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1期发表《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全文约3.2万字）。

    孟晓旭认为，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一）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

美国重视经济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并将之作为主要手段，削弱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日本是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关键盟友。

美国明确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的高度。俄乌冲突下，美国对俄实施经济打击，但在经济安全上警告和牵制中国的意味更深。“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守成国警惕崛起国的对外经济“办事方法”等结构性权力的增长和崛起国在密切的对外经济合作下增强的联系性权力，以及这两种权力交互促动下的国际格局趋向。守成国会利用经济联系，通过“脱钩断链”恶化崛起国的经济环境，牵制其发展速度，弱化其权力。大国竞争下的经济安全核心集中在垄断技术优势上，既防止他国在供应链上“卡脖子”，也限制他国借助外部技术通过创新增强实力，进而提升不对称优势，实现竞胜。

对外经济联系不仅关涉权力，更与国家安全有密切的关系。国家间会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问题。面对大国竞争下不确定风险的上升，相互依赖的增加也会使其他国家更为担心失去自主权。对于如何衡量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程度，有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指标。贸易量不能反映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代价效应，而敏感性和脆弱性更能反映出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

大国竞争下，美国以经济为抓手，要求盟友把重点放在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日本是美国推进地区经济政策的关键，拥有中美都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而且战后长期在亚太区域深耕经济合作，在地区经济合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针对中国指向。

（二）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战略认知

作为“经济立国”的“非正常”国家，基于经济安全视角，日本密切关注大国竞争并积极思考战略出路。

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及基本价值面临严峻挑战，世界进入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时代，提出“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在国际上呈扩大化趋势”。日本认为大国竞争将会长期持续，并担心在国际经济领域被中美排除在外。日本深刻思考经济和外交、安全的密切关系，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密不可分，并在“地缘政治学”之外提出“地缘经济学”和“地缘科技学”等概念。

日本支持扩大“自由公正”的贸易圈，肯定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安全合作，认为必须综合且迅速地制定经济安全战略，提出“需要以更高阶的战略构思来制定自己的战略”。基于对大国竞争关系着国际秩序未来走向和价值取向的判断，日本突出强调“中国挑战”，要求认真评估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长期影响，强调强化由经济力、技术力、防卫力构成的综合国力，提升战略自主性。

（三）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路径

岸田上台执政后，进一步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表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就是经济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是一个综合型防攻兼备的竞争性战略体系。

1.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追求“战略稳定性”和“战略综合性”

日本将经济安全保障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通过统筹顶层设计，推动战略体系化。岸田主张在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写入“经济安全”。日本在政府内构筑跨部门协调与合作机制，提高信息掌控能力，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管理。主要省厅也相继成立经济安全综合部门，统筹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日本还强化经济投资审查制度，并将经济安全政策与企业活动及国民财产关联，加强“产官学”合作。

2.紧抓重点领域，采取针对性举措，强化“战略自律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

“战略自律性”强调内部安全能力建设，确保不过度依赖他国；“战略不可或缺性”则注重提升国际战略地位，强化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产业，掌握价值链和供应链要害，确保“长期的”“可持续”繁荣。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强化供应链稳定、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促进开发尖端技术和保护敏感技术专利等领域，这也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关注的核心。

3.基于价值观加强对外经济安全合作，谋求“战略塑造性”和“战略主导性”

日本将对外经济安全合作作为制定国际规则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日本强调由己主导，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强化战略合作，实现战略塑造和战略主导。在对外经济安全合作上，日本以日美双边为“核心伙伴关系”，以日美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多边框架为重心，在“印太战略”下开展扩大型的多层战略安全合作。

（四）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不足

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是岸田政府的主要战略议程，日本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两重奏”背后透露了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自主性，其中夹杂的浓厚的政治外交战略意图难免使其具有一定的不足。

1.“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的战略自主摸索

日本立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基于价值观选择了与盟国美国接近的经济安全战略构建路线。确保经济安全也被日本政府运用为获得国内政策支持的口号，其实际目标是借助大国竞争再次融入欧美经济圈，在关键领域战略性对华实施局部“经济脱钩”。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实行的是“更聪明的全球化”。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管制面的目标虽有与中国部分“脱钩断链”的一面，但更宏大的战略性目标则是与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对接，应对大国长期竞争带来的“经济挑战”，重塑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秩序。

大国竞争下面临的“选边假想”和俄乌冲突下对地缘前景的担忧，导致日本对长期以来中日在经济合作上形成的“量”的“不对称”经济联系都很警惕与不安。日本大肆渲染中日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超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却刻意忽视和不谈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指标及其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呈现的状况，目的就是为自己脱离出战后以来与中国形成的“经济密切关系”造势，诱导国内民众支持政府政策。日本重置经济联系圈背后的宏大战略意图是，要在地区层面成为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不受中国制约、可以在对华关系上不那么顾及经济因素的“独立大国”。

尽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愿景目标相对清晰，但当前中日经济联系密切仍是现实，日本还不想失去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日本认为由于中国已经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华“经济封锁”政策也会伤及自身，如果“政治逻辑”发挥的作用过强，则有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主张“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岸田政府即使面对国内强烈的对华强硬要求，仍试图在中美对立之间采取“平衡政策”。

2.大国竞争思维带来战略不足

一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偏美遏华倾向，未发挥出日本作为“中等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构筑中美共存国际体系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会削弱日本作为“特殊第三方”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平衡作用，还会因“选边美国”而加大战略负担，更会导致“摇摆国家”和地区国家对“拉偏架”的日本产生战略失望，甚至动摇其“印太战略”的区域支持基础。

二是扩大的经济安全政策对日本自身经济活动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扩大，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衰退，甚至反噬经济安全战略追求的“战略自律性”。日本严格管制采购和出口，会导致自身失去国际分工的利益。日本在经济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很可能造成自身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外部“依赖”，与其所追求的“战略不可或缺性”目标背离。

三是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追求所谓的价值观理念并不利于日本推动自由贸易的扩大，反倒容易在地区引发意识形态的对抗。

（五）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影响

    1.助推大国竞争在地区层面开展博弈，阻碍亚太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深入，并导致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化和严峻化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介入和影响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且在政策路线执行上体现出“偏美”的一面。日本并不是“中美竞争中的中立第三方”，“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竞争，日本都与美国保持相同的战略立场，成为大国竞争的当事方”。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助力美国对华筑造“小院高墙”，在大国竞争聚焦的“印太”地区辅助构建对华“包围圈”，发挥了美国所期待的“力量倍增器”作用，在地区层面激化了大国博弈。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蓄意推动地区在关键经济领域形成少有交集甚至平行化的“两个集团”。日本这种“阵营化”做法无疑会造成地区经济的撕裂，破坏亚太各国在原本分散和粗放化发展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的互补性，不利于地区形成基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增长和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对地区安全形势更是会产生复杂影响。

2.削弱中日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进而负面影响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

在当前日本对华持总体强硬态度的政治氛围中，自民党和政府内部主张对华在关键领域实施“脱钩”以及在经济上与中国展开较量、进而迫使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屈服”的想法抬头，使得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和“助推器”的经济合作严重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和安全逻辑影响。这必将破坏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也使未来中日在地区及第三方的经济合作前景堪忧。从长远视角看，日本在完成对华“选择性脱钩”后，会更轻率地采取对抗和冲突的方式解决两国矛盾和争端问题。

大国竞争叙事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竞争意识下将“安全逻辑”乃至更广泛的“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际变局下，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恰当的正向积极的战略作用，促进大国合作并推动国际体系稳定。日本应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继续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和正向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