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武寅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日本的三个70年》。

武寅认为，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以来构筑的整个战争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这个链条上此前已经发生的那些侵略战争的延续和升级。要深刻领悟这场战争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必须把视野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以这个70年为基点，再往前和往后各推70年：第一个70年是二战结束前的70年，即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国家未来发展目标，并选择和实施具体发展路径的70年；第二个70年是二战结束后的70年；第三个70年是展望未来的70年。今天的日本应当做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发自内心地主动选择一个既对本国富强、也对世界和平具有积极贡献的发展模式。

武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了。这70年，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意味着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仅仅回顾70年是不够的，因为日本70年前以失败告终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以来构筑的整个战争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这个链条上此前已经发生的那些侵略战争的延续和升级。

因此，要想深刻地领悟这场战争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就必须把视野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以这个70年为基点，再往前和往后各推70年，通过连续考察这个贯通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大视域，我们的思考就会得到更多的启发。

（一）第一个70年：确立国家未来发展目标、选择发展路径

第一个70年是二战结束前的70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国家未来发展目标，并选择和实施具体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70年。

明治维新是一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大变革，它在日本爆发，并不是日本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在内患外压的严峻形势下发生的一场突变。正因为如此，维新政权诞生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有些是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比如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等等；也有些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比如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近代民族国家，实现近代化等等。那么，如何完成这些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使日本能够尽快摆脱贫穷落后，成为一个富国强国呢？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手段呢？

日本统治集团给出的答案是，要以西方列强为榜样，成为一个扬国威于海外的“大日本帝国”。对于一个后发的小国来说，这等于是，要把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资本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三步并作一步，在短短几十年内赶上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而展开的激烈角逐中，日本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超常规发展的捷径。那就是，搞武力扩张。

通过发动战争，既可以向世界展示日本的国威，又可以直接掠夺别人的财富来快速养肥自己。日本资本主义内在的特殊性，使它的武力扩张表现出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残忍性，一个是欺骗性。

所谓残忍性，是指先天不足的日本资本主义为了尽快补上自己的短板，缩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在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的过程中，一边大肆掠夺劳工、掠夺资源、掠夺金钱、掠夺领土，一边把不平等条约和殖民枷锁强加给被侵略国。通过极端残忍的侵略暴行和敲骨吸髓般的殖民掠夺，日本得以加快脱贫致富、赶超列强的速度，它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甲午战争后，日本掀起了后期产业革命的高潮；日俄战争后，日本被西方列强刮目相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迈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欺骗性。日本资本主义的先天落后与后天的超常规发展，构成了一种合理因素与非合理因素的复杂混合体。它使日本统治集团建构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先天落后性被反向利用。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的确很低，不仅在经济方面与英国等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政治方面还带有许多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似的地方。直到1894年，也就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日本才初步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一战前，日本才最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间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一战后，当列强从总体战的角度出发，开始考虑适当承认劳工权利的时候，日本还处于连劳工法都没有的阶段，因为日本的工业生产还远没有达到大规模集约化、组织化生产的阶段。因此，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到有关问题时，日本不得不要求把自己列为“特殊国”，也就是执行相关条款时，日本可以享受与殖民地国家同样的“特殊待遇”。

日本统治集团正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后发国家这种要求发展的正当愿望，把国家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这两个本不相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用发展目标中的合理因素去掩盖和装饰发展路径与发展手段的非合理性。比如，把“争取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的正义性目标，与“弘扬国威”、“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等蛊惑性言论嫁接在一起；把“富国强兵”的积极目标与侵略掠夺的战争手段相互置换，混为一谈，编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观点。把在这套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武力扩张史，说成是日本国家民族的光荣奋斗史，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套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被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成为统治集团代代传承的信念和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是这种“国家意志”的再次显现。如果说这一次与甲午战争以来的历次侵略战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从而宣告了70年武力扩张政策的破产。

（二）第二个70年：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个70年是二战结束后的70年。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继承了战前日本统治集团建构的所谓“国家意志”，也继承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和立场，他们在战后日本的重建与发展中，继续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战后围绕保守势力的国内外环境和形势却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国际方面，对战犯的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否定，以及包括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这一切都给了右倾保守势力沉重的打击。在日本国内，美国主导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以及和平宪法的颁布，给和平民主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活动的舞台。日本战后爆发的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群众性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革新政党的上台组阁，以及保守派修宪企图的始终无法得逞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战前那种“国家意志”一边倒地控制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极端状态，已经被战后两种力量的长期博弈所取代。日本是要重蹈战争覆辙还是要和平发展，成为右倾保守势力与和平民主力量博弈的实质内容。

正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使日本迄今为止走的是一条与战前截然相反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样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需要外向型发展的基本国情，但日本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不是靠枪炮，而是充分调动自然条件中优势的一面，比如发挥狭长岛国海岸线长、天然良港多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构建沿海交通运输网、国际贸易网，做到资源配置、生产经营、国内外市场的最佳组合。日本充分发挥了好学的国民特性和重视教育的传统做法，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和欧洲学习，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手段，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战后日本通过和平发展，实现了战前靠侵略战争没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赶超了欧美，开拓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场，成了名列前茅的世界性经济强国。

但是，对于抱着战前遗产的右倾保守势力来说，战后的和平发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并不代表他们价值观和立场的转变。他们追踪战后国际国内大气候不断发生的种种变化，始终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通过各种言论和行为，顽固地贯彻他们继承的那套理论和立场，使日本在战后和平发展的主流下，始终是暗流涌动，起伏动荡。进入21世纪以来，右倾保守势力的活动更是急剧升级。他们凭借手中把持的政权，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接连不断地抛出各种挑战和平底线的政策法规，采取各种违背宪法和民意的危险行动。不但给国内，而且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极大的不信任感，对地区及国际安全构成难以预测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与右倾保守势力的频频挑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平民主力量的遏制作用也在越来越顽强、越来越大规模和持久地表现出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违背和平底线的法案和行为坚决说“不”。和平民主力量的行动和作用对政权的影响力，以及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轻视。

（三）第三个70年：日本走向何方？

第三个70年是展望未来的70年。到那时，21世纪已接近尾声，许多现在的疑虑、困惑和推测都将有清晰的答案。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将会看到，中国的发展的确不但不是对周边的威胁，反而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不可缺少的正面力量。中国所积极倡导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和新型大国关系，通过自己的不懈解读和身体力行，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经历了前面两个70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日本能否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呢？也就是说，日本能否真正看清了，在已经过去的两个70年的历史中，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继承的，又有哪些是必须扬弃的。不能自欺欺人，更不能误判形势，误导国家，误导民族，把国家再一次引到危险的道路上去。中国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中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刚刚结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评论说：“二战结束已经70年，我们不应将焦点过度集中于过去不幸的历史，我们希望中国能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应对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我们已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一看法。”

这番评论似乎想表达，中国总是揪住过去的历史不放，而日本更注重翻过历史，面向未来。那么，日本想要怎样翻过历史、面向未来呢？只要看一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8月14日发表的讲话就一清二楚了。

这篇代表日本政府态度和立场的讲话，究竟向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听话听音”，我们不仅听到他说了些什么，而且听出了他话里有话，听懂了他的话外音。安倍在这篇讲话的结尾部分，联系历史展望未来，说出了战争的原因、责任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和打算等一系列代表日本政府立场和观点的重要问题。

安倍说，日本能有今天，是美、澳等“许多国家超越恩仇提供善意和支援的结果”。他有意不提中国，是想暗示，中国不能像这些国家一样超越恩仇，而总是揪住历史不放。

安倍说：“我们继续将区域经济集团化促发纠纷萌芽的过去铭刻在心，正因为如此，我国努力发展不受任何国家恣意影响的自由、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这是在借题发挥，借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形成了美元集团、英镑集团等催生战争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抨击今天中国倡议的亚投行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安倍说：“我们继续将我国曾经当过国际秩序挑战者的过去铭刻在心，正因为如此，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这是一方面在暗示国际社会要警惕今天的国际秩序挑战者，一方面宣誓日本要把“价值观外交”进行到底。

这些话外音才是日本的心里话，也正是这些心里话所代表的日本政府的本意，令日本的邻国、东亚乃至世界感到一种不信任和担忧。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希望在未来的70年，或者像安倍讲话所展望的“战后80年、90年以及100年”，日本能够真正看懂，究竟怎样做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发自内心地主动选择一个既对本国富强、也对世界和平具有积极贡献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这不仅是日本人民所期待的，也是亚洲地区和国际社会所欢迎的。历史将证明，这一选择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论是什么人，如果坚持逆流而动，最终只能被代表历史潮流前进方向的正面力量所取代。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