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发表《中日关系、亚太合作与全球治理》（全文约0.3万字）。

张宇燕认为，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时曾指出，希望双方重温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习近平主席还就中日关系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希望。一是双方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二是双方应该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是双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其中，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大局是前提，治国理政交流、经济政策协调、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是务实目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是更高期待。这三方面内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具有指引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重大实践价值。

从历史来看，在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牢固、大局稳定的时候，双方的经济合作和共同推动的区域合作就能取得巨大成就，促进两国、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与繁荣。例如，在“10+3”机制下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建设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和成立“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过程中，中日两国合作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在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中承诺出资份额最多，并轮流派出人员担任“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主任，为构建地区金融安全网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签署并顺利启动，结束了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安排的历史。这些对区域繁荣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中日关系存在较好政治基础的前提下实现的。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既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有关，也与国家间重要政治承诺被掏空有关。在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以2022年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些共识要落到实处，还需回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方面希望上来，具体可加强以下合作。

第一，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讲清楚中日互信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对于地区经济繁荣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甚至面临衰退风险，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本、技术要素寻求避风港和增长极的愿望十分强烈。长期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供应链、产业链最完整，高质量劳动力最充裕，增长速度最快，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回报率最高。可以说，中日所在地区具备产生突破式创新、驱动超常规增长的有利条件。如果向这一地区投射生战生乱预期的阴影，势必会严重削弱前述各项有利条件，这显然不符合包括中日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最近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出现的一些集团化机制，名为保障地区安全，实则为地区制造或增添了麻烦、冲突和对抗的风险，特别是放任对华消极因素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中日应致力于确保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努力排除外来扰动，管控风险，回归共同引领亚洲区域合作的轨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国和本地区的最大利益。

第二，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政策协调。2022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连续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从年初的4.4%下调至3.2%。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与欧洲出现的高通胀，其结果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连续四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加息幅度达225个基点，欧洲央行亦开始步美联储政策之后尘。二是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瓶颈，这一点在国际清算银行（BIS）2022年7月发布的报告中被特别强调。此外，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具有紧缩效果。无论是美欧政策转向还是供应链调整瓶颈，均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前景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中日两国货币政策与欧美的不同步甚至反向操作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在亚太推行“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对本地区供应链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愈发流行的“资源民族主义”对中日这两个最主要的资源能源进口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解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两国政府间、智库间以及企业间充分开展政策讨论与协调。

第三，以RCEP为主轴深化并拓展亚太经贸合作。半个世纪以来，亚太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呈现出多形态、多维度、多交叉等特征，有人将亚太各类合作机制混杂并存称为“意大利面条”现象。比较而言，2022年正式启动的RCEP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包含经济体数量看，RCEP由东盟和中日韩澳新等15个国家组成；从经济体量看，RCEP含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及20国集团中的五个经济体；从贸易投资关联度看，RCEP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堪比欧盟成员国和美加墨；从国际法地位看，RCEP是政府间协定，并经各国立法机构认可，这一点与IPEF明显不同。将RCEP作为亚太合作的主轴，还要进一步使其机制化，提升其以接受新成员为特征的开放性，加大其以不断包融新议题、新领域为特征的扩展性，让其成为推动及协调亚太地区其他现存合作机制的动力源。中日两国在巩固和拓展RCEP机制和功能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同时也是重要受益者，理应提出具备东亚智慧、体现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的研究课题和对策建议。

第四，加强关于中日双方如何更好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研究。全球问题形形色色，气候治理首当其冲。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1年8月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对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并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当年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新气候常态。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证实，IPCC一年前做出的预言在一年后得到了验证，酷热、野火、水灾、旱灾，不一而足。该报告还指出，即使各国从现在开始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的升温幅度仍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如果“减排”失败，后果更不堪设想。考虑到全球治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涉及全球集体行动难题，故需要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博弈者在能源转换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处理好过渡期内对化石燃料进行合理有效使用。中日两国可以就形成气候治理目标、协同推进清洁技术创新、建立新气候俱乐部、妥善解决敏感且有争议的碳边境调节税等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帮助世界走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家间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只要各国都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国家间的和平、发展、安全、治理、信任都可以实现；说复杂，各国在理解原则和践行原则上千差万别，其结果往往是各国间始终存在大小不等的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和信任赤字。这一点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各种赤字的存在通常表现为国家间的矛盾、分歧甚至紧张。成熟的国家关系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出现矛盾后当事方能够坐下来，共同理性地寻找消除或弱化矛盾的途径。成熟的国家关系更应表现为在谨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赢，这里所说的“互利共赢”，不仅指中日两国，还涉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总之，面对世界复杂形势，中日关系的地区和全球意义更加凸显。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程启示双方，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国际问题研究者应秉持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总结历史，提出有利于中日双方保持定力主见、排除内外干扰、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中日关系的真知灼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