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发表《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全文约1.5万字）。

门洪华认为，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门洪华在文章中指出，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呼唤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面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诉求，面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大国博弈，面对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巨大变革，中国不仅需要在开辟大国发展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奋发有为，更应该思考如何建构面向未来的外交理论体系。由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运而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4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这就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

党中央推进的一系列外交思想与理论创新，集中回答了在21世纪初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目标、路径选择、政策导向、战略部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普遍关切。型构中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展示了中国立足基本国情、把脉世界潮流、直面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谋划能力，以及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未来的非凡勇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聚焦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以中国特色为根本，以大国定位为基石，以和平主义为底色，以合作主义为路径，以共赢主义为指向。上述中国系统化的外交理论创新，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积极、包容的精神和大度的大国姿态处理国家间关系，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相互理解，这也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对日外交。毛泽东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我们两国的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周恩来也指出，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和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受到影响。

如何稳定中日关系，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邓小平强调：“我们应该把中日关系放在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2016年9月5日，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历史渊源复杂，现实利益冲突交织，未来相互制约影响巨大，因此对日公共外交面临着格外的难度。我们必须准确判断日本的战略趋向，深入把握中日国情与舆情，以稳定和逐步发展中日关系为目标，明确在公共外交领域加强工作的方向、原则，并提出创新性的举措。这包括：

（一）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构成互为因果、相互牵引的辩证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由党中央提出并长期秉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胡鞍钢等就此指出，对中国而言，统筹两个大局这一大战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实现人和。

中国崛起的溢出效应引起世界密切关注，诸大国及中国邻邦自是见微知著，中国国家形象面临新局面、新挑战、新考验。针对国际上的各种反应，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具备一种全方位的策略，进行整体规划。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既是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应是国家形象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形象建构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其对于自身的态度。国家形象建构的最高目标，对内在于国民的福祉，对外在于寻求信任、理解与尊重，其根本还在于前者。推进对日公共外交，需要在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中国软实力建设，加强国内文化建设，优化发展模式，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并大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构可预期、建设性、包容开放的和平形象，逐渐减少、弱化日本等邻国对中国的曲解、误解和恐惧感。

（二）秉持战略耐心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性改变，中西文化之间已出现了一种“攻守易形”的大趋势，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我们应冷静看待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难题，对待外界不同的声音保持战略耐心。国家形象建构从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长期过程，一旦与短期或功利性目标相关，就会有揠苗助长的风险。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面向未来，中国应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温和形象，秉持不诱于誉、不毁于非的大国气度。杜维明指出：“面对西方，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面对中日困境，我们要保持充足的战略耐心，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相信公共外交在困境之际尤能发挥积极作用。

（三）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

民众心理沟通是中日关系最为基层、也最为基础的工作。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沉重历史，我们要从基础上加强相互理解，客观看待自己和对方，其重要前提就是承认双方在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尝试换位思考。近年来中国赴日本旅游、购物的游客大量增加，一方面他们通过实地观感改变了对日本的认知，另一方面他们的到访也促使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积极的变化，相互交流的深入和广泛正在改变着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

在大力促进两国人员往来的同时，有必要选择精英路线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发展路径。政治家对对方国家的好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走向。近年来，中日两国新生代政治家开始走上执政前台，使得两国关系的相互认识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的新时期。我们要大力创造条件邀请日本年轻政治家到中国访问调研，为培养知华派政治家未雨绸缪。与此同时，还要将眼光转向日本的社会精英（包括商界精英、学界精英、媒体精英等），高度重视他们影响社会舆论和民众思维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日本调研中发现，因受文部科学省的“指导”，培养精英阶层的国立大学不能设立孔子学院，可见日本的孔子学院将很难影响日本主流社会意识的变化。那么，如何影响日本的精英阶层，进而影响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我们认为有一条路径是可行的，即涉及孔子学院总部2012年设立的“孔子新汉学计划”定位问题。该计划包含六个项目：中外合作培养博士项目、来华攻读博士学位项目、“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项目、青年领袖项目、国际会议项目、出版资助项目。笔者认为，该计划应严格遴选，逐步实现向国外精英阶层的有力渗透。在此，日本外交史学家松田武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他指出，二战后美国之所以对日本拥有较强的软实力，正是通过对精英阶层的渗透所达成的，产生于政府—财团—大学三者之间的裙带关系影响深远，美国通过这三者的关系培养了日本的精英阶层，其结果使日本在精神和心理两方面都产生了对美国软实力的半永久性依赖。

在具体策略方面，新汉学计划应树立高端品牌，致力于成为培养精英的奖学金项目，通过有效推广，赢取较高的世界知名度，使获得该奖学金的学者视其为很高的学术荣誉，并逐渐形成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对中国友好的社会精英阶层团体。具体操作方面，英国罗德奖学金、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等的运作模式，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局层面上思考与国外精英阶层建立更加密切的往来，可参考美国富布莱特计划，在教育部设立高端教育交流项目；参考美国国务院国际来访者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在外交部设立国际访问计划；参考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在教育部设立精英学者项目，全面展开对外思想文化宣传工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提供新的路径。笔者此前曾提出类似建议，2015年开始实施的“知行中国”—完美世界中美青年菁英项目颇具开创性，该项目每年邀请15—20名美国精英来华研修，参加者年龄在32—45岁，在各自工作领域已具备一定领导能力及经验，热爱中华文化，有志于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研修周期为四周，其中一周为专题研讨及语言与跨文化培训，内容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两周单独在中国国内访问，开展深度调研，最后一周集中总结。实施两年来，该项目取得了积极效果。笔者有幸与参与的该项目的美国精英进行了深入交流，深感其意义重大。我们可以此项目为参照，促成中日精英交流项目。

（四）秉持客观立场，进行解释和宣传

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并不了解，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深具误导性和片面性。澄清日本社会对中国现状的各种误解、解释好中国政策、促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对日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我们一方面要秉持客观立场，提供辩证性的中国解释，告诉日本公众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同时对歪曲事实或恶意抹黑的宣传报道要针锋相对。其间，我们要将日本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右翼分子区别开来，高度重视并强化舆论的导向作用，注意战略策略，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新阵地作用，坚持真实、客观、全面的原则，树立可靠、可信、可敬的国家形象。

（五）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推进“一轨半”交流机制建设，积极开辟更多战略对话渠道

专家学者是社会公信力较高的群体，与政府和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公共外交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学术交流的政治背景不明显，专家学者的观点比较客观，因而易于被公众所接受。我们应积极开辟有影响力的第二轨道，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一轨半”（Track 1.5）交流机制建设，围绕阻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疏通中日交流的渠道，邀请日本年轻政治家到中国访问交流，为他们了解中国多辟途径；共同开展日本发展经验教训的研究，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中日之间相互的积极认知；着力推进教育、文化、科技、地方、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