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灰色地带”之争：美日对华博弈的新态势》（全文约1.8万字）。

归泳涛认为，近年来，美日两国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日益突显，但又控制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灰色地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制衡中国，日本则首先致力于改革国内体制和提升自身能力；美国更重视秩序之争，日本则聚焦于主权之争，这导致两国在利益和政策上出现分歧。“灰色地带”之争已成为中美日博弈的一种新形式，今后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就此提出自己的概念，并围绕案例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近年来，“灰色地带”一词在美日两国政府内部和更广泛的战略研究界日益引起重视和讨论。美国2010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使用了“模糊的灰色地带”（ambiguous gray area）的说法，指既不完全是战争、也不完全是和平的安全挑战。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2015年发布了题为《灰色地带》(The Gray Zone)的白皮书，将“灰色地带”挑战定义为发生在“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内部的、处于战争与和平传统二元对立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在日本，最早提出“灰色地带”概念的官方文件是2010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指围绕领土主权、经济权益等问题发生的未达到使用武力程度的对立和冲突。随后《防卫白皮书》从2011年开始也使用这一概念。2013年公布的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使用了“灰色地带事态”的提法，此后历年的《防卫白皮书》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强调和解释。

在美日围绕“灰色地带”的讨论中，中国在钓鱼岛等区域的维权行动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钓鱼岛海域的行为既迫使亚洲邻国妥协退让，又避免了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属于典型的“灰色地带”挑战。美国虽然不愿意对此做出大规模军事反应，但认为中国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日本自提出“灰色地带”概念以来，一直想“拉美国下水”，期盼美日能在钓鱼岛争端的平时、“灰色地带事态”以及战时等各个阶段都实现“无缝”合作。

为此，日本急于通过修订法律和采取行动防护美舰，这反映了其强化日美同盟的迫切需要。2015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是在日方的积极推动下修订的。一方面，这一新指针扩大和深化了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讨论了如何应对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敌对行为，强调美日共同做出“无缝”反应的需要。美日还建立了升级版的双边计划机制（bilateral planning mechanism）和新的同盟协调机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便对危机做出同步反应。

另一方面，美国在新指针中始终强调的是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基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对日防卫则处于次要位置。而且，与日本把关注点集中于东海不同，美国更关心的是网络安全、太空安全、防御弹道导弹、应对朝鲜半岛紧急事态和制定海上规则等问题。事实上，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回应日本关注的“灰色地带”问题。新指针还确认，在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由日本自卫队承担主要责任（primary responsibility），美国的作用只是从事支援、补充自卫队的作战。尽管美日同盟总体上的分工仍然是美国在前台、日本在后台，但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反而要求日本在前台、美国在后台。难怪有日本学者指出，与以往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比，新指针在防卫日本这一点上是大幅倒退了。

纵观钓鱼岛争端激化以来美国政府的立场，从表面上看似乎站在了日本一边。不论是美国政府高官、国会还是总统，都明确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处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属《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美国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和日本一同“防卫”钓鱼岛，而是在推动美日同盟升级和扩展的同时，避免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美国担心过多显示对日本的支持或自身的武力会刺激中国，也会诱使日本提出过分要求，从而导致事态升级。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在钓鱼岛危机中的可能反应是，初期阶段给予日本情报、监视、侦察和后勤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利用自身的军事存在向中国发出如果事态升级美国可进一步支援日本的信号。但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会在显示决心和保持克制之间寻求平衡。这种立场反映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的“同盟困境”：美国作为盟国既要支持日本，又不愿冒被卷入中日冲突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对美国来说，钓鱼岛问题未必是其亚洲政策中的优先事项。例如，2012年12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公开称气候变化是对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美方尽管同意在《美日联合声明》中确认《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为了在最后关头迫使日方在贸易谈判中让步，美方推迟了公布联合声明的时间。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访问日本期间把重点放在了贸易平衡、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没有强调美日同盟，但在访问韩国期间则明确表示要强化美韩同盟，其安全关切显然集中于朝鲜半岛，而非东海。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日本虽然表面上渲染安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却对特朗普政府的可靠性深感疑虑。在日本版的“阿米蒂奇·奈报告”中，日本专家们仅仅是建议向特朗普政府指出应对亚洲“灰色地带事态”的重要性，希望美国理解日本国内各部门间的无缝合作，并没有指望美国提供积极的支持。

美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分歧源于双方战略认识上的差异。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要保卫“主权”，美国要确保霸权。日本希望美国协助其守卫“领土”，美国则要求日本负责防卫其势力范围。有日本媒体报道，原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渡部悦和称，当发生与中国的军事冲突时，美军的作战构想是：第一阶段美国航母和飞机暂时分散到中国导弹射程之外的后方，以日本等盟国为主体在日本列岛与中国军队作战；第二阶段美军主力返回，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在日方看来，美军这是要“撤退”，美方则说是“战略分散”，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的损失。

美国的上述立场和战略显然与日本期待的相去甚远。有日本学者担心，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日本在安全上将面临当年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所说的“20年（1919—1939年）危机”。即便美国不倾向于中国，也可能更多地扮演平衡者、斡旋者的角色，而不是作为日本的盟国发挥作用，这自然会引起美日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近年来积极推动日美围绕钓鱼岛“灰色地带事态”展开各种联合研究和演习。日方还推动美方一同举行了两个以钓鱼岛发生“灰色地带事态”为假设的桌面演习。一个由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美国分部于2017年3月28日到30日在洛克希德·马丁创新中心举行；另一个由日本政府资助，于2017年12月5日到6日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这两个桌面演习都设想了钓鱼岛发生危机的若干情形，并将参加者分为美、日、中三组，模拟三方互动。其中，美国组和日本组分别由美方和日方的专家组成或主导，中国组则由美国或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这两个桌面演习虽然由美日专家共同参与，体现了双方的紧密合作，但演习中也暴露出双方政策的一系列差异或分歧。

在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演习中，美日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最看重的是钓鱼岛的“主权”，而美国最重视的是避免冲突。在演习中，日本组不愿意和中国组直接讨论钓鱼岛问题，担心这么做会损害日本政府所谓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但在美方看来，这种生硬的立场会阻碍紧张局势的缓和。而美国组为了判断中方的意图和可能的反应，愿意在危机中与中方进行双边沟通。当中国组私下向美国组表示有意避免冲突时，美方保证也有同样意愿，但承诺如果冲突爆发仍会支持日本。第二，美方希望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由日方主导作战，而日方却没有主动领导和协调的习惯。美国组首先希望确保军事冲突不是由日方挑起的，并坚持认为日方的军事反应必须是适当的、相称的。同时，美国组要求日方在战斗中发挥主要作用，不能指望让美国接管后日本就后退。美方还坚决认为必须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前尽快结束战斗。但日本从未有过在日美同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经验。在演习中，日本组没能主动地与美方协商计划、协调行动。第三，美方要求中日双方在危机中都保持克制，而日方则担心妥协会损害己方的主权立场。例如，在演习过程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方与美方接触，提出中日双方船只同时撤出钓鱼岛周边海域，美方表示欢迎，并询问日方意见，日方起初拒绝。美方再次强烈要求日方接受，日方在压力下同意停止增派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并将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数量减少到平时的水平。美方欣然同意，事态由此平息。

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组织的演习中，美日之间也出现了类似分歧。首先，美方的决策主要基于战略考虑，而日方的决策主要基于法律考虑。演习中，美国组希望达到的目标是，确保美国的国际信用，维持美日同盟，让中国承受代价，以及避免战争，基本不考虑法律因素。而日本组则关注国内法律问题。比如，在如何应对中国无人潜航器可能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问题上，美国组要求坚决反制，日本组则认为这一情形并不构成对钓鱼岛行政管辖的挑战，且不为公众所见，所以无须做出强烈反应。其次，美方要求日方带头对中国做出反应，但日方却力不从心。比如，在应对中国网络行动的情形时，日方因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在演习中仍然跟从美方。再次，美方倾向于划定“红线”和采取决定性行动，比如在演习中要求中国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无人潜航器24小时内撤离，甚至准备在钓鱼岛设立禁飞区，而日方则相对谨慎。除此之外，美日之间的“缝隙”还有：对中国意图的不同评估，在模糊情形下是否以及何时行使《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以及承担风险的不同意愿等。

上述两个桌面演习的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都反映出美日之间的基本分歧，即美国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日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卫”钓鱼岛。相比而言，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演习显示出美国更强硬的对华姿态，强调要让中国承受代价，并通过“转移战场”等方式获取战略上的优势。让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在美国眼里，避免与中国的冲突比日本的主权立场更重要。显然，美日要共同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展开所谓“无缝”合作，远不像官方宣称的那么简单。

当然，美日从事这些联合研究和演习，绝不是为了分道扬镳，而是为了发现和弥补“缝隙”。针对钓鱼岛可能发生的危机，以上两个桌面演习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都提出了应对之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创建一支联合特遣舰队，集中应对涉及中国的紧急事态，如台湾地区、南海或东海，由美国领导，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加入。第二，组建一支美日联合警察舰队，以及一支永久部署在前沿的、在联合指挥下行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应急部队。第三，在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军两栖部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海上自卫队两栖部队之间互派联络官，并在琉球群岛西侧海域执行计划、训练、演习和巡逻等联合两栖行动任务。第四，针对“灰色地带”制定美日联合应急计划，如果东海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可更早地介入，美国军舰可加入日本水面作战部队，美国军机也可紧急升空协助。第五，建立快速有效的沟通体制，可以强化之前的同盟协调机制，或新建一个由日本主导的信息运行中心。第六，确立“部队行动准则”（rules of engagement，ROE），事先明确美日同盟将如何应对无人潜航器等新技术的挑战。第七，美日共同应对网络脆弱性问题，并借助地面、空中以及太空和水下监视系统，强化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第八，美日中三国应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的运用扩展到针对“不明身份的潜艇”，适当部分还可延伸到海警。 总的来说，这些政策建议都意在通过实际行动加强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突显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也强调避免由误判或事故引发的军事冲突。

综上所述，美日两国都认为中国在钓鱼岛等地区的海上维权等行动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力图加以反制，但两国又都不愿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就形成了美日与中国之间的“灰色地带”之争。美日作为同盟国试图联合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但在具体目标和手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美日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虽然同样是“灰色地带”之争，但日本争的是“主权”，美国争的是霸权。

近来，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走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逆转。一度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势头，为稳定钓鱼岛及东海局势提供了机遇。特别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启动，有望对双方避免冲突起到积极作用。在经济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已经止跌回升，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为中日关系整体向好增添了动力。反观中美关系，则急转直下，在贸易、中国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对立不仅日益尖锐，而且出现了持续激化、连锁反应的趋势。中美关系面临从战略互疑滑向战略冲突的危险。

显然，美国和日本对华政策的步调并不一致，这可能给中美日在“灰色地带”的互动带来微妙的变化。美国会变得更具进攻性，对华政策可能从避免冲突转向全面施压。事实上，已经有美国智库建议：恢复美国海军在东海中间线以西和黄海的常规行动；让美国军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保安厅一起对钓鱼岛实施超视距巡航；让美国军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一起紧急起飞，以阻止中国军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或钓鱼岛周边空域；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水陆机动团一起在钓鱼岛展开两栖攻击训练和演习；甚至支持日本占领钓鱼岛。这样的观点也许不会立即或全部变成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支持这些观点的强硬派人物已有不少进入特朗普政府担任要职，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问题在于，如果美国真的积极与日本在东海等问题上联合行动，对日本来说究竟是得偿所愿，还是再添新忧？可以设想，中美如果发生直接冲突，将使钓鱼岛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反而会因此恶化。到那时，陷入“同盟困境”、担心被卷入冲突的，就不再是美国，而是日本了。从根本上说，美国不论是想避免与中国的冲突，还是想挑起与中国的竞争，都可能会伤及日本的利益。日本对此心知肚明，因而在继续依靠美国的同时，也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图牵制美国，稳定局势。

对中国来说，“灰色地带”之争将是长期的博弈，既要随时警惕，又要保持定力，既要增强反制能力，又要重视风险管控。中国需要对既往的“灰色地带”案例做细致的研究，对未来美日等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做预判和准备，对中国可以综合运用的多领域、多类型的政策工具做广泛的探讨，并对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果做客观的评估。中国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有关“灰色地带”的理论问题。比如，由于“灰色地带”行为不追求以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形式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在目标上存在模糊性，那么如何判定目标达成与否就成为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又比如，“灰色地带”的竞争虽然以避免战争为底线，但仍会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从长远来看可能造成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国家间信任的日渐销蚀，以及风险管控难度的不断上升。因此，如何在维护稳定和重塑秩序之间保持平衡，将是竞争各方面临的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