加以捆绑，从结构上形塑其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众所周知，日本认为唯有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相关地区秩序安排，才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而中国崛起使得一直支撑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正遭受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认知逻辑下，首先，日本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宣示和维权行动进行了“泛安全化”解读，即并不将之视为两国围绕领土争议所产生的矛盾，而视为中国对日本领土的入侵和安全的威胁，进而认为是中国积极谋求构筑地区霸权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还将中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表述也定位为中国正谋求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强调这是对“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恰因如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在舆论上竭力“抹黑”中国。

其次，日本对华的经贸政策，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推动良性制度竞争的政策重心，逐步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并将安全保障与经贸规制进行紧密联结，在部分产业推动对华“脱钩断链”的同时，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并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

最后，日本将“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装扮成“普遍价值”的同时，给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贴上“异质性”标签。因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不但刻意拿中俄关系说事，并强调“世界进入了民主阵营与威权国家进行全球较量”的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立场越来越背离“日台并无邦交，（日本政府）只与台湾当局推进各项务实交流”的既定框架，反而日益凸显“（台湾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紧密经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伙伴和友人”。

基于上述认知，当前日本对华究竟想实现怎样的政策目标呢？在安全方面，日本会持续配合美国对华遏压，通过构筑对华的多层次安全包围网来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在经济方面，稳固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产业链优势，一方面确保相关的供应链稳定，保证日本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在关键性产业领域，试图牢牢卡住中国的“脖子”，阻挠其产业链升级；在价值观方面，以“普遍价值”为遮掩，进一步为“借台遏华”寻找正当性，意图迫使中国做出原则性让步。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布局特征：多领域的内外双向联动

在安全层面，日本是“辅美遏华”的“急先锋”。为积极扮演这个角色，日本积极地让日美同盟在结构性功能方面体现出溢出效应，并拓展其安全功能，如“印太战略”就是由日本首倡、美国接纳主导的操弄地缘博弈的排他性“俱乐部”。而从日本的实际操作来看，其安全“朋友圈”由一个安保同心圆和一个安保倒金字塔构成。前者呈现了以同盟关系为内核，向外围依次以“准同盟”关系、“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确立战略性合作框架等构成的同心圆结构；后者则是以日美关系为第一层，以日澳和日印关系为第二层，以东盟国家主要是越、菲、印尼等环南海国家为第三层，以英、法、德等欧盟国家及地区其他国家为第四层的倒金字塔型立体结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岸田还于2022年6月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并呼吁“北约”将注意力转向亚洲，欢迎“北约”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干涉力度。

在经济层面，日本是“助美制华”的“排头兵”。具体而言，日本日益重视安全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并形成经济安全保障的理念，将其视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内外因素推动下的时代产物。为此，日本对内推行经济安全战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出台“经济安保战略推进法案”；对外与美国首度建立经济版“2+2”协商机制，积极助力美国充实“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

在价值观层面，日本是“联美压华”的“桥头堡”。日本认为其外交的最大价值就是竭力维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并在此过程中肩负重任，向国际社会彰显日本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因此，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动机复杂多元，既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考虑，又有制衡中国的政治盘算，但为给涉台提供一个“大义名分”，日本也像美国那样，越来越注重从价值观角度强调“保台”的重要意义，甚至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打压与胁迫、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等”。基于此，日本通过多个双边或多边会谈的机会，在强调台湾地区的价值观理念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相同、各国应关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暗示性地渲染台湾地区正遭受中国大陆的“威胁”。关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日本认为这是完全正常和例行性的行为，污蔑中国采取的各项反制措施是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威胁日本国家安全的行径，并再度强调“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美将继续密切合作”。

（三）日本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陷阱”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日本对华政策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结果只会导致中日之间的互信赤字进一步加深，使两国关系有深陷“泛安全化陷阱”之虞。具体而言，第一，日本自我标榜“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太’地区维护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普遍价值’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但其实质是要构筑现实主义下的权力平衡秩序。因此日本所为非但无益于中日安全问题的妥善解决，还会导致地区局势陷入互信赤字交替上升导致的安全困境，甚至日本自身也难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第二，日本受制于国内需求的日益萎缩，仅靠国内市场愈发难以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一旦以“国家安全”为由，日本科技与中国庞大市场实现“脱钩断链”，等同于日本新科技研发丧失了最重要的海外财富积累基地，利弊得失不言而喻。第三，日本以“普遍价值”为遮掩，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插足台湾问题的正当借口，甚而认为可以凭借价值纽带，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插手台湾问题，并将之与东海、南海等问题相互联结，即可促使中国按照其意愿，“遵守国际社会准则，采取负责任行为”。事实是，中国早已义正词严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因此，日本此举只会从根本上动摇中日邦交的政治基础。

面对“泛安全化”带来的“以威胁定义安全”，中国提出了“以发展定义安全”，并倡导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去安全化”。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具体到中国的对日政策，中方应以习近平主席和岸田首相有关“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政治共识为基础，本着“以我为主+利益优先”的方针，“亮明红线+守住底线”。另一方面，中方应将对日外交置于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交汇的位置上，认真思考对日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地，中方应本着积极地化对抗为竞争、化竞争为合作的外交工作态度，鼓励开展中日间各个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与此同时，在国内舆论宣传上，中方应不忘初心，强调坚持对日“二分法”，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一些不理性的“反日”“仇日”等极端情绪影响政府对日外交的理性决策空间，进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