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亮：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与决策本质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研究员尹晓亮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4期上发表《过程构建与关系利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全文约1.5万字）。

    日本的特殊身份与历史记忆共同造就其对核能具有“恐核”与“爱核”、“反核”与“拥核”的杂糅心态，且始终融贯于整个日本战后史。对日本“核污水处理”方面的研究，尚需从学理上解释与回应以下问题：一是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行为过程是如何被构建与推演的？二是在过程构建中，是什么因素“孕化”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三是从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行为中，能够体现其具有什么样的决策本质与政治哲学？回答上述问题，客观上需要在“霸权性行为”“制度性行为”“文化性行为”这三个解释框架之外探寻新的解释路径。

事实上，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是在其主导、设计和构建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孕育的，其决策权力是以关系本位为基础、利用过程中国家间关系“孕化”的。“过程构建”和“关系利用”的互动耦合及其演进，形塑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

“过程构建”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行为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时间维度上，事物的历史演进具有“时序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对于日本处理核污水而言，“时序性”是指从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到2021年日本决定“排污入海”之间，历时十年，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结构性”则是指日本在决定“排污入海”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排入大海的方针—允许范围内有必要排入大海（简称“排海”）—排海属于讨论范围—绝不排海的书面保证—排海是五个选项之一—政府否定排海—排海是两个选项之一—最终决定排海”等看似反复与矛盾的变化和转折过程。日本的“排污入海”目标就在这一过程构建中生成并孕育，且呈现从“蛰伏的目标”走向“公开的决策”的延展图式。在“排污入海”问题上，日本政府选择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持续渐进宣传与试探，以期达到“以托词弱化事实，以态度掩藏真相”的目的。

显然，日本为达到以“排污入海”方式解决福岛核污水的问题，构建出了一个“小步慢跑式”和“切香肠式”的处理过程。在国际关系中，日本构建的这一历史过程对其“排污入海”决策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日本通过“过程构建”孕育“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反过来“排污入海”的决策行为取向又产生于过程本身。日本最初采取的“海水冷却方式”成为其处理核污水的逻辑起点，而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又是解决核污水成本最小的方式，由此日本的“排污入海”目标就在过程构建中生成并孕育出来，并呈现从“蛰伏的目标”走向“公开的决策”的延展图式。其二，日本在“过程构建”中旨在实现“培养情感”并催生“集体认同”。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过程建构”的重要结果就是试图形成国内和国际最大化的“集体认同”。日本通过在态度上的反复变化刺激并稀释国际社会对“排污入海”问题的敏感程度，进而客观上提高国际社会对于核污水处理的试错容忍度以降低国际期望值，最终为其决定“排污入海”培养和形塑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社会心理与情感认知。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则可认为是关系性权力，权力在国家关系网络中得到孕化。日本在构建“排污入海”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了国家间关系的身份构建与确定，从而力求对内争取国民认可、对外谋求国际认同。日本将核污水排入海洋的决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将“排污入海”这一目的融入外交关系和对外宣传中的实践的产物。那么问题是，日本在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中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是如何被孕化出来的？

在百年变局中，日美两国在应对中国崛起的目标方面具有同向性。美国越来越迫切需要借助盟友日本这一不沉的航空母舰遏制中国崛起，日本则“日益倾向于紧密捆绑美国而强化对华制衡”，进而对冲“中国不断提升的地区影响力”。从关系力学角度而言，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对中美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为其获得更多机会与利益提供了广阔空间。日美同盟关系以及两国对中国崛起的共同制衡目标，客观上就成为日本获得重要权力资源的机会和平台。当表现为处理核污水问题时，对日本而言，与美国在政治外交上的合作是优先于中国的；对美国而言，使日本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亲密“伙伴”的策略选择就是进一步密切同盟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政治合作。因此，在三国的动态博弈中，日本为应对福岛核污水而采取的“排污入海”方式很自然取得了美国的政治支持。可见，关系和关系网络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孕化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

另外，IAEA和美国政府一样对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结果表示“认可和支持”。IAEA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日本选择的方法符合全球实践，并在技术上可行”。其实，IAEA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原子能保障监督机制，其自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双重身份定位”的内在缺陷。而且，“不排除美方通过自身在IAEA中的影响力来引导国际主流舆论，为日方不负责任的行为辩解开脱”。

综上，从关系互动角度而言，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主要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等主要关系平台中孕化的。此外，日本还借用其在东亚格局的演进、“印太构想”的实践、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实施等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谋求在国际社会获得对“排污入海”的支持。关系是孕化权力的平台，没有关系便没有真正的权力，权力“绝不仅仅是某个实体的物质性拥有物,而是必然通过相互关系才能表现出来”。

日本将核污水排入大海以谋求自身风险最小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对作为个体的日本而言是一种利益权衡下的理性选择，但是此举对于太平洋乃至人类地球环境而言，无疑将是一场“公地悲剧”。可见，日本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责任与包袱转嫁给全人类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恶行”。然而，日本对其“理性的恶行”却进行逆向宣传与辩解：一是通过宣传“别无选择论”营造“绝望者”效果；二是通过“核污水安全论”构建“信赖者”效果；三是通过“复兴福岛论”构建“负责任者”效果。

事实上，日本对自己“理性的恶行”的辩解仅仅是一种“自私的话语”、“漂白的话语”和“虚构的话语”。其原因，一是日本处理核污水方案具有多种选项，“排污入海”并非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选择”；二是福岛核电站区域的储存空间是充足的，并非是“无存储放置地”；三是处理后的核污水仍会含有氚、碳14、钴60、锶90等难以彻底去除的、科学已经证明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放射性物质残留；四是日本恶用现有国际法中的漏洞。

从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行为中得到的启示：其一，日本在外交设计上巧于通过“小步慢跑式”或者说“切香肠式”的润物无声方式谋求实现“大目标”与“大战略”。其二，日本决定采取以损害全人类利益来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排污入海”方式，不仅折射出其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的政治哲学，而且也是“理性的恶行”这一决策本质的外化表达。其三，美国和IAEA刻意淡化日本“排污入海”危害性的做法，不仅暴露了其在生态环保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逻辑，而且还表明其为获得现实政治利益不惜凌驾于人类生态环境与健康福祉。其四，日本对华政策的底色没有改变，并未存在“选边站队”问题，在制衡中国崛起上其始终与美国具有高度的同向性，只不过在经济利益上常常靠近中国而已。其实，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往往具有很强的“不可公度”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