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友骏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发表《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全文约1.8万字）。

陈友骏认为，自2017年1月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始终坚守“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治承诺，在全球治理、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移民政策、对外关系等问题上彰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强烈政治色彩。受其影响，战后不断发展并得以巩固的全球政治及经济体系受到一定冲击，全球贸易自由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国际合作与地区局势的非稳定性因素持续增加。

在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主义”对外政策同样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也突出表现在美国与其亚太地区最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双边关系上。从最初的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加大力度迫使日本积极配合普天间基地的冲绳县内搬迁，再到逼迫日本大幅提高驻日美军的军费负担，以及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支付不合理的附加关税等，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治行为显然已对安倍政府的对美政策构成极大压力。尽管如此，从表面上看，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负面走向，当政的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也是基本保持了“对美一边倒”的政治立场，甚至还时不时对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谄媚，以赢得后者的政治支持与美日关系的稳固发展。

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治原则就是“美国优先”，一切以美国利益为政策决断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特朗普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就不断宣扬“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以吸引美国“反建制派”及部分普通民众的关注。就任总统一职后，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均全面贯彻执行了“美国优先”的第一原则，将其视为利益判定及政策制定的圭臬。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所强调的“美国优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内涵也不完全类同于战后多位美国总统所主张的“美国优先”原则。简言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是指美国在全球秩序中领导地位的优先，而是美国利益在全球利益中的优先；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不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的关键核心利益”。基于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利益至上为基础，其本身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传统政治范畴。特朗普对国家利益的基本认知与判定决定了其一切行动的范式与风格，致使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难以摆脱现实主义的藩篱，进而显现出保守化、极端化的倾向，主要凸显在三个重要方面，即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军事政策的“强军主义”以及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

因拘囿于“美国优先主义”的理念障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及贸易政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保守化发展，相较奥巴马政府的对日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各项对日政策更突显单边化、内向化的特征。

第一，在对日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秉持“孤立主义”，主要表现为显著的单边化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特朗普政府在TPP问题上的独断专行可视为其对日单边主义的“首秀”。

第二，美国对日军事政策的战略方针始终强调“成本分担”的现实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对日军事政策可以归结为“三大诉求”。其一，要求日本增加对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帮助美军更为舒适且更为“合情合理”地驻扎日本，其中也包括要求安倍政府积极配合，稳妥推进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冲绳县内搬迁工程等；其二，要求日本积极提升军备实力，扩大武器进口及相关支出，尤其是扩大对美国军事装备的进口，以增加美国军工企业及国防事业的收入；其三，要求日本在美国亚太及全球军事政策上实施驰援，并在特定方向上扩大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军事战略覆盖范围，确保日本相关军事政策及战略与美国在亚太及全球的战略部署及政策实施保持步调上的高度一致。

第三，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旨在寻求对日经济合作的利益再平衡，通过构建新的美日利益分配模式，进一步稳固、扩大美国在对日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对日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迫使日本在经贸发展的理念上认同并支持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公平贸易”原则；其二，要求日本主动实现美日贸易的再平衡，降低或消除美国在对日贸易中的不合理贸易赤字；其三，逼迫日本启动与美方的双边性FTA谈判。

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政策施压，应该说，安倍政府并没有完全陷入被动状态，而是在守住自身利益底线的基础上，竭尽所能地给予了美方可接受的让步和妥协。简言之，就是“合而不从”，即有限度地提供合作，但并不完全地顺从或屈从于特朗普政府的“外压”，在特定问题上坚守自身的核心利益，见缝插针地展现其战略自主性。当然，日本也没有忘记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表述来解释自身的这一应对方式，即“巩固并提升”日美同盟关系。从板块划分上，大致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三个方面管窥安倍政府的主要对美政策布局。

第一，积极维护美国盟友的政治身份与特殊地位，坚定捍卫日美同盟的政治功能与影响力。安倍政府极为顾及美国在日本政治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主义”的政治思维，并竭尽所能地给予特朗普及其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各种特殊的“优先”安排。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全力支持美方提案，试图将日美同盟关系的覆盖范围由安全扩展至经济等全领域。其一，积极实施对美的经济妥协，以维护日美关系的发展大局；其二，积极动员日企扩大对美投资，扩大日本在美国的经济布局和战略利益；其三，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中，与美国紧抱在一起，试图构建以日美合作为基础的新规则制定联盟。

第三，“诚恳”接受美方的对日军事要求，并借机逐步提升日本的防卫实力与安保战略。其一，增加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份额，稳固美军驻扎日本的经济基础；其二，大幅增加军事预算，扩充购买并改装美国军事设备的资金来源；其三，竭力维护美国战略盟友的高大形象，避免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其四，以日美同盟为行动基础，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对美军的战略驰援，扩大日美同盟的活动半径和战略指向；其五，加速“军事大国”的建设步伐，积极创造国际合作空间。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强力施压，日本的因应而动可以用“迎合”“妥协”“让步”等来概括。但在强硬、任性的特朗普面前，安倍政府在若干细节之处展现的战略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日本对美“合而不从”的政策主基调。这突出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三大板块。鉴于特朗普政府的对日思维及相关政策，以及日方所做出的因应之变，未来美日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若干发展趋势。

第一，“合而不从”的底线思维将得以延续。概言之，现在及未来的日本对美政策将主要表现为合作倾向，但并非是百分之百的顺从抑或屈从；相较于以往，日本对美政策会有更多的平衡，展现出更多的战略自主性。这尤为表现在经济和军事两大板块。首先，在美日经济关系中，美国将依托更多的政策施压，攫取并扩大其在对日贸易和经济合作中的现实利益，突出表现为要求日本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降低汽车等主要工业产品的进口标准、进一步扩大日本国内保险业及金融业的对美开放，帮助美国企业获取甚至确保在日本市场的一定份额。其次，在美日军事关系中，特朗普政府会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及共同防卫责任，即借助更多的日方支持来维系或进一步武装美国的军事力量。

第二，特朗普政府将在更多层面受到源自日本的“反向”压力。日本积极在全球及地区层面推动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的政治进程，这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对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形成掣肘，并使后者着实感到一定的政治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