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昊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军事正常化”的发展》（全文约2.2万字）。

卢昊在文章中指出，冷战结束对日本的安全政策造成“多重冲击”。日本外部安全威胁大幅减退，但周边安全环境特征发生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压倒左翼革新势力，社会舆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安全自主意识持续受到刺激，而作为制约力量的和平主义思潮明显减退。日本大国化重点目标转向政治安全领域，80年代兴起的“正常国家论”逐步反映在国家战略与政策层面，成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的主要动力。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体现为适应与利用新形势，借助国际环境与国家战略“双转型”的背景，公开寻求突破安全政策，特别是运用自身军事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

（三）后冷战时代初期“军事正常化”的转型与新发展

 1. 日本回归并重新强化借日美同盟推进“军事正常化”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曾尝试优先通过多边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安全政策上的自主性。但在美国施压之下，日本“放弃了关于国际贡献的试探讨论，回归日美同盟，同时更加明确地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利益而奋斗”。90年代中后期，日美实现“安保再定义”，借助安全合作使得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并实现了日美同盟向“地区介入型”同盟的转变。日本利用同盟体制推进“军事正常化”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日美联合介入地区安全，促进自卫队“功能转型”。“美国的军力转型和周边威胁的变化，为日本的修正主义者们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提高自卫队能力的机遇。”另一途径则是，将日美防务合作作为增强自主防卫能力的战略资源。基于80年代的经验，日本在武器装备、军事训演等方面利用同盟更具有针对性。

 2.日本以“国际贡献”与“周边事态”作为切入点，促进安全政策外向化与“法制改造”

 冷战后，日本积极参与构筑国际安全秩序，将其作为推动安全政策外向化的首要切入点。1992年，日本出台《联合国维和行动法》，“通过意识形态上最不违逆，地理上又最遥远的议题，以最公开的和平任务与使命为理由，扩大自卫队行动空间，为军事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地区行动做准备。” 90年代中后期，日本主动将自身安全与周边安全联系起来，试图以“系统性地区安全政策”推动“军事正常化”。“周边事态”成为日本安全政策外向化的另一切入点。为此，一方面，日本积极判断与“塑造”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以此引导地区安全政策，作为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理由；另一方面，日本大幅增加地区外交中的安全议程比重，为日本安全自主和能力增强积累外部支持。

 3. 日本以应对“周边威胁”为由加强军力建设，推进军力转型

 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军力建设的“转型调整期”。“95大纲”沿袭了冷战时期“基本防卫力量”的提法，强调在有限预算下建设“合理、高效而精干”的军事力量，重视质量，优化配置，重点增强反导能力、反潜能力以及情报侦察与信息化能力。通过军力建设与部署调整，一方面，日本努力确保军事力量“均衡覆盖国土”并延伸到边境岛屿，将防御重点由北部转向西线与西南一线，开始加强面向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多元化威胁”，应对可能的小规模冲突与“特种战争”，努力提升自卫队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能力，推进军力转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作为准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装备、人员及权限快速增长。

（四）新世纪“军事正常化”的全面加速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威胁来源的多样化与安全网络的复合化，以及以中国崛起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格局变化，加深了日本的危机感。日本国内，在保守政治势力特别是领导人的公开推崇下，“正常国家化”及其战略、政策的“政治正确性”与价值观色彩不断被增强。以“恢复安全主权”与“在安全事务上发挥大国作用”为主要内涵的“军事正常化”被视为“正常国家化”的必然逻辑结果与政策构成。日本的“军事正常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期，以覆盖军事安全政策法制、体制、战略、军力建设、编制部署等各领域的系统化“强军工程”为基本内容。

 1. 日本高度强调以自主努力推进“军事正常化”，战略指向性空前增强

 在这一时期，日本“军事正常化”的政策出发点公开转向“依靠自己”，发挥自主性。2004～2013年日本出台的防卫政策（即“04大纲”、“10大纲”与“13大纲”）均在“安全保障基本方针”部分中，将“日本自身的努力”置于“日美安保体制”之前。2013年底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了这一精神。另一方面， 90年代中期起，中国因素在日本安全政策中所占位置日益显著， “军事正常化”日益以中国崛起为对象。日本一方面将安全政策，包括同盟协作的核心目标定位在“引导中国接受现行规则与秩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与渲染“中国威胁论”，促使内外舆论接受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并尽力引导日美同盟合作议程关注对华战略，不断寻求“锁定”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与战略支持，从而形成日美联手遏制、威慑中国的形势，在对华战略竞争占据主动。

2.日本加强了对日美同盟的“战略性利用”，并促使同盟体制与国际合作、地区安全政策相对接

日美同盟承接了冷战结束后“安保再定义”的发展趋势，美国“亚太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2015年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标志着日美同盟以“扩大同盟体制中日本的作用”为基本方向，向着“全球型”、“全天候型”和“全面共享型”的同盟模式发展。美国推行“自愿同盟”和灵活的安全伙伴体制，以市场化的、实用主义的方式管理盟友，促使日本以更具工具性、现实性的态度来对待美国，提出“管理美国的霸权”，试图将“日美同盟中的日本战略”转化为“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一方面，日本通过支援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为在安全政策上“自我解禁”继续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前所未有地主动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由此在联合训练与演习、武器装备与技术共享、联合情报收集、警戒与侦察（ISR）上享受到更多利益，并迅速将合作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此外，日本利用“日美 1”模式，快速拓展自己的地区安全伙伴网络。

 3.日本全方位、系统化地推进军力建设，强化军事安全体制

 军力建设方面，日本明确以超越“专守防卫”需要、立足于“遏制与反应”的指导思想来引领军力建设。以“动态防卫力量”及“统合机动防卫力量”等理念为指导，陆海空自卫队陆续进行了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改编，强化海空作战力量优势，推动军事装备的大型化、尖端化，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在太空、网络等“战略新边疆”进行重点军事技术开发。军事安全体制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全面升级军事安全体制，主旨为进一步集中权限、强化决策指挥和应急，打破“文军界限”，提升“制服组”即职业军人的决策地位与影响力，充实防卫部门在武器装备管理、后勤支援、情报调查等职能，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日本安全决策效率，为自卫队执行大型、远程化作战与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4.日本大幅度推进“法制改造”，试图构建基于“军事正常化”前提的新安保法制与政策体制

 这一时期，围绕自卫队海外行动与日美联合干预“周边事态”，日本继续贯彻以“法制改造”推进“军事正常化”的思路，且力度前所未有。以“9·11事件”与支援美国反恐战争为契机，日本在2001年连续出台法案，派遣自卫队军舰前往印度洋为盟军补给燃油。2003年，日本通过“有事三法案”以及允许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以上新法案大幅放宽了对自卫队行动范围、出动条件和武器使用的法律限制，强化了政府乃至首相官邸的军事决策权，增强了日本海外军事介入的实际操作能力。日本“法制改造”的特点是与保守政权的修宪进程更密切关联，且涉及法案数量空前增加。安倍内阁上台后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安保法制一揽子修改。新推出的《和平安全保障整备法》与《国际和平支援法》不仅是此前“有事法制”修订的延续，而且标志着日本在安保法制全盘“松绑”上达到了一个新高点。日本还将武器出口问题作为动摇“专守防卫”原则的另一突破口，出台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迅速开展对外武器技术合作，试图将法律上的“正当性”转化为政策实践。

 (五)结论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日本对“军事正常化”的目标追求与政策实践。基于战后特定历史，日本的安全政策必须与战时的军国主义决裂，遵循和平宪法原则以及民众的和平主义意愿，但围绕“如何实现军事正常化”这一问题，日本从未放弃摸索和努力。总的来看，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正常化”的发展，主要为方向摸索与较有限度的政策实践，后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正常化”则取得了更多实质成果与“重大突破”。作为内部环境因素的“正常国家化”理念与政策，以及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美国全球与亚太战略的调整，成为日本“军事正常化”发展提速、军事安全政策能量迅速累积并向外输出的主要背景。

 日本安全政策核心的问题是处理自主与同盟的关系，战后日本保障自身安全主要通过两个基本路径，即自主努力“渐进地建设自主防卫力量”，以及依靠日美同盟。日本安全政策意识也相应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关于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价值判断，二是关于自主地使用军事力量保卫国家的意愿。在日本“军事自主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日本通过自主地规划、实施基础军事体制与力量建设，以及“适时”进行安全保障方面的“法制改造”，提升自身在安全上的能力、扩大运用能力的权限与自由；另一方面，日本努力在同盟体制中争取自主地位，开展对同盟的“战略性利用”，建立超越“专守防卫”的安全自主态势。在日本安全政策的主观意识中，自主性与同盟体制从最初的难于共存，到逐步交汇统一，在实践中形成了合力。日本安全政策中自主性的增强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它已经充分表现，并且还将继续表现在日本推进“军事正常化”的历史实践中。

 日本“军事正常化”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国家战略与安全政策将走向极端的军事中心主义，也很难设想现今的日本会重归战时的军国主义。但在“吉田主义”传统安全路线式微的情况下，受到政治保守化、狭隘民族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影响的日本“军事正常化”，有相当可能性会偏离和平主义轨道，其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即使从保守政权的立场与角度出发，日本在当前的环境下欲推动“军事正常化”，自身也需要解决一些难题：日本推进“军事正常化”的举措能否得到财政资源、主流民意的持续支持？能否得到由于日本的错误史观或零和竞争策略，而与日本产生隔阂的邻国的认同？其推进过程中“以战略定威胁”的思维，以及借助同盟实现自主的策略是否科学？这些疑问都值得日本深思。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对地区安全负有重要责任，日本在安全上自主倾向越强，“军事正常化”推进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对外政策影响也会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