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朱锋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发表《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全文约1.3万字）。

　　朱锋在文章指出，中日两国都曾是深受二战后国际体系影响的国家，都曾是冷战时期亚洲地缘政治分裂所形成的对抗阵营的重要国家。不同的阵营选择，开启了战后时代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共同点是，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两国都从一度国际体系的“边缘”，先后走到了国际体系的“中心”。不管我们曾经用什么样的定义来描述日本，经历了战败到战后复兴成功的日本，都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国”。中日关系今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到历史真正意义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上的“大国关系”，并且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标准定义，是具有“体系性影响能力”的国家。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不同点是，中美关系具有全球体系的影响能力，而中日关系更可能影响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一）中日关系的演变曾深受二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刻影响。二战结束之后，中日关系很快被在亚太地区的美苏冷战所绑架。美国为了在亚洲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围堵社会主义势力的扩张，不仅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罪犯的惩罚，甚至有意保留天皇制来扶持战后日本迅速成为其在远东新的战略盟友。朝鲜战争在给战后日本经济输血打气的同时，让中美、中日关系迅速变成敌对关系。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会，新中国没有收到邀请，重建战后东亚秩序的“旧金山体系”既忽视了新中国的利益和声音，也将遏制新中国的发展作为这一体系的目标之一。

　　二战后的中日交往，深受亚洲冷战秩序的影响。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签约的《日美行政协定》和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东亚持续的冷战状态，让中国无法在对日条约安排中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声音。1971年美国在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刻意模糊了本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的公正立场，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治权。这是今天钓鱼岛领土争议始终在中日之间无法得以解决的国际根源之一。

　　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大幅度地调整其亚洲战略，寻求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转而重视因为中苏对立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而游离出来的“中国角色”，利用中国因素来牵制与制衡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了历史性的接近历程。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时代性转变，让日本也转而追求“联华反苏”的安保政策。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而摒弃前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客观上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亚洲战略格局变化的产物。即便如此，70年代中日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主导性因素，并非只是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是新中国的发展让日本意识到了承认新中国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倾向，推动日本外交要为降低冷战的对峙做出努力。中日关系随后的发展，则是70年代末中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日学习”问题上的真诚，以及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引入“日本贡献”的战略眼光，使得中日关系的国内政治因素对两国关系及时做出时代性调整，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动力。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日关系开始具有推动亚洲合作和走出冷战阴影的战略内涵。其中的原因，不仅是两国经贸合作的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两国高层比较顺畅的沟通、两国人民的亲近感以及中国政府与社会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务实和冷静立场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后冷战初期的中日关系依然维持了友好合作的基调，日本是西方国家中最早走出对华制裁的国家。中日在细川—村山时代实现了两国关系向后冷战时代的平稳过渡。后冷战时代的前十年，中日关系并没有被亚洲战略格局的演变所左右。当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替代原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战略盯防对象时，日本的政策仍然在有意拉开和美国的距离，中日关系在90年代依然保持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1996年《桥本—克林顿宣言》，结束了日美同盟后冷战时代的“漂流”，日美安保同盟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台湾问题有可能将中美两国拖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日本的战略选择是，在依靠日美同盟防范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亚太安全挑战的同时，依然保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定程度的战略平衡，1997年的《周边事态法》强调周边的定义不是“地理概念”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9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一路下滑，从2001年小泉上台后的“政冷经热”到今天甚至可能出现“政冷经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不是亚洲地缘战略环境在主导，而是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国力上升和“走向世界”热潮的启动。在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出现的同时，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深刻变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的日本，也不断走出冷战时期被压抑的国家意识，寻求在“和平主义”和“正常国家化”之间有新选择。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苏醒并迅速变得炙热的时代。正如万民教授所言，中日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后冷战时代转型进程，将彼此的相互埋怨、嫌弃与敌对的互动进程，变成各自的认知逻辑的过程。这种埋怨、嫌弃和在价值观以及行为上的敌对，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忧虑，使得任何军事能力的变化甚至政治性的声明，都可能被解读为威胁。中日的“对手关系”（rivaling relations）开始形成。

　　（二）中日关系的演变正在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至今日，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继续减弱，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并不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相反，中日关系的演变却正在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不再是冷战时代的中国和日本。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活跃的外交、军事与安全角色的发展，中日未来的互动进程本身可能将导致国际战略格局和地区秩序的深刻变化。冷战时代，中日两国关系之所以会不断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是因为两国在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和苏联相比，都只能算作是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从属性角色”或者“次级角色”。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安倍主政下的日本也在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同时正在经历着国内经济、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深刻变化。中日两国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今天东亚区域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变量关系之一。未来对东亚安全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预测与分析，必须走出中日关系在权力结构中依然是从属性次要关系的认识。未来究竟是世界战略格局在影响中日关系，还是中日关系正在重新塑造和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战略迫切性，已经前所未有地摆到了人们面前。未来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世界战略格局影响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同时又在重新塑造和改变国际战略格局。这更可能是两个并行不悖、互相影响的进程。

　　指出东亚政治新的历史事实，并非为了削弱我们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争议、亚太区域安全以及未来两国经贸联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利益与立场的追求。恰恰相反，认识到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可能独立塑造东亚区域安全与经济秩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面对中国今天正在面对的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来自日本的战略压力。这种压力是综合的、多样化的和长远的。2011年11月，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那时以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大收益，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本经济、外交和安全战略所出现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振兴战略，有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时公然强调“制衡中国”的露骨挑衅，也有日本2013年12月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所打造的新安全战略理念，更有通过“重新解释”获取部分战争权利时的日本政治决心。“安倍时代”的日本这些变化，不仅实质性地拓展了美国在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时的亚太战略空间，同时也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竞争增加了众多可选择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手段。

　　我们传统认识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安全利益的时候，总是将对美、对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中美、中俄关系似乎总是比中日关系具有更为深远和全局性的战略含义。今天，我们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以国内社会动员为基础、以经济和军事能力升级为导向、以强化日美同盟合作为基础、以牺牲宪政主义为代价的日本。 

　　许多亚洲问题的观察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将决定中日关系。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轻视中日关系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今天。然而，未来我们很可能已经经不起这种“轻视”，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搞定美国”就能“搞定日本”。“日本因素”很可能正在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战略走向的重要变量。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正在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的对日政策视为测试和挑战美国在亚太战略意志和战略能力的“关键”。面对中国不断崛起的势头，美日同盟的战略关联性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原因之二，则是美国和许多区域国家，正在有意地放纵日本的“重新武装”。国际体系对日本的制衡因素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日本的大国转型和军事发展正在享有重要的“中国红利”。

　　今天，原已降到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但是，寄希望于安倍的政策调整就能带来中日关系的迅速升温，给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带来“利好”，是不现实的。由于缺乏国内政治竞争对手，安倍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尽管在日本国内遭受诸多批评，2014年10月末安倍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了九个百分点，但安倍政府长期执政几乎已成定局。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需要的是战略意志和政治智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5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所指出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要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未来要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1.客观、理性、真实地探讨和定位中日关系

　　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和真实地探讨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在探索解决之道的同时，展示出管控危机和缓和紧张关系的决心与勇气。中日两国都需要认真研究彼此的关切，而不是简单地抱怨和指责。面对钓鱼岛领土争议，安倍政府曾一味拒绝承认争议存在，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也构成了自2012年9月日本“国有化”错误做法以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公务船对峙局面迟迟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安倍政府拒绝承认中国2013年11月23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顽固做法，也无助于缓和东海紧张局势。中日双方需要摸索在东海争议海域和空域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出现事故性的撞船或者撞机事件不测事态。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军事性流血事件，或者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将使得两国关系的伤口进一步撕裂。这一伤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都难以弥合。2014年9月末，中日两国已经恢复了海上沟通机制谈判，两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海上事务级磋商也得到了重新启动，二轨对话也渐趋活跃。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首脑进行了会晤。这些积极态势应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恰恰由于巨大分歧和争议而需要继续发展、提升对话和沟通的管道。

　　2.重建支持和承纳两国关系未来稳定的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

　　我们需要重建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有责任、有意识、有步骤和有计划地开展接触与交流，重新培养国民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中日两国历史上有过两千年的交流史，两国的文化曾经相互浸润。更重要的是，这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历史，共同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进步、繁荣和发展。中日历史有着巨大伤痛，而中日文化互惠也有悠久的渊源。中日两国社会必须培育起共同的信念，不是简单的“永不再战”，而是中日的合作将决定亚洲的未来。如果中日走向冲突，则将是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无法承受的灾难。

　　3.调整观念和心态，积极、务实地直面两国新变化

　　我们要调整观念和心态，升级政策话语体系，更加积极和务实地“研究日本”。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造成最大伤痛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情绪性的爱国主义只会误导和坏事。只有积极、务实地正视日本的存在和关切，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地认识日本，才能真正做到在战略上重视日本。中日两国的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必须从观念到心态进行调整，从容和谦虚地直面两国内部所出现的诸多新变化。从经济上来讲，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年就会收回，今天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的市场发展决定的，不能简单说两国的政治关系恶化而经济关系受影响。当然，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讲中日“政经分离”，可以“政冷经热”，但今天需要一系列新的概念。今天中日“政冷经热”，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政治和安全的紧张，还有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市场分化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和竞争的上升，最近中国对12家日本企业的反垄断罚款，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行为。深入把握中日关系，需要我们在东亚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新趋势、新变化的准确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得到。

　　未来若干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不会一帆风顺，将在合作和斗争中前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日两国作为战略对手的特点也将难以改变。但是，中日关系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客观认识和冷静应对的时候。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政治正在进入新一波战略性大调整的时代，区域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已经真正到了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但要走出历史”、“面向未来，更需要主动塑造未来”的时刻。