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玉来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发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全文约1.7万字）。

张玉来认为，“安倍经济学”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张玉来在文章中指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其改革成效也饱受争议。遵循通货再膨胀（reflation）学派的改革设计、放弃传统的凯恩斯式财政刺激，是此次经济改革的核心特征。它试图通过宽松金融、适度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等所谓“三支箭”的政策组合，让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重新回归增长之路。2015年9月，“安倍经济学”又宣称步入第二阶段，安倍内阁特别将人口增长和完善社保等纳入改革重点。如今的日本经济，仍难言已彻底摆脱通缩状态，但在改革推动下，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已明显加速并出现诸多新的趋势。 

（一）告别传统改革路线的“安倍经济学” 

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经过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特别是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日本最终解决了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不良债权与资产负债表失衡等问题。但是，依赖财政刺激所导致的财政问题却愈加严重，2001年日本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5.5%，2013年更攀升至6.9%。加之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形势日益严峻，使得长期依赖凯恩斯式财政刺激政策手段的日本政府逐步陷入了政策困境。2006年后，日本政府把经济改革的重心转向依赖增长战略，在七年之间推出了七项经济增长战略。但是，改革成果却乏善可陈。基于此，2012年第二次组阁的安倍晋三大胆地改弦易辙，接受通货再膨胀学派的政策观点，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被统称为“安倍经济学”。

通货再膨胀理论是“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打着“经济最优先”旗号的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日本政府特别聘任为内阁官房参事的两位经济学者均为通货再膨胀学派——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和曾在财务省任职的本田悦朗。不仅如此，受聘为日本银行副行长的岩田规久男、日本银行的政策委员原田泰等，也都是日本学界通货再膨胀学派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安倍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核心影响力，特别是主导着日本央行的政策方向。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突出观点是，强调以非传统金融政策让日本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如滨田认为，日本经济的病因有三——长期通缩、收紧的金融政策和容忍日元升值，为摆脱长期通缩状态，就必须设定通胀目标，实施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他还指出，日本经济的实际运行一直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之下，这是因为金融政策过度紧缩导致了日本经济难以发挥出真正实力，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平衡币值超高的日元汇率，也就是把印钞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另一位内阁参事本田悦朗，有着财务省官僚的任职背景，他与首相本人也建立了良好个人关系。对此，安倍也在多个场合直言不讳:“原财务省官员本田给予我很多关于摆脱通缩的好建议。”本田一直严厉批评白川时代日本银行的相关措施，甚至提议修改《日本银行法》，把“就业最大化”作为日本银行的政策目标之一。他建议安倍首相首先制止日元升值态势，“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克服日元升值，这有利于摆脱通缩和增加税收”。

作为日本银行副行长的岩田，一直被称为日本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第一人”。他提出:“只要日本银行加大货币供给量，就能让日本摆脱通缩。” 关于金融政策，岩田认为，即便股价出现了泡沫，只要通胀率仍在政策目标范围之内，就不应收紧金融政策。与本田观点相近，岩田也认为日本银行应承担日本经济长期通缩的主要责任，提出央行应该设定中期物价上涨率目标，为此，甚至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岩田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克鲁格曼、伯南克、滨田宏一、原田泰、竹森俊平、伊藤元重、野口旭等人的支持。

在确立了金融宽松的政策方向之后，安倍晋三特别选定有财务省背景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作为“操盘手”。2013年4月，新任日本银行行长的黑田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在日本实施一场大胆的金融革命，并将其命名为“异次元政策”新政。一场“量”“质”并举的超级金融宽松政策在日本正式落地，被称为“异次元宽松”。

此次黑田金融革命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即在两年之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以此来助推日本政府所确立的经济改革目标——彻底摆脱长期通缩、恢复日本经济增长。日本银行的这一金融改革，设计了三大政策传导途径：（1）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和ETF、J-REIT等金融产品，降低长期利率并使风险资产出现溢价效果，从而降低企业与家庭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而推动企业和家庭的消费与投资；（2）通过由央行购买市场上的国债，让原有国债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转向股票、外国债券、贷款等能获得更高收益的资产投资，形成资产组合的再平衡效果，从而实现为新兴产业或增长型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或风险投资；（3）通过央行大规模购入资产，彻底改变市场与经济主体的心理，进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家庭部门更倾向于购入耐用品和进行住房投资。 

（二）“安倍经济学”实施过程中的结构失衡与重心转移 

从改革的框架设计来看，“安倍经济学”有其合理性：一是金融宽松先行，彻底扭转长期以来的日元升值态势，让出口型企业率先改善盈利状况；二是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复苏，让改革惠及国内企业，“两箭”之下，获利企业将扩大雇佣、提高工资、加大投资，从而推动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三是大力推进结构改革，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并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令日本经济彻底复苏。但是，在实际推进与实施这一经济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结构失衡、“金融独行”的局面，结果导致虽然企业部门状况大幅转好、就业形势改善，但受提高消费税率等诸多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并未出现全面转好的迹象。对此，2015年9月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迫不及待地射出新“三支箭”，高调宣布“‘安倍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二幕”。由此，日本经济改革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创造和稳定日元贬值环境，是日本银行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前的2012年11月，日元汇率曾攀升至历史最高的1美元兑70日元。在安倍誓言将努力让日本彻底摆脱长期通缩之后，日元便迅速步入贬值通道。2013年1月下旬，日元汇率降至1美元兑90日元；日本银行宣布“异次元宽松”政策之后，日元汇率快速下探到1美元兑100日元水平，到2015年6月5日甚至跌破了1美元兑125日元。日元迅速贬值，极大推升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盈利。以作为日本出口支柱的汽车产业为例，2014年度，除大发之外的七大汽车厂商的营业利润合计增长了5828亿日元。而且，出口汽车数量越多、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受日元贬值的正面影响越大。比如，丰田营业利润增加部分有六成来自汇率作用，富士重工若扣除日元贬值因素，甚至是收益减少。

然而，事实上日本银行的政策效果正在不断衰减，不仅2%的通胀率遥遥无期，日元汇率似乎也在“变调”，其政策空间开始受到质疑。迄今为止，日本银行的金融宽松政策已实施了四轮：（1）2013年4月的“异次元宽松”；（2）2014年10月的“追加宽松”，基础货币供应量提升至每年80万亿日元，国债购入规模也扩大至80万亿日元，持有年限延为十年，对ETF和J-REIT的购买量也扩大三倍；（3）2015年12月的“补充措施”，把国债持有年限扩大至7—12年，为企业设备投资和人才投资提供支持；（4）2016年1月黑田出人意料地宣布引入“负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底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恶化、日元汇率呈不断走高之势。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银行此次导入负利率政策的真正背景。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已经突破300万亿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国债已占到政府发行额的1/3，预计到2017年底将达到极限状态。但是，仅靠“央行独舞”，显然是难以获得改革成功的。 

财政刺激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就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在此背景下，表面上看，第二届安倍内阁以来日本的预算规模似乎在不断增加，但事实是，若把补充预算与年初预算加总的话就可以发现，日本政府预算规模并没有什么增长。决算数据更证明了这一点，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决算分别为100.2万亿日元和98.8万亿日元，均不及2011年度的水平。

除了财政实际支出没有增长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预算执行效率问题。如何更高效地执行预算，已被安倍内阁作为财政政策领域的重要着眼点。自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的预算执行力就大打折扣，如2011年度决算后出现了9.3万亿日元剩余金，2012年度更高达10.7万亿日元，安倍执政后有所减少，但仍然超过5万亿日元规模。预算只有落实到位，才可以发挥刺激经济的效果。在通过2016年度预算之后的记者会上，安倍表示，“需要早日执行预算，将尽快向麻生太郎财务大臣发出指示，命其如有可能提前实施”。

在“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经济增长战略更着眼于中长期视角，其核心是通过推进一系列结构改革，攻克少子老龄化难题，提升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然而，由于日本银行实施金融政策之后很快就发挥了作用，日元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向好，导致日本政府形成了过度依赖金融政策而怠于改革的局面。在日本银行2%通胀率的改革目标一再推延、金融政策空间不断收窄之后，经济增长战略再度备受瞩目并成为改革的重心。新“三支箭”中的“出生率1.8”“护理离职率0”都需要系统而深入的结构改革。

2013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复兴战略——重塑强大日本（日本回归）》，除了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名义GDP年均3%的增长之外，还详细拟定了支柱政策——《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和《国际拓展战略》等。最重要的是，这些计划都设定了关键业绩指标（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进行进度管理，还建立起质量循环管理体系（PDCA）。2014年6月，日本政府又对这项战略规划进行了修改完善，推出了《日本复兴战略》（修订版），提出要强化日本的赢利能力，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法人税率、掀起机器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迄今为止，安倍内阁的增长战略改革已经触及多个领域，如调整法人税、强化公司治理、推进贸易自由化、实施农政改革和能源改革等。

（三）“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经济加速转型 

“安倍经济学”已步入第四年，当初提出的很多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甚至遥不可及。例如，日本银行提出的“两年内实现CPI上涨2%”，以及《日本复兴战略》提出的年均GDP名义增长3%、实际增长2%的目标等。日本民众对于安倍经济改革的评价也不断走低，如《日本经济新闻》在2016年2月底的舆论调查显示，肯定“安倍经济学”者占比仅为31%，远不及否定者所占的50%。那么，“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简而言之，日本经济结构转型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虽然这种转型并非始自第二届安倍内阁，但很显然“安倍经济学”发挥了推动作用。第一，日本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国家总资产不断增长。截至2014年底，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已经接近1/5（24.3%）；日本对外融资规模超过美英，成为全球最大融资国;日本国家总资产达到3108万亿日元。第二，社会资源继续向企业部门转移，日本企业所掌握的金融资产、现金以及经常利润等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为企业主导产业创新与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经济结构转型的良好基础面。第三，日本经常收支继续保持盈余状态，但其结构特征已由传统的贸易赢利模式转变为海外投资赢利模式。2011年以来，海外投资的利润回流及专利收入正在成为支撑日本经常收支保持盈余状态的重要支柱。第四，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2015年访日外国游客逼近2000万人次，日本政府设想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另外，日本政府为推动服务贸易所进行的投资也成为拉动国内投资的重要引擎，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第五，高附加值化的产业升级也开始加速，“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战略发挥推动作用。 

（四）日本经济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风险 

首先，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财政如何重建，而其根源又是少子老龄化问题。这既是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主因，也是今后发展的最大风险。2015年，日本主权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高达231%，位列发达国家之首，其净债务与GDP之比也达126%。为了摆脱严峻的财政困境，2012年日本政界曾打破朝野局限，达成消费增税的共识。但事实表明，提高消费税率严重打击了消费，致使2014年的日本经济增长转为负值。而且，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对以消费增税实现财政重建的计划形成严峻考验，因为即便今后日本GDP每年名义增长3%，消费税率为10%，税收的增长速度也赶不上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到2020年二者缺口仍达10万亿日元。因此，日本必须在社会保障领域实施彻底改革，如调整养老金支付方式与额度等，若延续传统的“寅吃卯粮”方式，日本政府的财政重建梦终将破碎。

其次，结构失衡问题也是威胁改革成功的关键。以通货再膨胀理论为基础的“安倍经济学”的改革药方，与长期通缩的日本经济显然是“对症”的。但是，本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改革框架，却表现出“央行独舞”的显著特征。三年多来，“安倍经济学”的改革成果主要依靠日本银行推行的“双宽松政策”，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带来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这种“金融独行”势必遭遇政策效果的“天花板”，2016年1月黑田被迫亮出“负利率”政策措施就是明证。如今，日本版QQE的负面作用已经开始发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债等金融产品的功能正在丧失，“双宽松”面临“出口”难题，财政危机风险不断加大。因此，日本政府急需对这种失衡的改革框架进行调整，真正实现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再次，改革后续政策如何“落地”也是问题。仅就安倍内阁推出的新“三支箭”而言，剑指儿童培养与老人护理，显然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少子老龄化正是日本经济的“病因”所在。但是，这一华丽抢眼的目标却面对着极其严峻的现实。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是对“安倍经济学”后续政策的严峻考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是“安倍经济学”必须克服的难题。日本必须实施规制缓和、税制改革等结构改革，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这是日本摆脱通缩的最佳途径。日本还需要大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严重滞后的对内直接投资，促使日本企业扩大国内设备投资，避免产业空心化。

最后，外部风险也是日本经济必须面对的。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摆脱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更是如此。油价波动、经济危机，甚至是一场政治波动，全球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恐怕都会影响到日本经济。以石油价格为例，原油价格下跌对于能源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而言本是利好消息，但当原油跌破每桶30美元之后，日本股市竟然受到了拖累。日本股价之所以下降，其原因是沙特、科威特等产油国的政府基金持有大量的日企股票，而本国财政恶化正迫使其“出货”。2015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也威胁着日本经济，以邻为壑的措施可谓日本经济政策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