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随着安倍晋三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日本政局迎来重大变动。这与其说是“后安倍时代”的到来，不如说是日本“幕后安倍时代”的开启。安倍保留了国会议员身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再度引人瞩目。这里仅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做一观察和分析。

第一，安倍时代对华政策调整与中日关系现状。安倍的对华政策充满内在矛盾。从2006年起，安倍两度执政，其对华策略调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安倍2006年首次上任后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迅速实现访华，改变了小泉纯一郎任内因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领导人交往中断的局面。第二阶段，安倍2012年底再度执政后于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使野田佳彦内阁“购岛”事件后恶化的中日关系如雪上加霜。第三阶段，从2014年起，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安倍不再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努力谋求钓鱼岛海空危机管控，通过多边国际会议恢复了首脑接触。2017年以来，特朗普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呈现改善趋势，在中日双方努力下，以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为标志，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大阪峰会，似乎是这一阶段中日关系恢复的顶点。第四阶段，2020年3月以来，伴随中美关系趋于恶化，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安倍对华政策紧随美国，开始倒退。同年5月，美国发表对华战略方针报告，系统提出美国“全政府”（WOG）对华打压战略，安倍内阁也开始同中国拉开距离。日方邀请习近平主席2020年4月访日因疫情影响而延期，日本自民党内借口钓鱼岛问题、香港问题等出现反对中国领导人访日的不和谐声音，原安倍内阁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甚至公然把中国称为“威胁”，直至安倍辞职前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未通电话，中日关系明显“从温到凉”。

毋庸讳言，菅义伟执政前后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浓重的阴影。在政治关系方面， 2020年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李登辉去世后，安倍首相委托前首相森喜朗率团赴台吊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后，菅义伟曾表示担忧。在安全战略方面，安倍积极推动“日美澳印四国联盟”，形成对华地缘战略牵制。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日本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并放风称愿加入“五眼联盟”。在中国同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后，日印缔结《物资与劳务互换协定》。在经贸合作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日贸易一度大幅下滑，中国赴日游客急剧减少；日本政府效仿美国，禁用华为5G产品，并斥资鼓励部分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在人文交流方面，安倍内阁拟定的“2020综合创新战略草案”提出，强化赴日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审查，限制外国科研人员访问日本有关敏感大学及科研机构。这些做法均属前所罕见，必定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后继内阁或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其对华政策仍将带有两面性。首相继任者热门人选菅义伟在自民党内属于无派系政治家，曾是安倍内阁忠实的“大管家”，其之所以有望成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离不开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博之派”即安倍派和安倍本人的青睐与支持，未来其决策注定受到无形制约。菅义伟本人曾是安倍内阁内外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坚持安倍的修宪路线；他宣布将贯彻安倍内阁的政策，并非是所谓不得已之举，而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是安倍信得过的人。    

在历史问题上，尽管菅义伟本人未必会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内阁成员有可能前往参拜。在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上，菅义伟内阁很可能继续采取安倍内阁的对华强硬立场。与此同时，菅义伟也必须给自身稳定执政留有政策回旋余地。例如，在对外政策方面，菅义伟表示，要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稳定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因为，菅义伟虽获自民党各大派支持极有可能登上首相之位并暂时稳坐江山，但若他在2021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也可能被换马。

第三，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新影响。尽管中美矛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长远的，但两国之间仍有共同利益，美国不同领导人也会采取不尽相同的内外政策。无论安倍晋三还是菅义伟，都不能不密切关注美国大选结果并努力建立日美高层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如果特朗普连选连任，菅义伟在安倍原有政策轨道上推行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可能性较大。日本决策层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将迫使中国更加重视日本，日本没必要对华做出让步或主动谋求改善关系，反而可以从中渔利。相反，如果拜登获胜，近期内中美关系可能出现调整，对日本来说不确定因素将增多，估计日本领导人将首先要求拜登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从而塑造对日本有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战略格局。

无论特朗普能否连选连任，都可执政到2021年1月20日，在特朗普任内，菅义伟内阁将继续同美国加强战略合作及对华政策协调。其中，可能对未来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1）菅义伟内阁是否批准在日本部署美国中导系统？（2）日本是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系统？（3）日本是否继续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与中国争夺钓鱼岛？（4）菅义伟是否继续推进对抗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5）菅义伟是否通过安倍渠道与蔡英文当局加深关系？（6）日本是否继续伙同美国干预南海，推进所谓“印太构想”？

第四，中国的发展与外交努力对中日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推进和发展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是中国的既定外交方针。中国是仁爱之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日本政府、民间和地方友好城市向中国提供的捐赠防疫物资，中国媒体都给予了积极报道；当日本疫情蔓延时，中国政府、民间、在日华人华侨又以各种方式向日方捐赠了更多数量的防疫物资。中国是法治国家，坚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法规则处理两国的关系。中国希望中日两国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两国关系各项原则，推进与新时代相契合的中日关系。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霾并恢复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将为中日经贸回升创造有利条件。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显示，2020年5月日本出口总额同比减少28.3%，其中对美出口减少50.6%，而对华出口仅减少1.9%。如果菅义伟内阁真正把本国的防疫和经济回升放在首位，争取2021年办好东京奥运会，同中国加强合作就是符合逻辑的政策选择。只有疫情早日缓解，中日才便于实现首脑互访。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国。

中日两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应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发挥作用，共同维护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在防止气候变暖、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日两国领导人可通过2020年11月由沙特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韩国主办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场合，进行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第五，中日关系的未来既需要高层引领，也需要两国民意做基础。近十年来中日两国民间感情改善受到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朝野各界和广大民众并不真正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在这种背景下，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常态化被日方污蔑为“入侵日本领海”，必然会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又会导致日本对华显示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博得较高人气，政治选举的结果是对华强硬势力上台，从而使两国关系再度陷入结构性对立的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局面，促使日本对华民间感情发生根本改善，就需要中日双方通过对话，核实问题的真相，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对日方进行耐心细致、有针对性的解疑释惑尤其必要。那种认为实力决定一切或单方面“搁置争议”便可万事大吉的想法，都难以将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