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全文约1.3万字）。

杨伯江认为，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中日关系走过了侵略与反侵略以及东西方冷战背景下隔绝与对立的百年历史，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揭开了历史新篇章。5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1972—1992年）、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1992—2010年）、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中日合作为各自国家发展与国民福祉带来巨大利益，也为地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日关系历尽坎坷、曲折前行，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合作深化的同时分歧、摩擦同步增长。进入21世纪，随着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加速，中日关系的政治安全性、战略竞争性进一步增强。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新纪元，也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一衣带水，往来源远流长。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两国历史上首次以条约形式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此后，日本对华相继发动了十余次战争或“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日两国在官方、政治层面陷入长达27年的相互隔绝、对立状态。1972年邦交正常化确立了现代中日关系的起点，两国自此和平共处，互利合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九条规定，两国相继缔结了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多个协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中日各领域合作提供了新动能，两国关系迎来“黄金十年”。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日本开始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中国在一些领域建设资金方面的燃眉之需。中日合作还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市场消化力不足的问题，经济界强烈要求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打开了巨大的海外市场。现实利益的纽带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了中日和平合作的主基调与大方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幅改善了亚洲地缘安全环境，维护了地区总体和平与长期稳定。中日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通过邦交正常化实现战后和解，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改变了双边关系，也给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力维护了亚洲和平。加之此后中美建交，亚太地区由此形成了“美苏+”的“两个半”力量格局基础上的战略均势，而不是欧洲那样典型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这为亚洲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条件。中日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相邻大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其战略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本身，构成“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东方文明的复兴、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美建交、日苏建交以及日韩建交等相比，中日邦交正常化采取了特殊的处理和安排。一是综合性政治解决，而非单纯法律解决；二是分两步走，先是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然后再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在战后日本的邦交谈判中，日本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经历一年多的谈判后才发表联合宣言的，与旧殖民地韩国的谈判更是历时14年才签订了基本条约”。“日中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已经20多年，却在短短的4天内完成谈判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且“采取了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的‘联合声明’形式。”这些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日本国内、国际形势的高度复杂性。

（二）中日关系维护了和平合作主基调，但冷战结束以来，在合作深化的同时矛盾分歧也同步增长

冷战后，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日经济合作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但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中日关系战略基础弱化，两国矛盾分歧增多，进入合作与摩擦同步增长的“政冷经热”状态。这一时期，两国经济合作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朝地区化、多边化方向迈进，这在中日第三份、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有充分体现。文件还显示，面对国际局势剧烈震荡，中日努力挖掘共同利益，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致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在携手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韩借助“10+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2000年5月，在中日共同参与下，“10+3”财长会议签署了“清迈协议”。

作为对中日关系具有规定性作用的重要变量，日本国家战略在此阶段开始剧烈转型，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构成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发展倾向，中曾根康弘时期“战后总决算”“国际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直至冷战结束，日本明确将成为“政治大国”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其诉求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重构，以及在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修改《日本国宪法》。

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泡沫经济崩溃、滑入“失去通道”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影响，“悲情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兴起，对外关系领域成为重灾区。保守势力为摆脱“战后体制”、重塑“民族自豪感”，极力掩饰乃至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日本官方关于历史问题的“三大谈话”，有两个出现在这一阶段，就说明右翼保守势力歪曲历史动作之猖獗，日本国内外和平力量、正义力量与其斗争之激烈。1995年“村山谈话”发表后，日本政坛右翼保守势力强烈反弹，《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出笼。也就是从这时起，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始走上美国学界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道路。

日本将“政治大国”化作为新国家战略目标，而安全领域成为战略转型的重点领域。在日本战略精英层看来，“冷战的终结，是由于经济力量平衡变得对东方决定性地不利而导致的”，然而1991年海湾战争“印证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却是经济力量所无法取代的”。“冷战的终结，未必就能保证和平的到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冷战结束并没有带来像在欧洲那样的剧烈变化，冷战结构残存、威胁认知多样、国家安全关系依然保持着多样化特征。尽管世界在经济上已经呈现出近乎日美欧三极的结构，但日本、德国作为三极的核心力量，缺乏与美国一样构筑和管理新世界秩序所需的充分的政治军事条件。

（三）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战略竞争意识与牵制动作日益增强，中日在政治安全领域矛盾趋于激化

一是围绕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随着欧盟和北美自贸协定（NAFTA）等区域经贸合作效果日益显现，世贸组织（WTO）框架下全球自贸谈判进程受挫，尤其是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日本认识到东亚区域金融以及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从过去只追求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单纯依靠WTO的政策转向谋求区域经济统合。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建立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此后又于2004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日本将此视作“直接冲击”，于2008年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IP)。这是日本首个以地区组织为对象的多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EPA有别于FTA，包含了投资和人员移动等广泛内容。

二是日本加强与亚太“民主国家”的战略合作。在推动创建东亚峰会过程中，小泉纯一郎政府要求将印、澳、新等“民主国家”纳入其中，以淡化中国的存在。2006年安倍晋三执政后，在以“破冰之旅”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提出“弧”这一“带有某种战略性的概念”，努力深化同印、澳战略联系，构建了日印全球伙伴关系、日澳安全合作关系。安倍内阁还提出“价值观外交”，加强与共享“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自由与繁荣之弧”是“价值观外交”与地缘政治战略相结合的产物，意在加深从日本本土到东盟、印度，再到东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些国家位于欧亚大陆边缘，都在追求“自由与繁荣”。此后，除自民党福田康夫、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两届内阁外，日本历届政府都继承了小泉、安倍内阁的基本路线。

三是日美强化涉台干预机制，强化“以台制华”。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方这一立场在此后的三个政治文件中都有体现。其中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就台湾问题作出进一步规范，日方首次将“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被更明确地限定。但进入21世纪，日方持续通过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方式，强化干预台湾问题机制。2021年4月，日美领导人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这是1969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52年来日美领导人联合声明首次列入所谓“台湾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