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成员有金莹研究员、张勇研究员、吴限副研究员、张梅助理研究员、陈静静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发表《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全文约2.6万字）。

现代国际秩序被认为肇始于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确立了国际政治中应遵循的以会议和对话解决争端以及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重要原则，使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与此相对，华夷秩序以中华文明为中心，将周边国家纳入其中，通过“朝贡”和“册封”构建起等级关系，通过王道、德化等儒家价值秩序观维系体系的有序运转，发轫于秦汉，终结于晚清。日本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秩序，并由此形成其国际秩序观的原胚。16、17世纪以来，在中国封建朝代更迭、西方文明东渐等一系列内外冲击下，华夷秩序逐渐失去对东亚的统驭能力，历经震荡并最终解体。面对东西方两种秩序的碰撞，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选择了一条摆脱乃至颠覆华夷秩序、谋求“脱亚入欧”的道路。通过“贪婪地”摄取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日本积极地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在果断实现国际秩序观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后，尝试建立以本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此基础上角逐全球秩序霸权。

（一）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尊崇与游离

华夷秩序以东亚大陆中央王朝为核心，范围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等次区域，其内在演进逻辑是彰显王道、德化、兼爱、非攻等中华文化价值。华夷秩序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具有高度等级性，但又并非西方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以文明和文化亲缘性为衡量标准。在实际操作层面，通常采取“册封”和“朝贡”等手段来维持秩序，以此象征上下臣属关系。

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就曾向中国朝贡，汉光武帝赐予其金印。645年，身处华夷秩序中的日本实施大化改新，全面仿照中国律令建立起日本的律令制度，追随中国进入了制度文明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中，与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相比，日本长期特立独行，对中日关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抵制并最终挑战华夷秩序。日本对华夷秩序的游离态度，“恰恰是因为它相当充分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并尝试构筑“小中华体系”。

基于特定地缘政治建立起来的秩序形态，其辐射范围往往受制于地理和文化因素，这一点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早在1543年，葡萄牙商船就让日本确知了欧洲的存在，但日本对欧洲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知之甚少，更无法预见这一地区秩序最终会演变发展为影响自身与世界的国际秩序。此时，处于闭关锁国中的日本基于内外形势与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考量，虽对西方文明有一定认识，但总体上仍未脱离华夷秩序体系。

（二）“脱亚入欧”:由东方转向西方

从18世纪开始，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整个欧洲封建秩序。围剿法国革命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反法联盟通过创立维也纳体系，使欧洲均势得以重建。维持了长达几十年和平的欧洲大国，凭借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紧殖民扩张。而在东亚，伴随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衰落，华夷秩序逐渐解体。处于该秩序边缘的岛国日本借机而起，在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新地区秩序还是加入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之间摇摆，最终选择了后者。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给西方列强，在日本统治阶层引发巨大震动，形成锁国攘夷、以自我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以及主张开国、学习西方文明、融入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两种对区域秩序截然不同的判断。1853年和1854年，美国使节马修·佩里率领舰队两次闯入日本近海，以武力威逼日本开港通商，打破幕府闭关锁国政策。来自西方的正面冲击，意味着日本与一种极其异质的文化体系碰撞，促使其开始相对理性地接触、了解西方文明，并将其视为日本实现强国化所必需的课程。

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开国，可能被强行卷入19世纪国际秩序之中的日本，面对东西方两种秩序的冲突，开明派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东西方之间如战国乱世般的冲突，势必走向万国统一，最终结局不会是古代中国主导的东方秩序，而是西洋列强主导的西方秩序”。开国意味着日本将直面列强对峙的势力均衡原则和用国际法来约束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如酒井哲哉所言，对于面临开国的日本而言，不可避免地需以所谓“平等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力政治观念来代替华夷秩序下以道德统治为基础的政治观念。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政治精英对西方秩序有了进一步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倡导势力均衡关系的西方秩序，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强大军事实力，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经济实力及高度文明化是不可或缺的”，国际社会（秩序）将由西方国家集团主导，唯有“脱亚入欧”、融入国际社会才是日本唯一可行的道路。

以“明六社”“鹿鸣馆”为代表，日本掀起一场欧化风潮。福泽谕吉极力倡导日本学习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丛林法则”，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告别和侵略亚细亚东方之“恶友”中国。为确保国家的独立，半开化国应当以实现文明化为第一要务，出于这样的紧迫感，福泽撰写《文明论概略》一书，并积极倡导“脱亚入欧”论，支持欧洲型的文明（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文明”，进而形成日本化的军国主义“文明”。至此，“文明”演变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

基于上述考虑，明治政府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国策，其本质就是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西方列强为伍，征服和掠夺亚洲弱邻，以最终实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的目标。通过维新改革，从器物文明乃至制度观念，日本全方位地走上了西化之路。

这一时期，日本国际秩序观的转变就是在“东亚的地区性国际关系被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展开的”，其具体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亚洲国家变为西式强国，摆脱华夷秩序融入西方秩序体系。如井上馨所言，“我帝国及人民将如欧洲之邦国，如欧洲之人民也”。二是接受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德国铁血军政体制，并将其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神道及尊皇思想杂糅，汇成其新秩序观的理论支撑，以图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像欧美一样的强国。

（三）主导国际秩序:从追随到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以及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随着新老帝国矛盾的冲突和激化，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之际，日本抓住契机，与英国结成联盟，向同盟国宣战，趁机扩大自身在亚洲的势力。作为战胜国，日本在一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发言权进一步提升，于1919年1—6月参加巴黎和会，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签署了最重要的《凡尔赛和约》，同意建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主张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实行集体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理念，综合运用和平手段，以集体方式保障各国安全。这种制度理念成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理论基础。随后日本又出席了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就远东国际秩序、海军军备等问题展开磋商。日本借此跻身世界海洋强国之列，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列强承认，真正以“强者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

受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七年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动荡不安的日本为转嫁矛盾、摆脱危机，开始急于武装侵略中国进而征服亚洲大陆。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用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随后又宣布退出国联，单独废弃《五国公约》《伦敦海军条约》，由此标志着日本放弃通过融入国际秩序谋求帝国利益的“国际路线”。在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基本国策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在秩序观上否定了国际秩序中通行的条约和国家所享有的独立主权原则，确立拥有主导权的日本在地区秩序中的优先地位。日本由西方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秩序的挑战者。

日本所构建的“大东亚秩序观”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利用“联亚拒欧”“共存共荣”的所谓“东洋对西洋”的“抵抗逻辑”来迷惑亚洲国家，掩饰其与欧美霸权体系相对抗、争夺世界霸权之野心。第二，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观”，在日本文化深层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欲将封贡体系朝实体化方向推进，霸占式地重建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第三，日本在国际秩序观上的转换是实用主义的。在实力不甚强大时，日本依附利用强者，与秩序中最强者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强者参与秩序；当其实力强大时，日本转而以传统国际秩序为工具与欧美列强进行各种周旋，而“一旦手段奏效，便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并为加速实现其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然而，伴随着亚洲国家的觉醒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壮大，玩弄东西两大国际关系规则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受到来自亚洲和欧美的双向挤压而走向覆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