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发表《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全文约1.8万字）。

崔世广认为，在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居于政治体制的顶端。明治宪法第一章为“天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四条）。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天皇“行使立法权”，“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并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禄及其任免”；“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天皇宣布戒严”，“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天皇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及恢复权利”等。

可见，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用近代宪法的形式，赋予了天皇唯一正统性的源泉，确立了主权在君的原则，使天皇统揽了所有统治大权。“但是作为维新的真正创业者，他们心里清楚，维新的根本使命决定了这个政权既不可能是真正的天皇专制式，更不可能是天皇以外的其他任何个人的专制统治。”主导明治宪法制定的伊藤博文也阐明：“盖总揽统治权乃主权之体，依宪法条规而行乃主权之用。有体无用失之于专制，有用无体失之于散漫。”因此，在明治宪法体制中，对天皇的权力做出了种种限制，如在立法权方面，“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在国务方面，则需受国务大臣的“辅弼”，“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副署”；而在军队统帅方面，也要依赖相关“责任大臣”以及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

也就是说，名义上天皇具有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位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顶点，但并不能无限制地直接行使这种权力。“与天皇权威的绝对性和无限性相比，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的权力部分则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且，“天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应该是中国皇帝那种客观的、物质的支配，而应该是无形而高尚的心灵的支配。被置于这种意境中的统治权，已经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它已经与精神的权威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伸缩自如的力量，虽然宪法承认它统治日本，但是用现代政治学的尺度去衡量和检验，则这种权力不能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虚空感”。

上述状况，与日本的“君临而不治”以及“在臣为政”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真正掌握实权的时候并不多，大约只有一二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不仅天皇，就连幕府的将军也有这种倾向。暂且不说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将军，即便如江户时代，除了德川家康、德川吉宗、德川庆喜等少数将军以外，基本上都是把权力交由臣下来行使。各诸侯大名也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是长州藩的毛利敬亲。幕末时期，在尊王攘夷派掌握了长州藩的主导权时，毛利表示“そうせい”（ 大意是“就这样吧”）而主张攘夷；但当佐幕派掌握了藩政后，他又表示“そうせい”而压制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攘夷派；而在尊王攘夷派再度控制藩政、举兵对抗幕府的第二次征伐长州时，他还是说“そうせい”表示支持。因此，人们在背地里将毛利敬亲称作“そうせい侯”。

天皇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具有既是神又是人的两重属性，即“现人神”。天皇的这种性格特质，为日本出现强调天皇神性的一面或是强调其人性的一面等主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更重视天皇神性的一面。强调天皇的神性，自然会突出天皇的神圣性、权威性和正统性，但相应地就会降低其人性一面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天皇就应该少干预政治和人事，“天皇最好不要在国民面前行使具体的权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一种超越性和多样性兼备的形象君临天下，也只有这种形象才能与其使命相吻合”。出身于长州藩的伊藤博文，深谙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在其主持制定的明治宪法中，虽然规定天皇拥有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但同时又对其行使具体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

天皇对自身地位及角色的体认，及其在近代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脚。在倒幕维新之时，明治天皇只是个15岁的少年，即便有心掌权也不可能实现。从倒幕维新前后频繁发生的所谓“夺玉”事件可以看出，天皇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试图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明治天皇成年后，曾出席内阁会议和大本营会议，以及制度上并无规定的御前会议。昭和天皇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出席过十几次御前会议，以决定侵华战争的根本方针、缔结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接受《波茨坦公告》等。但是，“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一般都不发言”。天皇只有两次积极发言的例外，一次是“二·二六事件”，一次是接受《波茨坦公告》。

诚如安丸良夫所说：“在近代天皇制的历史上，天皇个人的意见与能力和天皇所体现的权威之间的差距甚大，与前者相比，后者带有巨大的绝对权威印记。二者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是因为很多人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来赋予自身的愿望、欲求以普遍性意义，并从自我内部汲取可能性与活力，这样一来，他们就需要寻求一个权威性中心。因此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作为权威的天皇，所以才把它制造出来。”维新领导人制造出这样的天皇，是因为对打着天皇的旗号举行倒幕维新和建设近代国家的人来说，天皇的正统性能够赋予他们的行动以正统性，天皇的权威性会使他们的施政拥有权威性。

但是，天皇形式上“总揽统治权”和实际上“统而不治”，这种绝对权威与实际具体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很容易给近代日本的政治实践造成混乱，导致出现政治多元化和政出多门的现象。丸山真男指出，明治宪法虽采取了“大权中心主义”和“皇室自律主义”，“却造成了非依靠元老重臣等超宪法的存在作媒介就无法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的体制”。而且，“‘辅弼’说到底，就是一边揣度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源泉的天皇意志，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对其意志赋予具体内容”。在维新领导人健在的年代，这种内在于宪法体制的问题还不够突出，因为他们可以靠自身的影响力做到“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但是，在他们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后，这些问题便成为日本政治中难以克服的顽疾，一直困扰着近代日本。这是维新领导人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京极纯一认为，近代日本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和权力所在不明的“无责任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天皇的主要作用基本上是对各种势力进行协调，对“众意”加以确认，以维持统治集团的“全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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