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前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前名誉会长刘德有在《日本学刊》2015年增刊发表《坚持以科学态度研究日本》（全文约4000字）。

刘德有在文章中指出，1990年夏衍同志在中华日本学会成立时发表讲话说:“我们对日本的研究有许多还不够深入，一百年来，很少有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民族性，现在日本是超级经济大国（按:原文如此），怎样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走向，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近些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有了很大进步，我认为中日之间还缺乏真正的了解。”接着，他列举一些事例说:“二次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从来不承认是投降，而说是‘终战'，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进出'。日本人这样一种国民心理，很值得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进一步研究。”

夏衍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日本。他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深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民族性。我想，不只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性是如此，研究一切问题，似乎都应该如此。虽然这是夏衍同志2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但我认为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今天国际形势虽然经历了巨大变化，但为什么日本执政者中的某些人至今硬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过中国?为什么他们执意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承认当年驱使亚洲国家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为什么他们瞪着眼睛胡说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与中国不存在争议?为什么日本的走向趋于右倾化，右倾思潮在肆虐?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难道我们不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进一步深入进行探讨和研究，并给予科学的回答吗?

怎样才能做到“科学”?这是问题的关键。要想做到科学，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要用唯物辩证法对客观事物加以全面具体地分析，不能主观武断，不能绝对化，不能以偏概全。

日本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于日本人，我们不能笼统地下定义，笼统地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我认为，对于日本人是应该而且可以加以具体分析的。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时，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日本政界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活动和国际交往中，特别喜欢使用暧昧模糊的语言，来回避矛盾，或者不敢接触问题的实质。应该说这种暧昧模糊是“虚像”，而在“虚像”的背后常常掩盖着“真像”、“实像”。

日本著名诗人、评论家大冈信在《朝日新闻》上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日语绝不暧昧。”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很不像样的决议，所以大冈信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日语绝不暧昧。他指出，这一决议有意识地、暧昧地使用日语。很显然，决议的文字就是为了达到模糊战争责任的目的。他说:“日本应当明确地承认过去做的事，自己做过的事，应当用明确的语言加以描述。不这样做的后果，对内对外不知带来多大负面影响。特别是会严重地影响下一代的历史认识教育，对于这一点应当负责地加以考虑。”

我觉得这是一位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话。由此可见，日本人和日语绝不是暧昧的，要想把话说明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你想说明确还是不想说明确。

又例如，有些人比较强调日本民族的特殊性，而且有人说日本文化就是跟其他民族不一样。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但有些东西不能过分强调。日本首相和一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说“这是日本文化”。

我说这不是日本文化，这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些日本人说，人死了，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罪人，死了都成佛。未必。难道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甲级战犯，死了以后也“成佛”?

我们要看到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右翼势力，尽管他们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但右翼思想有时呈蔓延的趋势。对于如何认识那场战争的问题，在日本一直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我认为日本首相和一些政客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有它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的学术沃土，应该有自己的基于科学的观点，而不应该是日本本土相关学科研究的简单模仿和拷贝，人云亦云，重复、照搬。它应当把中国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共同课题引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去，并以自己的成果为中国学术界提供某种参照以及新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资源，同时通过与日本的学术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日本学研究界开展交流，吸收他们的优秀成果，并贡献我们的创见、启示和新的契机。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用主观意图去替代客观事实，甚至用“削足适履”的方式去为“现实”服务。

总之，我认为日本研究应当从实际出发，对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的。当然，我们还要通过国际交往，吸收和借鉴别国学者一切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要有新发现，要有新创见。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