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胜认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其间，自民党先后两次在下野后又上台执政，并最终确立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此种演变脉络的形成存有内在逻辑：在“变动”的时代环境里，以社会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由于执政失败而走向党势衰落；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运作特点加剧了大党之间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积有力地支撑了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的构建；加之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些均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随着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实现退位，始于1989年1月8日的“平成时代”将宣告终结。这意味着“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得以形成。

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脉络，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颇具戏剧性。基于势力对比的政党格局视角，该演变脉络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多党重组、两党竞争与一党独大。

其中，在多党重组时期（1989—1998年），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的推进，不仅动摇了自民党长期执政地位，且引发了朝野政党势力频繁重组。在两党竞争时期（1998—2012年），日本两大政党化发展趋势明显，自民党与民主党展开激烈竞争，且在两党之间先后两次实现政权交替。在“一党独大”时期（2012—2019年），随着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固化，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形成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在野党势力则呈“多弱”态势且难以有效抗衡自民党。

与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昭和时代不同，为适应“变动”的平成时代，有更多的政党高举“改革”旗帜并在政权交替过程中经受执政考验，加之选举及行政改革的制度效用累积，这些均构成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可用以阐释缘何从“多党重组”经历“两党竞争”后演变至“一党独大”。

一、所处环境：“变动”时代

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在国际层面上，平成时代的开启与两极冷战格局的解体同步。在国内层面，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不景气，且社会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速发展，促使日本民众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社会不安感强烈。一个“变动”的时代，给更多的政党提供了势力重组和参与执政的机会，也加大了内阁执政难度。“改革”，既是“变动”的平成时代对各政党的客观需求，也是各政党为适应平成时代的“变动”而做出的主观抉择。各政党唯有在选举中提出崭新的政策观点，明确自身政策的独特性并相互展开竞争，才能有效地提升政党支持率。为此，自民党选择了一条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保守化相结合的改革路线，力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国家发展目标。同时，“变动”的平成时代也是孕育具有独特个性的日本首相的沃土，首相唯有得到舆论媒体及年轻选民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长期执政。

二、执政考验：党势衰落

与经验丰富的自民党相比，执政对于其他主要政党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践表明，政党一旦执政业绩不佳，不仅会导致该党丧失执政地位，还将进一步导致其党势衰落。其中，社会党在执政期间由于党的基本路线转变而直接导致内部分裂，后于1996年更名为“社民党”并沦为在野小党。同样，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党内纷争不断，加之民主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左右摇摆、出尔反尔，引发广大国民的强烈不满。无论是对社会党还是对民主党而言，其或长或短的执政经历，不仅未能强化组织建设与巩固支持基础，反而诱发组织分裂并走向党势衰落。与社会党相比，民主党的执政失败对在野党的政党形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显然，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广大选民质疑在野党的执政能力，唯有或主动或被动地投票支持自民党。同时，2012年以来在野党势力的日趋弱化，也意味着日本国内已缺乏再次实现政权交替的政党基础，从而间接支撑着安倍内阁长期执政。

三、小选区制：大党兴衰

根据1994年1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众议院选举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是以小选区制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小选区制的运作特点就是有利于第一大党，即以较低的得票率来获得较高的议席率，而其他中小政党则处于不利地位。上述运作特点意味着各大党（主要是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一旦出现波动，其议席率的波动幅度将更大，即议席率的波动幅度远远大于得票率，从而更容易促发政权交替。正是由于小选区制能够促使大党的议席率产生大幅波动，“新选制的小选区制度特性才是形成政权轮替的主要机制，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出现10%的得票率变动就会出现政权轮替”。这一结论在2009年、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均得到验证。除众议院选举外，事实上，第一大党在参议院选举中也得益于小选区制的“恩惠”。因此，小选区制的实施，加剧了大党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特别是得票率小幅波动而带来的议席率大幅波动，往往会导致第一大党“速兴骤衰”。

四、行政改革：官邸主导

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主导地位，是平成时代日本推行行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根据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中央省厅等重组基本法》，明确了首相对基本方针的动议权以及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并完善了对首相的辅佐机制。在新的中央省厅制度框架下，小泉内阁以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为中心，强化了首相官邸的决策权限。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执政，通过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和内阁人事局（2014年），进一步完善了支撑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行政制度。为落实官邸主导决策，自2001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内部还大量设置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主导的各类“政策会议”。支撑官邸主导的制度性权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阁的政策实施与行政管理。小泉与安倍的长期执政，得益于行政改革的制度支撑，而他们强力推行的行政制度改革及国家战略实施，又体现出了浓厚的“强势首相”特征。

五、党内支配：中央集权

随着政党助成金的引入与小选区制的施行，进入21世纪后，自民党派阀领袖的权力来源开始更多地依赖于其“个人资质”，派阀自身的统合能力在减弱。在派阀政治弱化的基础上，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趋于中央集权化。自民党的领导机构在候选人提名、政治资金分配、干部人事安排以及重大政策决定等方面，开始拥有更强的自主决定权。其中，关于候选人提名，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每个小选区的候选人提名，即使在比例代表区也需要得到党的“公认”。关于政治资金分配，政治家个人及派阀的政治资金筹措能力遭到严重削弱，自民党在政治资金收入来源上对“政党助成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强化了党的领导机构的财政分配权限。关于干部人事安排，自小泉内阁起，以往的“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惯例被打破。关于重大政策决定，自民党总裁及党总务会的决定权得到加强，而自民党政调会下属部会及党内“族议员”的影响力则受到限制。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下，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与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相互叠加，为“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整体上看，在从“多党重组”历经“两党竞争”至“一党独大”的演变过程中，上述各种促因均纵向地相互叠加在一起，包含了时代环境、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决策过程等方方面面。其中，选举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直接促因。某种程度上讲，“一党独大”结果的产生，既体现了日本保守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又得益于制度改革的效用累积，或许也满足了平成时代后期对“威权政治”的需求。历经各种“试错”之后，一个“变动”的时代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威权政治”来引领日本国家发展。

但问题在于，政党政治的演变应体现出“政治民主”追求，达成任一结果的政治过程是存有价值取向判断的。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领域，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演变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