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全文约1.3万字）。

杨伯江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1972—1992年）、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1992—2010年）、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50年来，中日关系从力量对比到互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演变发展是多重因素综合交叉作用的结果。其中，日本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战略、安全战略对中日关系的演变起到重要的规定性作用。在战后70多年的历史流变中，日本追求“大国化”的战略基因贯穿始终，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导向到“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的重要蜕变。伴随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的确立、内涵的发展、路径的更新，日本战略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这种规定性作用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明显，中日关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在邦交正常化头20年，日本国家战略保持延续，中日关系也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国际局势以及两国共同战略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形成尼克松所谓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相对下降，美苏冷战攻守易位，中美两国为对抗苏联威胁而相互走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尼克松冲击”直接导致佐藤荣作内阁下台，促使日本加快调整对华政策，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大有在全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亚太局势紧张。换言之，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来说，外部环境严峻而“平稳”，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现实军事压力，彼此建立和平友好的双边关系对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极为重要。

在这一阶段，作为对中日关系发展具有规定性影响作用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国家战略保持了延续性，即沿袭以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二战中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战后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国内看，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恢复经济，形成了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

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家战略出现转型苗头，但仍处于构思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冷战格局的严格制约，中日关系发展总体平稳，对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能够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予以有效控制和妥善解决。1989年，日本参与美西方对华制裁，但很快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和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对中日两国乃至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都十分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化政策是不可取的”，因而率先恢复了对华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顶点。

（二）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战略转型从构想进入实操阶段，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受到冲击

作为对中日关系具有规定性作用的重要变量，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构成影响和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发展倾向，中曾根康弘时期“战后总决算”“国际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至冷战结束，日本明确将“政治大国”化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并从构想进入实操阶段。其诉求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重构，以及在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修改《日本国宪法》。

进入21世纪，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回调亚太背景下，以2010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以及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借物权转移固化非法占领为标志，中日关系进入矛盾多发的战略竞争期。日本国力相对下降，国际存在感弱化，战略从容与自信不再，但对“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愈加坚定。

2012年以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加速，“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的设计框架越来越清晰，系统完整性明显增强，路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元。一是形势认知渐趋现实，对既定目标的追求愈益迫切；二是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强调价值观与安全利益；三是新“战略增长点”集中于政治安全领域。日本战略精英层对国家战略的描述演变为“将外交、同盟政策与国防政策相互组合，为实现生存与繁荣而采取的方策”。不难看出，冷战结束30年来，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和重点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从重视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日美同盟特别是防卫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力的获取。在安倍内阁的全力推动下，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上升，对内推动法律制度修改、决策体制改革，对外融合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实现新战略目标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备。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持续发展、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开始超出双边，涉及战后地区秩序的法理依据、重构方向等关涉国际架构、国际规则的深层问题，“以双边格局再重构为最终结果的战略博弈由此拉开序幕”。作为世界多极力量之一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日本则以安全战略转型为突破口，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2013年出台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安全矛盾及海上领土争端激化。

（三）随着日本战略实施路径的多元化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安全性、战略竞争性将持续增强，再次站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展望未来，在日本战略自主性持续走强的背景下，其战略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将产生越发直接、明显的规定性作用。对中日关系而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无疑十分重要，但日本绝非被动接受的一方。实际上，日本战略因素不仅一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影响变量，而且今后其影响力度会继续上升。这既与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的趋势有关，同时也是由日本战略转型的内在特点决定的。

第一，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是以安全领域的突破为先导的，而政治安全领域恰恰是中日关系最薄弱、最敏感的领域。日本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取性转型，导致中日矛盾上升、竞争对抗增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美同盟结束“漂流”，重回强化轨道，军事合作指向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为干涉中国内政铺平了道路。日本在将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的基础上，加紧对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建设。在此背景下，中日在安全领域以及直接关乎地缘政治利益的东海方向、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上升，日美安保体制与“中日友好合作”的战略冲突显性化。

第二，在日本新的安全战略、对外战略中，中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锁定中国”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022年3月美国拜登政府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方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能持续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竞争对手”。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也与此同步，升级了“中国威胁”，指“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30年间增加了约42倍，但是关于预算的详细内容和增额的意图尚未十分明确”。“日本大量的资源与能源依赖海上运输，也是利用南海的利益相关者。”而“中国不接受中菲南海仲裁，继续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不一致的海洋权益”，“推进争端地区的军事化，继续强化与法治和开放性背道而驰的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中国不透明地扩大军事力量与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扩大军事活动相结合，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方面强烈忧虑的对象。”

第三，日本的新战略具有明显的“国际连带”特点，将增加地区国际关系的自助性质，加剧地区分裂与对抗。日本战略转型的要点，一是强化自身安全军事实力、国际战略行为能力；二是强化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军事体系化与战略协调性；三是强化“民主国家志同道合者联盟”，构建“广域”盟伴网络。这意味着日本联手美国打造“建制外”地区架构的动作不会止步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体现了相关应对思路，包括“加强与共同拥有普遍价值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依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的对策”；鉴于“在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日美同盟比以往更加重要”，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加强自身军事行为能力。“日本自身防卫力量的彻底强化也是必要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订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