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倪淑慧在《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发表《日本贸易逆差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全文约1.2万字）。

倪淑慧认为，日本贸易收支转向逆差是国内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财政政策因素引致的长期趋势，而金融危机后的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也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贸易收支逆差的速度。

一、日本贸易收支转向逆差是长期趋势

2006年以来日本经历了三次贸易逆差。第一次逆差是在2008年6月—2009年3月，历时约九个月。第二次是在2011年3月—2015年10月，历时55个月。第三次是2017年1月，后续顺差和逆差相互交替出现，到2018年，日本贸易逆差已高达0.99万亿日元。尽管这三次贸易逆差均发生在外生冲击或者原油价格上涨之后，但是笔者认为日本转向贸易逆差是长期趋势，并非短期现象。

首先，外生冲击和短期石油价格冲击会在多大程度上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冲击引起的汇率变动幅度，以及出口商有多大能力维持出口价格和市场份额，即出口商的依市定价（PTM）行为。金融危机后，日本出口价格对汇率波动不敏感，而进口价格随日元贬值同比上升，表明日本贸易进出口的价格弹性和汇率弹性经历了结构性的变化，而这些结构性变化促使日本迈向贸易逆差。

其次，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和财政状况是影响经常账户的重要因素，两者可以通过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结构和差额，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进而影响并决定该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同时，两者也会影响微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生产约束，改变微观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定价行为，使得价格弹性和汇率弹性呈现结构性变化。即价格弹性和汇率弹性结构性变化同样是国内长期人口结构和财政政策等长期因素决定的。

再次，贸易的基础是生产分工，一国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该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竞争力。受限于国内资源情况，日本将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外迁至中国等东亚国家，将高端技术部分留在国内，这使得其国内传统产业出口竞争力逐渐丧失，比如通用机械和电器设备，逐渐被韩国赶超。而这种相对竞争力的下降，必然导致全球对日本产品需求的下降。

最后，一国贸易收支受长期因素影响，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或者逐渐演变的一般规律。对此，国际收支阶段假说指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收入）的提升，贸易收支（净货物和服务项目）从初始的小规模逆差，转向小规模顺差，之后顺差持续加大，到一定发展水平后，顺差必将转向逆差，且规模不断扩大。将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放入更长时间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上述规律。二战结束后，日本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要素投入，只能依赖外部进口，贸易收支呈现持续逆差状态。随着经济的稳步复苏，日本依靠发展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20世纪60年代超过进口出现贸易顺差，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生产成本开始增加，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将中低端产业外迁至周边国家，将高端技术产业留在国内，维持了贸易收支顺差的状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外迁带来“空心化”，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且经济逐渐虚拟化，贸易收支顺差规模不断缩小，最终转向逆差。

二、日本转向贸易逆差的阶段判定

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会使收入等因素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发生阶段性变化，因此一国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的差异可以用于判定该国贸易收支方向。当一国出口收入弹性与进口收入弹性之比大于1时，该国的贸易收支通常处于顺差状态；如果收入弹性之比小于1，贸易收支则处于顺差规模缩小或者逆差状态。

1961—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收入弹性之比为2.42，表明当日本和贸易伙伴的国民收入同等增加时，日本出口增加额是进口增加额的2.42倍，这就使得日本在此期间的贸易收支呈现顺差，且规模不断增大；1971—1980年，尽管收入弹性之比有所下降，但仍大于1，因此顺差规模继续增大；1981—1990年，收入弹性比下降至0.7，表明日本的贸易顺差规模达到峰值并开始缩小，这段时间主要受日美贸易摩擦影响；1991—2004年，收入弹性比接近1，表明日本顺差规模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这个阶段主要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为带动国内工业化进程加大对日本的出口；2005年以后，收入弹性比下降至0.21，表明顺差规模缩窄幅度和速度进一步加大，推动日本的贸易收支走向逆差。

日本在现阶段转向逆差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引致贸易收支趋向逆差的国内因素持续了较长时间，比如日本在197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该比值已上升至26%，表明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远超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再比如持续的财政扩张，使得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政府债务规模都大幅扩大，2013年日本的财政赤字规模近4.95万亿日元，赤字率飙升至10%，同期OECD国家平均赤字率为4.8%。另外，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环境在短期引起日元“竞争性贬值”，改善了日本的贸易收支，但是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

二是国际相对竞争力变弱，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乏力。产业外迁至少在两方面对日本的贸易收支带来压力。一方面是产业外迁会导致日本资本外流，国内投资不足且缺乏竞争机制，反而会限制国内产业的发展，弱化日本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优势，出口产品技术优势的相对固定和密集度的相对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是在产业外迁的过程中，具有很强学习和模仿能力的迁入对象国可能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比如中国。以日本汽车产业为例，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本土产业链体系，成为日本对外出口强有力的竞争者。金融危机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都面临产业“空心化”问题，均希望通过“再工业化”提振制造业出口；德国始终重视实体经济，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而日本因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再加上内阁更替频繁，政党轮换，产业升级进展缓慢。

三是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加剧推动日本贸易收支走向逆差。首先，“逆全球化”表现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比如一国开放政策的反转或逆转，体现为国际要素流动面临各种障碍。这将给日本制造业升级带来很大挑战和压力，表现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障碍加大，将增加依赖原材料进口的日本企业的成本，而日本政府的政策空间有限。因此，日本要提升产品的对外竞争力存在困难。其次，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贸易摩擦必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贸易伙伴，占其对外贸易额的近40%，进入拉锯战的中美贸易摩擦将极大影响日本贸易收支。在雁型发展模式中，日本同中国等东亚国家通过分工合作形成了对外贸易产业链，中国等东亚国家从日本进口零部件，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美国的贸易限制不仅会降低中国的出口，也会影响中国与日本等贸易伙伴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美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并不会将其转为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在短期内，这部分贸易将转移至美国周边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尤其是2018年9月美墨加签署三方协议，将贸易转移至这些国家对美国更为有利。从长期来看，中国已经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低端产业转移至印度、越南等东亚国家，未来很有可能替代日本成为东亚产业链的核心，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未来大概率将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国，而不是日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