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发表《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全文约0.3万字）。

王新生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50年了。其间，中日关系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我个人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十年是友好与合作时期，第二个十年是摩擦与合作时期，第三个十年是对立与合作时期，第四个十年是对抗与合作时期，第五个十年是冲突与合作时期。简单地讲，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保持合作的态势，但政治关系变化很大，从友好到摩擦、对立、对抗、冲突。探究这一变化的背景，既有地区局势及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冷战结束等国际格局变化，中美日共同对付来自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等因素），也有双方经济实力发生逆转且差距越来越大所产生的效应（例如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目前是日本的三倍左右，从而影响到两国的国民情绪等），更有各自国内社会变迁带来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决策过程发生变化所产生的作用。

从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影响的角度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准确地说，1972年到1992年基本上是自民党内“田中派”（后来演变为“竹下派”）与“宏池会”主导对华政策时期，而且在政党主导决策过程背景下，行政官僚也给予了较好的配合。具体说来，田中角荣执政时期，自民党内派系制度化，“田中派”与“宏池会”又是较大派系，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多数成员对华态度积极。另一方面，进入70年代，自民党长期执政造成党内出现了许多特定领域的政策专家，即“族议员”，政党主导决策过程模式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官僚主导决策过程模式。正是在田中角荣首相与“宏池会”成员大平正芳的主导下，日本政府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后，尽管中日关系也有不协调的方面，例如80年代的两次教科书事件、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但基本上处在比较良性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平正芳内阁、中曾根康弘内阁、竹下登内阁时期，日本向中国提供了三次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展；1984年，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1992年更实现了历史上天皇首次访华；中日关系整体呈现友好发展态势。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21世纪初，即1993年到2001年。在这一时期，泡沫经济崩溃，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政治、行政、经济等领域的改革，特别是1994年国会两院通过的“政治改革四法案”，将过去实施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以及规定由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等。新规则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党首掌握了选区候选人的决定权和政党补助金的分配权，致使党内派系力量减弱。另一方面，自民党重新上台后，桥本龙太郎内阁大力推进行政改革，计划从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在减少行政机构、推动省厅重组的过程中削弱其权限。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官僚的主观能动性受到较大的限制。概言之，这一时期的日本政界、官界均处于调整期，遂造成日本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即使出身“竹下派”的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执政时，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对立乃至对抗，例如在贸易方面出现摩擦、冻结无偿援助、钓鱼岛问题等。特别是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均将矛头指向中国，由此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等声音。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后，特别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的特征逐渐呈现。不仅表现为日本的对外政策更多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价值观，如何迎合或控制社会舆论也成为衡量首相能否发挥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政治生态，其背后是日本社会变迁带来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具体说来，尽管平成时代只有短短的30年，但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变迁，也就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开端时期。譬如平成时代有两大社会现象，即导致老龄化少子化的超单身主义与造成通货紧缩的低欲望主义，均体现了以工作、生活个人化为中心的后工业化社会特征。

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组织率大大降低，例如工会组织率只有15%左右，“农业协同组合”的内部凝聚力乃至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减弱等。这样一来，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骤然降低，特别是其政治动员功能的减退，迫使各个政党党首成为选举的招牌，也就需要“剧场政治家”吸引选票，因而如何应对或控制社会舆论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选项依据。较为典型的是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前者能够煽动舆论，但个人色彩浓厚，尽管当时中日经贸合作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发展迅速，但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处于“政冷经热”状态，小泉长期执政的秘诀就在于善于引导舆论。至于安倍晋三，其在第二次执政时期强化了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体制，也较好地控制了社会舆论，因而维持了长时间执政，在其任期内中日关系出现了逐渐转暖的现象。

具体说来，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掌政权之初的对华态度强硬，迎合了2010年“撞船”事件、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以后的日本民众情绪。但经过数年的努力，安倍不仅稳定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较好地控制了社会舆论，因而在2017年后表现出积极接触中国的姿态，明确表示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方面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10月更率领500人的代表团访华，表示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他强调中日互为邻邦，应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以及维护自由贸易做贡献，还提出了“化竞争为协调”“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中日关系三原则。

概括地讲，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是一种强势政治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但对弱势政治家来讲，反而是一种约束其行为的桎梏。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后，日本国民对华持负面印象占比一直处在较高状态，甚至达到90%以上。弱势首相执政时期，对华政策容易摇摆甚至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小泉纯一郎执政结束后直到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之前的六届政府，不仅自民党执政时期对华政策不太稳定，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更是大起大落。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结束后的两任政府大体也是如此，因为疫情原因，菅义伟内阁时期中日关系基本处在停滞状态，岸田文雄内阁为迎合国内外的氛围也发表了诸多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言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安倍晋三遇刺有利于岸田文雄进一步稳固政权，但其在安倍“国葬”问题上的优柔寡断显示出弱势政治领导人的特征，未来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向十分令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