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专稿《战胜价值观分歧，推进日中关系发展》（全文约0.3万字）。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字发表《日中联合声明》。一晃50年过去了，我衷心祝贺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令我感慨颇深的是，今天的日中两国，不仅人民交流日益深化，而且经济合作也不断扩大，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双赢关系。另一方面，坦率地讲，我也非常担忧下一个50年日中关系将走向何方。50年前，日中两国政府通过发表联合声明，成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在此基础上实现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目标至今尚未完全达到。不仅如此，如果放任不管，日中关系甚至会有倒退的可能。

下一个50年，我们该如何发展日中睦邻友好关系？我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伪“修昔底德陷阱”

据世界银行统计，1972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180亿美元，而中国GDP仅为1137亿美元。不过，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日本却因泡沫经济崩溃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状态并持续至今。2010年，日中经济规模发生逆转，此后差距日益扩大。2020年，日本GDP为5.5780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了14.7227万亿美元。

美国国际政治学界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究战争史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现存大国与新崛起的大国之间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并往往会导致战争的爆发。”艾利森研究了历史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将这种对立机制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当前的日本，可以说是一个“中等力量强国”，但不能被称为“大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日中两国间也存在一个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冲突机制。例如，众多日本国民相信“中国威胁论”，这不仅是因为部分右翼势力的煽动宣传发挥了效用，日中两国在政治上未能充分回应双方实力逆转的现实，也为普通国民相信“中国威胁论”奠定了基础。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引发中国对日质疑，中国对日强硬态度又反过来引起日方的反感，如果放任这样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两国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我们都应对此进行深刻反省。在思考今后日中关系发展方向时，我们有必要着眼于50年前至今日中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并密切关注其发展走向。

二、中美对立时代的日中关系

在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前的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美苏争霸与中苏对立的20世纪70年代，中美试图实现“战略性的握手”。日中邦交正常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

而当前，中美进入了一个对立加深的时代。可以说，中美对立的最大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基于这一逻辑，即便中国成为西方式民主主义国家，中美矛盾也无法化解。鉴于中美实力不断接近是两国对立的本质原因，我认为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50年前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部分源自日本外交因应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结果。而当前，如果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选择追随美国，日中关系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日本各界应该认识到，日本只有基于本国视角而非在美掌控下，为平衡中美关系做出贡献，才真正符合自身的利益。过去的50年里，每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之际，日本总能为中国与西方改善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日本立足于中国的邻国及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的身份，切实发挥作用，其影响将不可小觑。这才是日本的立身之本。

三、价值观外交的陷阱

2021年夏天，我向美国杂志《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投稿，建议拜登政府“不要在外交上陷入民主陷阱”。今天，美国及世界各国外交官最关心的是“如何管控中美关系”。但是，当我们寻求保持对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忠诚之时，就有可能批判和排斥那些不认同这种价值观的国家，进而导致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最终，美国越强调价值观外交，中美对立就变得越激烈。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拜登政府并没有听取我的建议。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政客们也正试图通过进一步强调日中两国的价值观差异来煽动两国之间的对立，并借机将大幅增加军费的行为正当化。当前，日美已主导建立了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些合作框架都通过突出价值观而将中国排斥在外。很明显，它们正试图建立对华包围网。可以说，价值观的差异给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不少政客和媒体纷纷散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很可能在东亚趁机收复台湾”等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出现了主张“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制国家”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试图解释俄罗斯对北约（NATO）东扩带来威胁的关切，以及中国在“台独”活动升级时将面临的困难。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和美国民众相信了“一个不信奉西方式民主的大国，会使用武力来摧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这种不负责任且错误的论断。这是极为令人忧虑的情况。

正因为日中关系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才更需要回到50年前的原点，重温初心。我特别希望日中两国政府能够再次正式重申“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日本政界不应出现任何像美国那样可能助长“台独”气焰的轻率言行。日本如果操纵价值观助推台湾采取错误行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结语

我认为真正的外交应该是探索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友好相处。50年前，日中两国的先辈们很好地理解和践行了外交的这一真谛，1972年的联合声明就明确写入“日中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当时，日中两国间价值观的差异应该远远大于当前两国存在的价值观差异。即使面临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先辈们仍然克服了这些问题。今天的我们也同样应该能够克服差异。

日本与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国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实行不同政治体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前日中两国的现状却是以意见分歧为由，导致两国领导人及政府沟通不畅，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两国外交部门的表现不力。如果在平时都是这种沟通方式，那么当日中紧张局势加剧时，两国政府间的沟通会更加困难。我担心最终的结果将导致日中危机失控。我认为，两国应该尽快增加各层级的接触，例如尽快实现日中韩首脑会谈，以及在此延长线上推动实现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宾访问日本。

我提倡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这是推动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东亚各国友好相处的一种方式，其核心就是将东亚建设成一个没有战争的共同体。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相通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地区一直战乱不停。二战后，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德法两国发挥主导作用，几经波折建成现在的欧盟（EU），在欧洲建立了没有战争的共同体，其根源就在于友爱理念。友爱是一种既尊重自己的尊严、又尊重他人的尊严的精神；友爱也是一种理解、尊重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进而相互帮助的精神。西方基于友爱理念建成了共同体，我深信在以和为贵的东方也完全能够建成共同体。

日本、中国和韩国应该在构筑东亚共同体中发挥核心作用，不仅要吸纳东盟（ASEAN）十国加入，还应该向朝鲜、美国及俄罗斯等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开放。然后，我们可以设立各种论坛，从成员国中选出数十名代表，就经济、财政、金融、贸易、环境、能源、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看护、福利、防灾及安全等各领域中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今后还可以建成类似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等常设议会及委员会。这看似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其实东盟已经建成了经济共同体。今后，如果日中韩三国尤其是日中两国能够在历史问题上取得共识，那么建成东亚共同体也不是说绝无可能。届时，对日本的要求就是，必须理解自身责任，并一直抱有谢罪意识，直到被遭受过日本侵略和殖民的一方宽恕为止。

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日本与中国所处的时代已发生诸多变化。但是，日中是一衣带水邻邦的事实从未发生变化。无论经济实力和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不管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日本或中国都不可能从地图上消失，日本与中国是永远的邻国。如果我们争吵，不仅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会破坏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事实上，50年前的联合声明已经指出：“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在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面前，日中两国价值观的差异根本不值一提。尤其当前，我们必须再次跨越价值观差异，推动日中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