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 平 时间：2024/2/3 12:22:38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发表《日本政治极化何以不彰？》（全文约2.5万字）。
贺平认为，所谓政治极化，主要是指一国内部的政治观点高度分化，且不同观点偏离中间位置、日益走向极端。近年来，在不少欧美国家，政治极化成为一个突出现象。日本虽与欧美政治体制相近，但其政治极化现象似乎较少得到关注。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也曾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反安保”“反越战”等社会运动，但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政治极化现象普遍弱于西方同侪乃至周边国家。学界在对政治极化的理论探析和国别比较研究中，对日本的描述往往一笔带过，即便简要提及，也大多将其作为某种特例。为此，探寻日本在政治极化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共性与差异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既有的多国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政党及其支持群体的极化是政治极化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也最为凸显。因此，分析一国政治极化程度的高低，势必首先观察其政党极化与否。不少国家在“党派性”的强烈作用下，党同伐异与日俱增。这不仅表现在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层面，而且弥散至政党的一般支持者。但在日本，政党极化程度较低：“极化政党”相对缺位、“去两极分化”的特征更为突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日本，由于缺乏与自民党相抗衡的长期稳定的第一大在野党，设想中的“两党制”格局始终未能真正成型。这是日本的政党政治尚没有形成“极化”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力量分布而言，当前的日本政党体系被认为是“一强多弱”，而非“一超多强”。这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对峙、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连续两次在总统选举中位居第二、意大利以及韩国等国的左翼与右翼政党（或进步派与保守派）反复交替执政等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日本的主要政党所展示的“意识形态表象”未必是政策争论的集合和写照。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日本主要政党的领袖为了与他党加以区分，都主动实施“差异化战略”，也希望借此提高党内权力集中、增强本党议员的投票一致性。但这并不必然代表不同政党的议员和支持者之间的立场极化。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这不过是政党的竞选策略使然。这与美国两党制背景下“意识形态定位”与具体政策争论相对一致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像美国那样的两党极化现象在日本暂时难以找到镜像反映。
表面上看，日本国会的运作更接近于英国式的“剧场”立法，且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导致“一党优位制”，在野党议员对执政党和在任政府的攻讦更为突出，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言语上的分化程度似乎尤甚于英美等国。但究其实质，在大部分核心议题上，日本各方政治势力的分歧和分裂并非如国会辩论般显性和激烈。
首先，在当今日本政党的政治光谱中，主要政党在经济等核心政策上的立场相对接近，大致处于中道至中道左派之间。其次，在战后日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除了关于“安全保障”的议题之外，“小政府”以及与政治经济体制相关的“日本型体系”同样是重要的议题，三者构筑起了基本的政策空间。但议员和普通选民对后两个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相同。冷战结束和政界力量重组之后，尽管安全保障和防卫问题仍是最受关注的议题，但原先界限分明的“保革对立”出现大幅弱化。再次，政党之间的议题分歧对日本普通选民的分化作用相对较弱，政策本身并未在政党与选民之间扮演有效的中介作用。在美国等国，党派身份中二元对立日益加深，但在日本反而变得模糊。换言之，不支持自民党未必就意味着成为民主党的拥趸，对在野党极度失望的选民也往往不会（重新）投向自民党的怀抱。
在日本政坛，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影响力的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个别小党固然不乏话题性和曝光度，但很难在国政议题上左右全局。日本的极右翼政党数量稀少，在议会政治中难有作为，因此，对日本极右翼政治的分析往往聚焦在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等个别地方政治家身上。由于缺乏政党的制度性支持，支持这些地方政治家的群体难以构成政党极化中的真正“一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进入了“政界再编”的活跃期。出于“再选追求”“政权追求”“政策追求”等目的，不少议员多次改换门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屡屡出现分裂重组的现象。特别是在执政的第一大党自民党和在野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均处于相对“弱势”、无法形成稳定凝聚力的情况下，诸多小党分化组合，造成政党体系频繁变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不少小党忽生忽灭，其成员频频脱党返党，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政党党内约束宽松及其所秉持政治理念的“流动性”。
社会多元化是极化现象得以滋生的客观基础，一般意义上的极化是两个反向运动的合力结果。当一个社会的“右翼势力”与“左翼势力”同时发展时，即通常所谓“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政治天平的两端都增加砝码，意识形态的极化状况最为突出。但从逻辑上而言，即便“右翼势力”与“左翼势力”只有一方大幅发展，而另一方维持原样甚或萎缩，同样也可能在社会层面出现极化加剧的现象。与战后初期和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高潮期相比，日本的“左翼势力”近年来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分化、式微乃至部分转向。“革新势力”自身力量的分散事实上是自民党维持长期政权、政权交替难以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客观结果来看，这势必减轻左右势力之间的对立。
中间选民一般指对于两大候选人或候选政党不持明显偏好的选民。在日本，由于中间选民持续增加，选民的“去意识形态化”趋势突出，政治极化的张力也得到了极大缓解。
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选民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光谱中直观地表现为“双峰”的样态，而在大部分国家和非极化的状态下通常呈“单峰”形态，日本亦如此。围绕安全保障和既有体制等议题，日本选民的政治态度接近于拉普拉斯分布，即便对部分偏差因素进行修正，其结果仍与正态分布相仿，但中间的峰值更高，向中间数值靠拢的状态更为明显。这一形态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左翼势力的衰微导致了中间选民的增加，而非右翼势力的膨胀。
与不少欧美国家出现“中道的空洞化”趋势不同，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社会的“去意识形态化”和“中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选民秉持既非保守也非革新的意识形态立场。
整体而言，“身份政治”在日本表现较弱，难以对政治极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政治极化加剧的状态下，不同群体不再囿于对单一事件的立场差异，形成了某种社会身份的对立。在欧美，与传统的主流政治分道扬镳、推动政治极化加速的群体，往往表现为种族、性别、禀赋等数个社会属性和个人特征高度交叉重叠。当各种分裂的界限基本一致而非相互交错时，社会分化就离极化不远了。但在日本，不同群体之间的划界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就无形中弱化了极化的程度。
由于左翼势力的式微，探究日本右翼势力的内部形态就变得更为重要。在价值观立场上，日本右翼势力的构成和表现较为复杂，分化了政治极化的动能。对于战后直至冷战结束之前的日本而言，既“反共”又“亲美”是右翼势力的基调。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出现了所谓的“新右翼”。这一“新右翼”是经济上“自由主义”与政治上“反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前者强调全球化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而后者则支持“国家主义”。在具体政策立场上，“新右翼”崛起导致的右倾化主要表现为：承认不平等和阶级间差距的扩大；限制个人自由、强化国家对秩序的管理；重视基于军事实力的遏制力；历史修正主义与排外主义成为主流。不难看出，其中的若干政策立场，彼此之间不无隔阂乃至矛盾。
政治极化强调其动态变化和基本趋势。因此，对其讨论既要看到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和当前的样态，也需要从中辨析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代际差异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
尽管当前日本政治极化不显，且代际差异不甚明晰，但对日本而言，仍面临若干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团块世代”等父辈和祖辈世代相比，由于对战争、战后民主化等的体验以及对政治现状的感受不同，年轻世代更易表现出“政治疏离感”。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年轻人相比，日本年轻人恰恰是各个世代中政治参与意愿和频率最低的。
其次，近年来日本选民的“政治疏离感”突出地表现为低投票率。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下，这有可能成为今后日本政治极化发展的一大隐忧。
再次，在大部分欧美国家，经济议题往往是判别政党意识形态坐标的最主要议题。但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政治分化主要以修宪、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为核心，其背后是战败经历、日美同盟、特殊国家形态等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性因素。这固然部分弱化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经贸交往对国内政治的冲击，但无疑使其极大地受到与周边国家关系、地区局势和大国战略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高度动态发展也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分化始终面临突出的外部诱因，使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反复缠绕。
一言以蔽之，近年来日本政治虽不无分化，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极化的现象并不突出；政治右倾化的趋势虽有所加剧，但未从本质上改变政治极化的格局。如上所述，至少有两方面的表现和成因。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由于政党力量格局相对分散、核心政策议题分歧较低、极化政党未成气候。从社会层面而言，则源于中间选民及其“去意识形态化”、社会生活中的身份政治聚合度有限、右翼势力复杂多元等因素。两者交叉影响、动态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