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大矢根聪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1期发表《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全文约3.2万字）。

大矢根聪认为，二战结束初期，战败的日本丧失了大部分的外交关系，加之冷战格局不断加剧，成为日本构建新外交关系的障碍。但是，日本以经济为抓手，与战争中受其侵害的国家以及冷战格局下处于对峙状态的国家，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此外，通过应对经济摩擦和国际经济危机等，日本还进一步扩大了其对外关系的范围。日本之所以被称为“大国”，正是因为其经济大国的身份；当日本面临经济衰退时，其对外关系发展也极易受到波及影响。可以说，经济外交发挥了规定战后日本外交整体结构的作用。而且，像战后日本这样严重依赖经济活动和经济外交的国家，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的。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尝试，在以安全为基调的国际关系中，有时也被认为具有某种实验性意义。

日本的经济外交具有独特意义，进而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方面表现出让人颇感有趣的一面。但是，如果过于关注其基于经济特征的国际关系而无视安全领域的动态，则是不合适的。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是“吉田路线”，该路线以独特的方式把经济和安全结合在一起。而且，即使日本开展的是专门针对经济的外交，也存在使其他国家在安全方面感受到威胁而导致紧张的情况。因此，日本外交的特点就在于，更强调经济外交如何与安全要素形成关联，或者说两者之间保持何种距离。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外交”的提法乃至实践就已经出现。但是，经济外交占据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是在二战之后，始于吉田茂首相提出的“吉田路线”。

（一）“吉田路线”的三个要素及其关系

细谷千博指出，“吉田路线”才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但是，事实上吉田茂本人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路线并有计划地推进，而是高坂正尧对吉田所践行的外交事实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整理和理论性说明。高坂正尧谈及的“吉田路线”由三个要素构成，其中经济与安全紧密相连。第一个要素是，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日本的安全依赖于美国，两国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全条约》），进而形成“日美同盟”。第二个要素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本坚持“轻军备”，将自身军事力量缩减至仅以防卫为目的的自卫队。第三个要素，也是前两个要素的作用结果，日本将剩下的全部力量倾注于复兴和发展经济。此外，吉田还将本国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相结合，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换言之，这种经济外交就是在国际层面追求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处理随之产生的问题的相关政策和对外交涉等。

作为第一个要素的日美同盟，并不是两国相互保障对方安全的对等性同盟，而是詹姆斯·莫罗所说的一种“不对称同盟”。即，在实力不对称的国家之间形成同盟时，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大国（美国），向实力较弱的国家（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相应的，日本向美国展示本国的自律性，特别是提供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及确定外交政策的相关方针，并就此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将一些理念确立为国内规范并以此支撑同盟的不对称。日本将复兴因战争而荒废的经济作为优先任务，“经济主义”（亦称“经济中心主义”）也被社会广泛接受。正是这种反军国主义和经济主义，抑制了日本在与美国联盟中的军事参与，日本得以维持“轻军备”。吉田本人在战后日本一片废墟的现实背景下也一直重视复兴和发展经济。换言之，“吉田路线”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要素将减轻日本安全保障领域的负担视为短期措施。

如此，日本贯彻执行“吉田路线”的时间比当初预想的更长，并取得了成果。但是，这三个要素实际上存在潜在困境，即可能引发对外冲突，进而使“吉田路线”本身发生动摇。

（二）“吉田路线”的潜在困境

1.安全困境

“吉田路线”所内含的第一个难题是“安全困境”导致对外关系紧张。在日美同盟中，日美两国基于军事力量保障日本的安全，但这种行为有时会刺激其他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一旦日本与美国缔结日美同盟，在冷战格局下与日本处于对峙状态的苏联等国家，以及曾经因日本发动战争而遭受损失的国家，都很可能认为该同盟使其面临的威胁增大。如果相互间陷入军备竞赛局面，日本就面临无法专注于“吉田路线”第三个要素（经济复兴和发展）的潜在风险。

2.相互依存与同盟构建的困境

“吉田路线”存在的第二个潜在难题是，在国际经济场合追求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相互依存”与安全之间的困境。然而，关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力学作用机制也存在争论，关于相互依存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出结论。

如果“吉田路线”的第三个要素能推动经济的相互依存进而使日本的对外关系趋于协调发展，“吉田路线”就能稳定地持续下去。日本没有必要为了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而强化日美同盟即“吉田路线”的第一个要素，也可以维持作为第二个要素的“轻军备”，最终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即第三个要素）。简言之，“吉田路线”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也可能产生冲突，日美经济摩擦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致使美国相关产业遭受巨大冲击，美国对自身在日美同盟中的负担越来越不满，这其实是对日本在同盟中“搭便车”的不满。于是，源于“吉田路线”第三个要素的相互依存与第一个要素的日美同盟之间出现了两难困境。

3.经济安全困境

“吉田路线”的第三个难题是相互依存引发的“经济安全困境”。“经济安全困境”凸显出一个恶性循环：当某国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时，会对他国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影响并引发安全方面的担忧，他国将对此采取反制措施。在此背景下，经济和安全的界限并不明确，尤其尖端科技大多是两用技术，可以转用于军事领域。

相互依存除了会产生基于经济安全困境的冲突之外，还可以提供对抗手段。关于这一点，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或曰“武器化的相互依存”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在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各国互相依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通常其中一方的依赖度会相对较大。基欧汉等人也指出，如果这种偏差较大，依赖度较小的国家就会获得政治力量。法雷尔和纽曼进一步深化讨论并指出，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交流不断增强，会产生网络效应，而且经济交流中的节点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枢纽”。如果该枢纽位于某一特定国家，并且该国具备操纵枢纽的国内制度，那么该国就可以将相互依存作为武器加以利用。具体来说，包括收集和监视关于某国的信息（即“全景监视战略”），阻碍某国成为经济交流的节点（即“阻塞战略”），以及行使政治权力等。

如上所述，在“吉田路线”中，稳定可持续的力学和导致对外冲突并变得不稳定的力学并存。那么，在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现实过程中，“吉田路线”的构成要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的经济外交又表现出怎样的特点？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