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大矢根聪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1期发表《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全文约3.2万字）。

大矢根聪认为，“吉田路线”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之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双边同盟和多边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决定性框架，同时对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日美关系实施自制性措施来应对四次经济危机，并通过ODA为国际做贡献，借助峰会、GATT、APEC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安全领域，并在与美国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来消弭贸易摩擦，还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保护全球环境等探索突破传统型经济外交。同时，日本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权威性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的错误和冲突，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10年以来，面对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和强势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针对经济安全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既具有连贯性，又呈现出人意料的振幅和变化。

在日本，经济外交不仅仅是外交的一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始终致力于践行经济外交，其开展经济外交的对象多种多样，并非仅用“经济”一词就能概括，而是涵盖了促进出口、确保资源、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为平息国际争端提供财政支持以及保护全球环境等。日本经济外交发挥作用的领域也相当广泛，从日常对外经济关系的运作到应对突发国际经济危机，都可见其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经济外交活动具有超越处理个体经济问题的意义，对日本对外关系的确立和强化做出的贡献也值得深入研究。

（一）二战结束—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经济外交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践行经济外交的第一个阶段，明显带有反映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特征的色彩。

1.日美同盟与自制性措施

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来看，冷战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得以确立，各国为了寻求安全而增强军事力量，形成了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这种分裂和对立也波及国际经济领域。然而，经济关系与安全不同，还可以带来互惠互利。随着冷战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也开始步入正轨，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交流则逐步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日本于1951年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结束了战后被占领状态实现独立。同时，日美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并结成同盟关系。日美之间形成了所谓“不对称同盟”。修订后的《日美安全条约》明确规定日美两国通过经济关系补充同盟关系。在美方要求日本“重整军备”时，吉田表示拒绝，理由就是日本的经济负担、国内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以及周边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日本在安全领域采取的是自制性措施，其背景就是周边国家的对日不信任以及日本国内的反对军国主义情绪。

2.对外经济关系与自制性措施

日本在依靠日美同盟且坚持“轻军备”的基础上，致力于复兴和发展经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发展，是以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尤其通过对美和对欧贸易来推动为基本方针的，其捷径是加入GATT这一国际机制。日本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自制性措施，承诺在因“社会倾销”等造成“扰乱市场”的情况下实施“自主限制出口”措施，并将其写入日欧间贸易协定。但是，由于日本与这些国家真正全面开展贸易尚需时日，因此起到先导作用的还是对美出口。日本“自主限制出口”措施，在1957年首先适用于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

3.对亚洲关系和国内体制

为了扩大日本的对外贸易规模，日本将二战前就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作为扩大贸易的目标。日本积极构建对外经济关系，并不断推动本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当时，为了扩大出口，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与加入GATT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国内政治相联动，日本形成了相应的国内体制。

（二）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危机时代的日本经济大国化

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经济外交开始强化自主性并转向“大国化”，力求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1.四次经济危机及日本的应对

这一时期，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更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支撑国际经济的国际机制接连发生动摇，西方国家之间虽然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维系其协调运作的相关制度的功能有所减弱。具体表现为爆发了三大经济危机，即1971年的美元危机、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以日美经济摩擦为代表的经济摩擦危机。对日本来说，1974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反日暴动也具有经济危机的性质。这些经济危机考验了国际机制的存在价值，也暴露出日本采取对美合作的外交惯用手段的局限性。

2.日美经济摩擦中的经济安全困境

20世纪70—80年代，既是日本推行经济外交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经济摩擦的时代。日美贸易摩擦表现为日本产品对美出口剧增并对美国产业形成冲击，也表现为美国产品对日出口低迷并引起相关产业界的不满。无论哪种情况，美国联邦议会的议员均采纳了美国产业界提出的诉求并提请国会讨论，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最终这些经济摩擦通过日方“自主限制出口”或“自主扩大进口”而达成妥协。

3.“吉田路线”的重组

基于上述情况，“吉田路线”表现出所谓“不均衡”状态，进入了重组阶段。具体体现在两个方向：（1）“吉田路线”构成要素之间的重组，即摸索对日美同盟和“轻军备”进行修改，扩大日本在安全领域的责任。（2）在“经济发展”的延长线上，强调将日本获得的经济成果用于国际贡献。

（三）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追求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大国

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局势的剧烈动荡，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失去的十年”。日本为了追求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大国地位，着手调整经济外交路线并完善体制，通过探索超越传统型经济外交，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合法性调整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错误和冲突。

1.冷战结束后国际机制、规范和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以冷战结束为契机，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国际机制，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援助，中国、苏联（俄罗斯）和原东方阵营国家也加入这些国际机制，使得国际机制的功能得到了强化。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进入了“法治化”的阶段。各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全球化以及国际机制的强化等开始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美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各国进行约束的力度有所放松，各地区的安全环境也变得不稳定。虽然各国很难在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下解决这些问题，但确立了在国际层面加以应对为导向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责任等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后，日本首先深切感受到了传统型经济外交的局限性。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最终日本提供资金总额达到130亿美元，但未能获得国际认可，在日本国内留下了被称为“海湾战争创伤”的伤疤。这也影响到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

2.日美经济摩擦的新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再定义

冷战后的日美经济摩擦也暴露出传统型经济外交的局限性。经过这种摩擦的不断激化，日美关系遭受了很大动摇，而且冷战后的地区不稳定导致日本周边局势变得更加严峻，诸如1993—1994年出现了朝鲜核武器开发等问题。对此，日美两国通过对同盟关系的再确认和再定义加以应对。从“吉田路线”的观点来看，由于日美在第三个要素即经济发展方面的摩擦不断加剧，双方计划通过强化第一个要素的日美同盟来实现稳定。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与克林顿总统进行首脑会谈，并就《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达成共识，双方表示冷战结束后仍需要重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日美同盟对此进行再确认。

3.经济外交的领域扩张与国际机制构建

冷战后的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其经济外交的活动范围。比如在政府开发援助领域，其主要对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日本将开发援助与安全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人的安全”概念，并在联合国场合寻求各国的认可，尝试对其进行国际规范化。日本经济外交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地球环境问题领域。除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发展对华关系之外，日本还在环境问题方面积累国内对策。

4.区域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

切实推进机制建设成为日本实施经济外交第三个阶段的重点，尤其是区域内合作机制建设备受关注。就亚洲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步入正轨，并相互关联、形成网络。日本与新加坡、韩国、中国一起成为推动FTA发展的国家，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双边FTA。对日本来说，FTA是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重振其日渐衰退的国民经济的机制，同时还具有牵制中国崛起的意义。

（四）2010年至今：确保渐呈衰势的国际地位

2010年至今是日本实施经济外交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整体经济实力的持续衰退，导致其谋划部署经济外交的角度出现了重大变化，日本将维持国际地位、安全、国际贡献和地区主导权等作为其实施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对华牵制的权重大幅度提升，围绕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外交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1.国际机制和规范发展出现逆流

各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国际机制的建设强化等，削弱了冷战后形成的良性循环因素，并开始引发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内部开始出现民粹主义（大众主义），与全球化和国际机制建设背道而驰。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旨在保护全球环境的《巴黎协定》，以及英国退出欧盟（EU），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开始提出自己的国际机制建设构想，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2.区域机制构建中经济与安全相交织

日本对区域机制建设的追求，还集中体现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构想。该构想不仅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经济领域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财政政策和债务管理方面的援助等，还涉及海上安全合作和人员交流等多个方面，地理范围也覆盖从日本到非洲大陆的“印度洋—太平洋”。其多样性和广域性是针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机制倡议以及进入南海活动等。同时，FOIP明确提倡自由贸易、航行自由、法治等国际规范，这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是相通的。

3.重回双边经济外交——应对经济安全

在双边经济外交中，日本对华牵制也有新的变化。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观点出发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安全困境日趋明显，并以日美同盟为媒介波及日本，成为日本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的契机。如何减轻对华依赖、保持经济合理性以及遏制日本经济相对衰退，日本产业进入了艰难的调整阶段。在双边经济外交领域，日本采取强硬措施的对象并不限于中国，对韩国也曾实施过经济制裁，经济问题与历史问题和安全问题形成关联。

过去，日本是尽量减少安全方面的负担并与之保持距离，专注于经济发展，但现在日本则是从安全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那么，它将如何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全球化或全球分裂？它将如何左右日本经济的重建？日本的经济外交在与以往不同的维度上，是否还能表现出令国际社会关注的特性？日本经济外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