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专稿《见证与思考》（全文约0.6万字）。

对于中日关系两千年的交往史来说，50年只是一瞬间。但在这一瞬间，中日关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动荡中下滑。这一现象值得高度重视。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很快，两国关系即发展到所谓“蜜月期”。我那时正在攻读大学日语专业本科课程，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和我的同学们被“顺理成章地”卷入这场中日友好的激流，接待了一拨又一拨乘坐 “友好之船”来到中国的日本青年。我们以尚未大学毕业的实习生水平，勉为其难地担任各个来访小组的翻译兼领队，与充满好奇心的日本青年们一道参观游览、座谈交流，没有隔阂，更没有敌意。分手时，大家相互拥抱，挥泪惜别，依依不舍。那时，我们耳边经常响起的、能够倒背如流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是“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和“中日永远不再战”。对于我们这些日语专业的青年学生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口号更鼓舞人心的了。

然而好景不长，与这些口号背道而驰的杂音很快就断断续续地响起，特别是日本政坛的右翼保守势力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方面的“失言”和“犯规”行为频频出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开创中日友好的新纪元”，中日两国领导人商定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这一半官方的沟通机制，相约要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原则，遵照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的角度，研究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途径。两国还约定，每年会议结束后，双方委员都要向各自政府领导人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这一机制的创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之间存在需要得到重视并及时加以弥补的裂痕。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由中日双方各出十人，两国政府高官担任会长，下设三个小组，分别侧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我曾担任该委员会政治组的成员。在每年开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总结出一个规律，即：政治组吵架，经济组协调，文化组握手。每一次“吵架”，我都能切身感受到两国间的分歧在加深，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越来越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与此同时，日方也在释放对华善意，其分量之重不容小觑。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成为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第一个冒西方之大不悦退出制裁且排除阻力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不仅如此，1992年10月，日本天皇访华。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日友好也达到了顶峰。

然而，友谊的春风还没有消散，寒风又开始正面袭来。1995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康弘之后现任首相不再参拜的承诺。2001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即表示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中方反复多方做工作加以劝阻，但小泉仍坚持在8月15日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

这一时期，我已经完成了中日关系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开始了研究生涯。亲身经历加上专业研究，使我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日本政府高层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观测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和中日关系态度的一个风向标；参拜日期的选择、参拜者身份的标注乃至供奉祭品等细节则可以折射出日本对华态度的伸缩。这一时期围绕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展开的两国外交折冲，典型地反映出中日关系的起伏动荡。

小泉刚上台时，态度摇摆，既坚持参拜，又要考虑中方态度。为此，他先是把参拜日期从敏感日提前了两天，在参拜后又主动向中国领导人解释、示好，甚至托人转交亲笔信。一个多月后，小泉亲自访华，一下飞机便直奔卢沟桥畔，向中国抗日英烈群雕献花圈、鞠躬、默哀，并发表反省侵华历史的讲话，还表示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其表现使得因他参拜靖国神社所导致的中日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双方高层交往得以继续进行。之后是再次参拜、两国关系再次紧张、再次努力缓解，直到 2006年8月15日，小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官方身份进行了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双敏感参拜”，即敏感日期和敏感身份。可见，这时他的对华态度与五年前相比已经是截然相反了。为了缓和因小泉的举动而再次紧张的双边关系，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就任伊始便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双方如何应对将决定今后百年日中关系的走向；日中双方应该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把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安倍的访华及其表态，使之前由于小泉种种不友好举动而紧张的中日双边关系再次得以缓解。

即便如此，整体而言，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华立场明显趋于强硬，中日关系动荡的幅度加大，下滑的现象愈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刺激下，日本的大国梦开始膨胀。

进入21世纪，由于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加上日本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大国梦迅速膨胀。日本决策层在多种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二流国家；日本的目标是要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袖；日本要为全球性课题的解决做出贡献；等等。

2006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向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从这一年起，日本全面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其拦截纵深可达中国境内数千公里，活动半径可覆盖中国台湾。同年，安倍在首次执政前夕，提出了日美澳印“四国安保对话”构想。这一构想几经演变，发展成为由美国主导、日本作为骨干成员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被称为“亚洲版小北约”。

2016年3月，日本“新安保法”正式生效，集体自卫权被解禁，自卫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参与日本领土之外的军事活动。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强军措施，包括武器装备、组织机构建设乃至军费预算的增加等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目前日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力量，甚至可以装配远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洲际导弹等进攻型重武器。

2020年6月，日本自民党成立了“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其目标是构建一个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2022年度，日本的防卫费预算不仅再创历史新高,而且首次突破了防卫费占GDP之比不超过1%的红线。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多种场合，包括新首相的就职演说、与美国总统举行的电话会谈等等，与美国反复共同确认，要在新形势下给日美同盟提质升级，使其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种种运作，日本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同盟中的战略主动权，使日美同盟成为能够服务于日本大国目标的、借力打力的一张王牌。此外，日本还多方游说，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多盟友，从欧洲到东南亚，打造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极力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的表现也格外引人注目，不但毫不犹豫地快速站到美国一边，而且做出了种种惊人的举动，打破了多个所谓的“亚洲第一”。

2022年4月6—7日，北约外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首次参加该会议，并对北约的“新战略构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北约也明确表示今后要加强同亚洲伙伴的合作。6月底，岸田文雄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呼吁北约将注意力转向亚洲，并表示会强化防卫能力，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见，日本已不再满足于所谓“亚洲版小北约”的构建，而是直接参与美西方的全球战略构想，配合美国力推北约“印太化”，以博取在世界舞台上的一席之地。

二是在对华政策上，一面加大制衡力度，遏制中国发展，一面又见机行事，留有余地。

2004年，日本颁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假想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认为这是对其地区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直接威胁，从此把中日友好的口号抛诸脑后，而把“中国威胁论”挂在嘴边。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几乎每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都能够看到渲染“中国威胁”的内容，反复强调“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中国已成为最大威胁”。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严正警告，公然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收归国有”，打破了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已经维系40年的现状，甚至摆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架势，使中日关系紧张度急剧升级，两国国民感情空前恶化，贸易摩擦不断放大，政治紧张与军事摩擦轮番升级。201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更直接把中国定义为“紧张和威胁的来源”。

就在中日关系急速下滑的关口，日本首相的一个表现又把中日关系从低谷推向高峰。2019年12月23日，安倍首相在来华参加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同中方一起再次确认：“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新未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化竞争为协调”，等等。

其话音刚落，同样是安倍，在不到一年时间的2020年9月卸任前发表讲话，调子却已经完全相反，并且希望下届内阁要继续坚持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和防御政策。继任的菅义伟内阁和现任的岸田文雄内阁也确实全盘继承了安倍的对华强硬立场和理念，并频频付诸行动，把中日关系再次推入下滑的轨道。2020年10月，即菅义伟出任首相后约一个半月，日美两国就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演，向中国示威。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拉拢盟友，构建美国主导的遏华联盟。日本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并成为超级活跃的骨干成员。2021年10月5日，岸田上台伊始便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强调了共同遏制中国的立场。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中日关系再次上演了触底反弹后又“一波三折”的好戏。2021年10月7日，即与拜登通话不过三天，岸田首相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示，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构筑富有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但很快又反其道而行之，岸田对外强调，对华姿态要“坚决”“强硬”，“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不妥协于（中国的）压力”。在东海、南海、台湾以及所谓“人权问题 ”等涉及中国核心关切的重大问题上，日本紧跟美国，加强对华战略遏制。

截至2021年，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中国威胁论”的调门也随之被提高了数倍。而且，中国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使日本感到“威胁”的内涵也增添了新的含义，即：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对日本大国梦的威胁，更是对其自身安全的现实威胁。由于这种日渐强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来自其曾经实施侵略的受害者，日本的焦虑可想而知。

为了阻止这种“威胁”的降临，日本的举措不断升级。2022年，日本外务省公布新版《外交蓝皮书》，提高调门，大肆谴责“中国威胁”。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具有方向性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将中国提升为“重大威胁”，五年内把防卫费与GDP之比提高到2%以上，构建可对他国导弹基地和指挥部发动打击的进攻性能力，等等。同时，日本政府大肆炒作台湾议题，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在国际社会大造舆论，渲染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日本一次次冲击中日关系的底线，致使中日关系屡屡下滑。

日本的种种表现说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霸权主义与新兴力量博弈的大背景下，日本不断膨胀的大国梦，以及它面对中国崛起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的机会主义做法，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成为复交50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动荡下滑的重要原因。

起伏动荡的50年过去了，今后中日关系的路应该怎样走？首先要看清楚的是，下滑现象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中国大国外交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它的抓手在哪里？

50多年前，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日政治关系举步维艰，但是经济联系层面的表现十分亮眼。复交后，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动荡、经济关系如何忽冷忽热，但两国间的经济联系这根线始终没有断掉，也因此被称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今天，中日关系的航船再次驶入了急流险滩，经济联系还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吗？我的回答是：能，但又不是简单的能。因为与50年前相比，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和日本单方面加大对华制衡的情况下，经济联系作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它在冲击下表现出的韧劲和变化值得高度重视。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国际形势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也像世界政治一样，面临着大洗牌的局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出现了全面重组的趋势。日本为了保障经济安全，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力求实现本国产业布局的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2021年10月岸田文雄上台后，日本首次设置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把经济安保提升到国家战略的新高度，实现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一体化。其提出的产业政策强调“战略自主性”，努力减少对他国的依赖。特别是为了替代中国，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的合作，还努力加强与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合作，包括参加美国2022年5月启动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

那么，中国到底能不能被完全替代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日本还远远没有做到经济上不依赖中国。为了强行与中国“脱钩”，日本不得不舍近求远、舍优求次、舍易求难。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可持续，仅全面落实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何时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又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也都是未知数。

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是日本经济与生俱来的短板，而中国的广阔市场、丰富资源、经济发展活力和巨大潜力，以及紧邻的地理位置，使中国自古以来就被日本视为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联系维系着日本的经济命脉与核心利益，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日本也难以做到对华经济完全“脱钩”；而且，不仅没有“脱钩”，中日经济联系反而逆势上扬。以2020年为例，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没有衰退，而是继续有所增加，全年贸易额超过3100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甚至超过对美出口，创下十年来的新高，对华进出口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为最高，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具体再看稀有金属、能源等方面，日本也严重依赖海外供给。以稀土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应用和出口国，日本的稀土进口长期以来对华依赖度较高。近十年来，日本积极寻求稀土的替代供给源，力求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但直到今天，其对华依赖度仍然在一半以上。其他“脱钩”措施，如撤出和转移日本在华企业、减少对华投资等等，也都效果有限。在产业链分层方面长期形成的态势，使日本一方面想极力保住高端位置，另一方面又希望与中国进行有限合作以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可见，日本虽然幻想彻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对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日本却一味想着在高科技领域通过对外封锁来死守自身优势，不思如何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改革国内科研体制，最终只会令日本的科技大国地位加速沉沦。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新设“经济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经济技术领域保障国家的安全。这一逆全球化和逆科技潮流的新动向表明，今后中日两国在高科技领域是难以开展实质性合作的，双边经济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双方经济的内生需求和优势互补的领域。

中日之间长期形成的供应链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两国在不同层级各有优势，因此在相应的环节和非敏感领域开展合作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和互利共赢的。此外，在重塑产业分工体系、促进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维护世界经济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方面，双方也都有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总之，经济联系仍然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已不是原来的那块石头，而是在全球经济秩序大变动的浪潮冲刷下进化而成的一块“智能石”。它将以其高度的敏锐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寻找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继续维护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彼此刚需与互利共赢，发挥政治交往无法替代的特有作用。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万物流转，除旧布新，一切都在发展和变化，一切都不要看得绝对。中日关系也不例外，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宽领域、大视野地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国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稳定就是一种常态；与日本这样的国家打交道，不能追求表面上的稳定，而要学会从不稳中求稳。所谓“不稳”，是指外在的一切大起大落、动荡曲折的现象；而“稳”，则是指内在的、不突破双方红线的外交最大容忍区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命运相关，这一点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