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汪鸿祥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全文约2万字）。

汪鸿祥认为，公明党作为日本联合政权的一员，对日本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90年代进行分化重组。1999年参加联合执政以来，其政党结构成分、国会形象、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自民党的关系、安全保障政策、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鸿祥在文章中指出，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架桥铺路，邦交正常化后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近年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公明党坚持“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与民众一起”的根本方针没有变。公明党的主要政策特征是坚持和平主义和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一、公明党的对华政策与实践

公明党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对华友好。公明党作为对华友好的政党，无论是在野党时期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野党时期，公明党就确定了对华友好的政策，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执政党自民党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执政党时期，尽管中日关系风云多变，但公明党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而且不断地对联合执政的伙伴自民党内背离中日关系正确方向的言行施加压力，进行牵制，并从执政党的立场出发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了大量沟通工作。

公明党对华政策与实践有一个形成和发展以及调整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明党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形成于60年代后期，其重要表现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架桥铺路，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1968年9月8日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学生部第11届大会上发表了《光荣属于战斗的学生部》的演讲，明确提出了解决日中关系问题的三点建议：（1）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2）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发展日中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被称为“池田倡言”。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的人间主义与和平主义理念，其根源是佛教思想。“池田倡言”在国际上冲破了两极格局的束缚，在国内打破了佐藤内阁亲台反华的外交方针，超越了原有的日中民间交流范围，壮大了日中友好的力量。自民党内有影响力的一些政治家，如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等都对这个倡言表示了高度关注，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也对池田提出倡言这一富有勇气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池田倡言”奠定了公明党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础，成为公明党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针。1969年1月，公明党大会通过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文件。关于对华政策，文件明确提出：（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2）积极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3）所谓北京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予干涉；（4）废弃“吉田书简”；（5）强力促进政府间贸易；（6）积极进行日中文化交流，同时希望实现日中首脑会谈。公明党这一对华政策，对于促进日中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当时公明党对华政策中有一定保留，关于台湾问题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日台条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亲台势力的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国内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1970年12月成立了以公明党为中心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有力地开展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民众运动。1971年初，公明党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确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971年3月，中国国务院外办日本组负责人王晓云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率团访日，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进行了会谈。这是公明党与中国正式交流的开始。会谈后，竹入义胜发表谈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主张美军从台湾撤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进一步表明必须废除“日台条约”。

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1971年6月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会见。7月2日，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与公明党访华团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五原则”。其内容是：（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4）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5）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复交五原则”的提出，表明公明党正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对华政策。此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尼克松访华，第四条和第五条原则事实上得到解决，“中日复交五原则”变成“中日复交三原则”，后来成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重要基础。1972年5月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访问北京，周总理在会见时表示，欢迎下一届日本政府的代表访华。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诞生。公明党在田中内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1972年7月25日，公明党代表团第三次访华，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事项，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根据会谈内容，形成了联合声明的八项草案和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要点。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笔记（称为“竹入笔记”），回到日本后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日本政府以“竹入笔记”为基础，制定了日方的联合声明草案。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由此可见，当时公明党虽然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是实行对华友好的政策，以民促官，对执政党自民党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自民党对华政策的转变，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公明党对华政策不断发展，其重要表现是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公明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继续发挥日中友好的桥梁作用。公明党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友好团体之间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关系，并频繁地派遣代表团访华。随着中日之间友好交流的日益发展，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提上了两国的议事日程。1974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时，明确转达了中国方面希望开始缔结条约谈判的意向。但是，当时日本三木武夫首相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使得缔约谈判止步不前。同时，公明党内部关于反霸权条款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

1976年，中日两国内外局势都发生重大变化。福田赳夫就任首相后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表示了积极态度。在此过程中，公明党也表明了积极促进条约早日缔结的态度，并再次成为两国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公明党于1977年1月和1978年3月两次派遣代表团访华，促进缔约进程。

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8月12日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日，中日双方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在长达六年多的缔结条约谈判过程中，虽历经波折，但公明党秉持对华友好方针，积极进行沟通，再次发挥了日中两国之间友好桥梁的作用，与中国政府加深了信赖关系。

进入8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迅速发展。1979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从1980年到2008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3万亿日元以上的贷款和约300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促进了以贸易、投资、援助为支柱的中日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同时，中日政治关系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982年中国总理访日时，提出了中日关系“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三原则。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双方同意增加“互相信任”的原则，形成了“中日关系四原则”。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教科书事件、钓鱼岛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事件等。在新的形势下，公明党仍然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方针，与中国有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发展和加强与中国的交流，继续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时期公明党对华政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随着中日两国政党交流的制度化和长期化，继续发挥两国之间沟通的作用；（2）针对这个时期中日之间发生的问题，从友好大局出发，表明自己的态度，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

整个80年代，公明党虽然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一般在野党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执政党自民党对华政策的不足。这一时期，公明党代表团频繁访华，与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谈，通过公明党这个重要渠道，中国政府关于重大问题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及时说明，以消除日本及国际社会的疑问和担心，抑制日本保守势力。

（三）在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形势下，公明党始终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坚决反对不利于日中友好的言行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苏联解体，中美日三国的“共同威胁”随之消失，美日两国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进入了结构变动期。中国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力不断增强。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进入了战后最长的“经济低迷”时期。同时，日本政界出现各种分化改组，新保守势力开始抬头。随着中日两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战略等领域的竞争加剧，两国国民感情上的对立情绪上升，这是中日结构变动期的基本内容。

在中日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公明党仍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方针。199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天皇访华。公明党的市川雄一书记长对天皇访华和天皇访华时的讲话明确表示，“御言”明确了侵略中国的日本的责任，不仅考虑日本，而且考虑今后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政府应该拿出正视历史的勇气。公明党明确地表示了正视历史、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有益于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90年代末公明党成为联合执政的成员以来，不仅在日本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明党虽然处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地位，虽然某些政策趋同于自民党，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受自民党的影响，保持对华政策的独立性和连贯性，坚持对华友好的一贯方针，并对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的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对自民党的部分保守政治家背离中日关系正确方向的言行施加了压力，进行了牵制。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后，关于首相任职期间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征求公明党的意见，公明党的冬柴铁三干事长代表公明党明确表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存在恶化日中关系的危险，必须坚决反对。小泉在担任首相期间，无视中国民众的感情，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导致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五年多，两国政治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众感情和舆论也严重恶化。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公明党始终一贯地坚决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对自民党保守势力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牵制作用，并为解决问题、改善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坚持日中友好的基本方针，围绕两国关系问题向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阐述和表明公明党的立场。2005年2月，公明党为了改善处于紧张状态的日中关系，决定在党内设立现代中国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围绕日中两国的经济、政治、安全保障、历史认识、台湾问题等展开深入研究，并通过公明党有关报刊表明其坚持对华友好的立场和主张。

再次，积极参与日中两国执政党之间的交流，尤其在两国关系困难时期，积极发挥了政党外交的重要作用。2006年初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期，公明党的井上义久政调会长和自民党的中川秀直政调会长一起访问中国，参加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2006年底又在东京举行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这个交流机制作为中日政党交流的制度实现了长期化的发展。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内容，涉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交流的各个领域，通过政党之间的磋商，对于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有，积极推进两国首脑的互访和交流。在公明党的积极推动下，2006年9月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10月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此后，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迎春之旅”，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在这些中日首脑的互访中，公明党始终主动配合，积极促进。此后，尽管中日关系风云变化，但是公明党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方针，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健康发展排除障碍，积极沟通，继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公明党的走向与中日关系展望

公明党在建党50周年的2014年出版了《与民众一起——公明党50年的历程》一书，对公明党50年发展历史做了回顾和总结。该书卷首照片第二页刊登了池田大作的照片，并在图片说明中明确介绍池田大作是公明党创始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970年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以后，长期以来公明党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过多谈论与创价学会的关系。该书的出版表明，公明党和创价学会摆脱了长达40多年的所谓“妨碍言论出版”的无形枷锁，显示了公明党的自信以及对待“政教分离”的基本立场。该书还特别强调了公明党始终如一的根本方针：“与民众一起对话，与民众一起战斗，在民众之中共亡。”

2016年10月，公明党特别顾问市川雄一在《公明新闻》上发表《何谓中道政治》一文，强调了“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市川指出：“公明党建党（1964年）以来，一直提倡中道政治。何谓中道政治?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生命、生活、生存的人间主义，这就是中道的理念，基于这个理念的政治实践就是中道政治。”并进一步指出，所谓中道政治“就是符合国民常识的政治决定”，表明了公明党始终坚持中道理念的基本立场。公明党的中道主义在内政外交中主要体现为中间道路，不偏不倚，保持平衡。公明党在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中也是实行“中道主义”，有妥协，有争论，不偏不倚，保持平衡。

公明党实行中道政治的深层原因和思想根源，在于其成员所信奉的大乘佛教的中道理念。公明党的中道理念，对于今后公明党对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注意保持平衡的公明党对华政策，将在日本对华政策中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有利于实现中日关系平衡稳定的发展。

根据公明党5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公明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可以说公明党的政策主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坚持和平主义，二是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之所以长期以来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其和平主义的理念。公明党的和平主义理念，对于今后公明党对华政策的走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和平主义的公明党，将会继续进行对华友好和平的政策实践，抑制破坏中日和平友好的势力。

2012年12月公明党和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后，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公明党与自民党重新开始联合执政。但是，安倍晋三在国内推进行使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和鼓噪修改宪法，在国际上以日美同盟为主轴，推进全球范围的日美军事合作，强化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并在历史问题上参拜靖国神社，在领土问题上也采取强硬的姿态。以中日之间存在的政治互信缺失为背景，中日两国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进一步对立，中日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在中日关系的严重困难时期，公明党坚持对华友好的政策方针，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明党山口那津男代表等公明党领导人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再次发挥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沟通作用。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机。2014年11月10日北京APEC会议期间，举行了中日首脑会晤，迈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中日首脑会晤前三天的11月7日，经过中日外交部门的交涉，两国之间达成了“四项原则共识”。 有人认为，“四项原则共识”对中日关系中最大障碍的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盖上了盖子”。进入2015年以后，中日关系改善的步伐没有停止：4月印尼亚非峰会期间举行了第二次中日首脑会晤，11月在首尔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总理会晤。12月初，公明党井上义久干事长和自民党谷垣祯一干事长一起访华，重新开始了2009年中断以来的执政党交流。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9月5日晚，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晤。习近平指出：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2016年，中日关系继续处于合作沟通与博弈斗争并存之中，这种新常态还会持续下去。

展望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内外环境依然处于复杂的流动状态，中日之间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研究者提出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是维持现状，第二是关系恶化，第三是合作共赢。我们应该极力回避第二种选择，积极实现第三种选择。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合作共赢，关键是要增进中日两国的互相信赖，消除互相不信。

在今后的日本内政外交中，公明党将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在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公明党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依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明党作为日本的联合执政党还将继续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对华友好的政党将对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依然能在两国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的重要作用。其次，公明党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创价学会依然是公明党的后援团体，因此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日本民众的声音，当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民众发展日中友好的愿望。再次，公明党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日本民众的愿望，也是中国民众的愿望，公明党与中国具有实现和平的共同目标。公明党的存在，有利于抑制日本国内破坏和平的保守势力。而且，公明党参与联合执政以后，虽然在现实政治中需要对自民党做出一定妥协，但在必要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以联合执政的伙伴身份可以对自民党的保守势力施加压力，进行牵制。公明党与自民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因此，公明党依然能够发挥其他政党不能发挥的作用，对保守势力的“暴走”依然能够发挥“刹车”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