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刘德有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专稿《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中日友好》（全文约0.4万字）。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当前中日因历史因素与现实纠葛相互交织导致两国国民感情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大力加强青年一代的交流，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改善国民感情的有效途径。习近平主席在给日本青年的复信中写道，“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对青年寄予很高的期待。事实上，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中日青年作为促进两国友好的桥梁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那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重要活动，为二战后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的中日关系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没有全程参与“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但有幸参与了1965年8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专程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当时的动人情景，至今让我难忘。

1964年９月，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被派往东京常驻。日本当局以“中国常驻人员的身份是非官方的”为由，要求我们每年都要去“出入境管理局”按指纹，这样才能继续在日本常驻。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无理要求，所以每到一整年就必须回国“休假”，再重新办理入境手续，返回日本继续工作。1965年8月，正赶上我回国“休假”，所以恰好在北京。8月26日那天，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王晓云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迅速赶到人民大会堂。到那里后，我才知道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会见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代表团。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被美国占领，日本政府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而广大日本人民要求与中国人民友好，要求与新中国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尽可能地孤立美国，通过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其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争取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此，我们从民间往来着手，努力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对青年一代开展工作。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向重视对日本青年的工作。为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在当时，邀请大批日本青年到中国来、举行中日青年友好会见，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考虑，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部署。

何谓“战略考虑”？就是要从大局出发，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不断为中日两国友好事业的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自觉地培育接班人，增强中日友好的后续动力。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中日两国青年不但肩负着建设各自国家的重任，也应该承担推进中日友好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重任；中日友好作为一项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中日双方都需要精心培养一批能像老一辈那样在发展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友好人士；这是中日友好事业真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迫切需要。

遵照这一精神，1965年6月28日，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中日友好协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请示报告，以“三团体”的名义邀请3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之后，邓小平与访华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举行会谈，将该活动定名为“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双方还商定，此次活动的规模要大，拟邀请人数由原定的300人扩大为500人，时间定在1965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为期一个月。

此次大联欢的邀请范围，包括日本不同政治倾向的全国性政党青年组织、工会青年团体、宗教界青年团体等。中方的邀请得到了这些团体的热烈响应，但是当时日本青年要来中国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有人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甚至发生了离婚的悲剧；还有人因为公司不批假，结果被解雇。最大的障碍还在于护照。一贯追随美国反华的佐藤荣作政府以日中未恢复邦交、“（日本）青年去共产党国家对国家不利”为由，下令拒发护照。针对此，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持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受邀的青年团体也动员了大批青年到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请愿、静坐斗争。最后，佐藤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而退让，陆续给24个受邀青年代表团的281人发放了护照。最终，23个受邀团体先后从日本各地出发，经香港从深圳入境，日中友协青年代表团则选择了延后出发，留在国内与另外14个受邀代表团一道继续斗争。21日，23个代表团在广州参加了大联欢，22日乘坐专列进京。2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欢迎大会。随后，代表团成员观看文艺节目，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在紫竹院公园和中国青年共植中日青年友好林，参加别开生面的体育大联欢。26日，日本代表团接到通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准备接见日本朋友。”这就是我所参加的这场会见。当天下午3点，23个代表团的团长齐聚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等待。

我虽然明白中国十分重视推进中日青年友好工作，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会如此重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随同毛主席一道出现在陕西厅参与会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郭沫若、刘宁一等。我的感觉是，除了朱德外，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如此多的领导人集体出现在会见日本青年的会场，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盛举。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毛主席身着白衬衫，显得非常精神。宾主双方落座，毛主席右侧坐的是在北京常驻的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及其夫人砂间秋子，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赤旗报》记者也在会场。

毛主席操着湖南方言开始了讲话。他向日本青年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后，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等。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毛主席强调指出，两国人民如果成了朋友，在反对共同敌人方面就有了自信。

毛主席讲完话后，请在座的日本朋友谈一谈。在场的日方人士中，级别最高的应该是砂间一良，他不说话，日本青年也都不敢先开口。场内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砂间一良先开口，他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好。”毛主席回答。我译作“まあまあです”。毛主席可能是听到了“mama”这个音，就又说了一句：“马马虎虎。”话音刚落，中方陪同人员当中传出了愉快的笑声。我也赶忙用“まずまずです”重新翻译了一遍。按理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日方代表本来可以讲得更多些，但砂间一良没有再讲下去。由于日方无人讲话，便结束了会见。毛主席同其他领导人站起来，大家一起走到旁边大厅去跟等候在那里的日本青年代表合影留念。

大厅里，几百名日本青年都已经在梯形台子上站好。毛主席同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走进大厅，日本青年就热烈鼓掌，还有人激动地用汉语高呼“毛主席万岁”。不过，大家仍有序地排着队站在原位上。谁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往前一走，几名日本青年情不自禁地从台上跑下来，他们边跑边伸出手，要求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同跑在前面的几个日本青年握了手，原来站在台上的其他青年也纷纷跑下台来。警卫人员赶忙上前劝阻，并引导青年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大北照相馆的转动相机把全景拍摄了下来，后送给日本青年人手一帧，作为回国时的珍贵礼物。我记得，毛主席会见日本青年那天，中方的陪同人员还有廖承志、南汉宸、杨海波、章蕴和胡启立，他们都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参与者。

根据“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程安排，后续日本青年代表团还参加了很多活动，包括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晚宴、31日在中山公园举行的3万人游园晚会等，之后又分成三路赴中国各地参观。每到一地，中日青年都进行了非常热烈友好的交流，还互赠礼物。由于护照问题推迟出发的第二批日本青年代表团在11月抵达中国，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25日，毛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了15个代表团的团长。最终，共有38个代表团、450余名日本青年参加了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开创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局面。

关于这次会见，还有后话。1997年7月23日，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位名叫多田正子的日本女士写的回忆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青年要访问社会主义中国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也可以了解这位日本青年访华前后的思想变化以及那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所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多田正子写道：

“我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1965年8月。⋯⋯那时日中邦交还没有恢复，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是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只有日共党员或思想进步的个别知识分子才能应邀去的特殊地方。⋯⋯那时东西方冷战，我们的护照一直没批下来，我们就去外务省示威游行，在课长室的门口静坐，坐了一个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才批下来。⋯⋯8月12日我们离开羽田机场，先到香港，然后经广州、杭州、上海，于22日到了北京。

“26日下午，日方导游说：‘今天有好事，请坐车。’他不讲我们去哪里，有什么好事。我们坐车抵达人民大会堂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个一个地进来接见我们，然后与我们一起照了相。⋯⋯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我认为我们200多个学生，不管是贫民后代还是富家子弟，都是怀着‘社会主义好’这一信念回国的。

“1996年夏天我又到北京旧地重游，去了紫竹院公园。它的大门是用竹子编的，很讲究。我们进门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1965年日中两国青年栽的树木。没想到，他们知道：‘友谊林吧？有啊，那边！’⋯⋯那里大概有十几棵树，都比我想象的大，有碗口那么粗。斗转星移，31年了，树已长大，成了一片好树林。”

2017年多田正子再次来北京旅游，我们在友谊宾馆会面。她还带来了1965年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时与毛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珍贵合影。她那幸福的笑容，我至今难忘。

青年，是人类的未来，是人民的希望。中日两国的青年一代，代表着各自的未来，他们之间的交流在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方面具有将来性、长远性等特点。“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的举办，为中日复交奠定了群众性的社会基础，成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一个重要举措和成功范例。这是我们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所不能忘记的。

面向未来，中日两国青年要更加积极地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加强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